书讯｜严粲《诗缉》：“宋人说《诗》第一”

严粲《诗缉》：“宋人说《诗》第一”

《诗缉》三十六卷，南宋严粲撰。严粲（1197—），字坦叔，一字明卿，号华谷，福建邵武吕溪人。早年从谢尧仁游，及谢氏移家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严粲随至江西，樽酒论文为乐，如是者十载。严粲“抱负才业，有志当世”（袁甫《赠严坦叔序》），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登蒋重珍榜进士第，曾任徽州椽、饶州椽、耒阳令、雩都令、清湘令、横浦令等，官至中书舍人。严粲工于诗，有《华谷集》一卷，与严羽为族兄弟，而宗族中独严粲能以经学著称，熟谙《诗经》，著有《诗缉》。《宋史·艺文志·经部·诗类》著录为“严粲《诗集》一部”，“诗集”当是“诗缉”之误。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始著录《诗缉》三十六卷。

严粲撰《诗缉》，用力有年，至淳祐八年甲辰（一二四四）全书已成，请序于林希逸。是书始刻于南宋淳佑八年戊申（一二四八）夏五月，时粲官清湘令，在其《发清湘》诗中有“诗从就柱刊”“余俸刊诗卷”语，可为印证。而是书之卷端结衔“朝奉大夫臣粲述”，可知《诗缉》刻成时，严粲任朝奉大夫。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二，淳佑九年八月严粲以朝请郎任浙东提举。依宋代官阶叙迁之制，朝奉大夫当在朝请郎二年后，因此，严粲为朝散大夫最早应在淳佑十一年（一二五一）。可知《诗缉》之刊刻不易，至少历时四年以上。

严粲《诗缉自序》称此书之著，缘于教授子弟，“便童习耳”，但《诗缉》一在《诗经》学史上实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林希逸《严氏诗缉序》评价此书能“度越诸子”，“《诗》于是乎尽之矣”。清人万斯同《群书疑辨》称“严氏《诗缉》为千古卓绝之书”。姚际恒《诗经通论》谓《诗缉》为“宋人说《诗》第一”。曹庭栋《宋百家诗存》称严粲《诗缉》“与朱晦庵《诗传》相表里，学者宗之”。《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书于“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并称善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谓“南宋诸家中，惟严与吕氏可以匹敌，他人莫能及也”。近人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亦称赞说：“宋人治《诗》之集其成者，无逾严粲《诗缉》。”诸家所言，足见《诗缉》为人所推重的程度。下文我们将从四个几个方面具体了解《诗缉》一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价值。

宋代疑辨思潮勃兴，《诗经》研究中最大的分歧即在于废《序》与尊《序》之争，其中主张废《序》的有欧阳修、郑樵、朱熹、王质等，而尊《序》派则有程颐、范处义、吕祖谦等，严粲亦属于尊《序》派，更具体地说，是尊《首序》。这一立场与苏辙《诗集传》相近，苏辙认为《诗序》“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辞者”，故仅采《诗序》首句，而尽去其余。严粲与之相同，亦严格区分《首序》与《后序》，认为：“《后序》附益讲师之说，时有失诗之意者，一断之以经，可也。《首序》之传，源流甚远。……或欲并《首序》尽去之，不可也。”（《东门之枌》）各篇题解中，严粲常驳斥《后序》“支离”（《卷耳》《伐木》）、“其辞衍”（《山有枢》）、“衍说”（《鱼丽》）、“其辞赘”（《旱麓》），而《首序》则言简意赅，辞旨深远，严粲认为乃是“经圣人之手”，例同“《春秋》书法”（ 参《芄兰》《叔于田》《有女同车》《狡童》《鸱鸮》等诗题解），寓有褒贬微言大义，故而严粲着力申说《首序》之旨。如，《叔于田》之《首序》曰：“刺庄公也。”严氏认为《首序》之说与《春秋》书“郑伯克段”讥失教之意同：“《首序》经圣人之手矣，说《诗》不用《首序》，则二《叔于田》皆为美叔段，《椒聊》为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同理，严粲以《君子偕老》刺卫宣姜，而非美其服饰、容貌之盛尊；以《硕人》为闵庄姜，非美庄姜族类之贵、容貌之美、礼仪之备。诸如此类，皆能不囿于表面的诗辞文本，而是以《序》说为归依，钩隐抉微，阐发诗人微言大义。

严氏对《首序》的尊从，在所谓“淫诗”的辩题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宋代《诗经》研究因为存《序》、废《序》之争而引发的一个重要辩题，废《序》派如朱熹将诸多风诗解释成民间男女戏谑淫悦之辞，吕祖谦则信守《诗序》美刺之说，二人就此曾往还辩论。在这一问题上，严粲与吕祖谦相一致，从美刺的立场上审视此类风诗的创作及教化功能。严粲认为：“故凡刺诗，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东门之枌》）又曰：“圣人存之以立教，使后世知为不善于隐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恶名播于无穷，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谨恐惧也。读《诗》者，能无邪尔思，则凛然见圣人立教之严矣。”（《泽陂》）从中可看出，严粲尊《序》立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皆在发扬圣人“诗教”之旨。

严粲在具体阐释诗旨时，也能不失《诗》教精神。如，不以“狡童”“狂童”目郑太子忽；不以“硕鼠”斥呼其君，而指为聚敛之臣，皆能得《诗》教“温柔敦厚”之训。这一点在分析诗歌作者与创作视角时也有体现。如，《新台》，旧说皆谓卫人讽宣公纳伋之妻，而严氏则审乎辞气，断为齐人恚怒之辞，谓：“燕婉之求，自齐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丑诋卫君而无嫌，非卫人之辞也。”又，论《齐风·南山》《敝笱》《猗嗟》皆刺鲁桓公、鲁庄公，谓“皆归咎于他人，盖不忍斥言其君之恶者，齐臣子之情也”。诸如此类，皆能妥帖人情。

《诗序》“美刺”的阐释传统，有其特定的经学背景。而以宋儒“据文求义”的思路看来，“美刺”说罔顾诗辞文本，常引申到政治道德教化上，难免穿凿。因此朱熹即主张：“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又曰：“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看，徐徐玩味。”（《朱子语类》卷八十）此是废《序》派的读《诗》法，《诗经》研究也由此另辟出新境。

作为对新说的响应，尊《序》派的严粲对《序》说与诗辞之间依违离合的关系，也应有所申说、推衍。通观全书，“涵咏浸渍”“吟咏”“玩味”“默会”“体会”等语随处习见，其意在于“涵咏三百篇之性情，则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诗缉后序》）。其实，所谓“言外之趣”，已表明一方面需玩味辞章文脉，另一方面又应该不囿于文辞本身，须探得言外深旨。因此，“涵咏”与“言外之趣”间的虚实分寸，又全以《诗序》为提掇，方能纲举目张，本末不乱。如严氏在《君子偕老》题下所论：

此诗惟述夫人服饰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乱之事，但中间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讥刺之意尽见。《硕人》惟述庄姜之美，不言庄公不见答，但中间有“大夫夙退”二语；《猗嗟》惟述鲁庄之美，不言不能防闲其母，但中间有“展我甥兮”一语。三诗体同，皆中间冷下一二语，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此“中间冷下一二语”，正是诗旨点题处，不可轻易放过，需仔细涵咏，方能体会诗中优柔委曲之意。诗辞诡谲，不便直言，这一诗意表达在讽谏变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如严氏所言，“或托物，或陈古，言在于此，意寓于彼，诡辞以谏，而不斥言其失，言之者所以无罪，闻之者亦足自戒”。因此可以说，“意在言外”不仅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也是一种讽谏的修辞策略。严粲在《頍弁》中对“意在言外”的形态有更具体的论述：

《国风》《小雅》多寓意于言外，或意虽形于言，而优柔纡余，读者不觉也。有言古不言时，而意在刺时者，如《甫田》《采菽》之类。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实刺郑庄；《椒聊》全述沃之盛强，而实刺晋昭。有首章便见意，余章变韵成歌者，此类甚多。有前数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见意者，如《载驱》之类。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间冷下一二语，使人默会者，如《硕人》《猗嗟》之类。有言轻而意重者，如《凯风》言母氏劳苦，而不言欲嫁。有先从轻处说起，渐渐说得重者，如《四月》忧世乱，而先叹征役之劳；《頍弁》刺危亡，而先说不宴乐同姓。读《诗》与他书别，唯涵泳浸渍乃得之。

严氏所归纳的七种类型，在《诗经》中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而从严氏的训解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言外之意”的揭橥都是以《首序》为圭臬，在“美刺”的范畴之下以意逆志，揣味弦外之音。因此，严粲所主张的“涵咏”“玩味”等读《诗》法，虽然与朱熹所主张不无二致，但在出发点和归依点上却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反过来，这也不能不说是严粲在遵守经学传统的同时，对宋学解《诗》新风向的一种适应。

严粲主张“涵咏三百篇之性情”，从诗艺表达的特性出发，探求诗人吟咏之性情，揣摩诗人微妙的表达意图与效果。显然，这已经逸出经学的传统。张舜徽先生说：“治《诗》贵能以情度情，而超出于名物、度数、训诂之外，慎思以通其意。”以此评价《诗缉》，可谓的当。在《诗大序》的疏解中，严粲说：“诗出于人情之真。……盖诗由所感而作，不能自已，出于人情之真而非伪也。”又曰：“诗出于情之真，其感也深。”以“情之真”作为诗歌评解的键钥，与经师讲章之习气有鲜明的不同，故常能妥帖人情，言人所未言，时出新意，探得诗人性情表达之微妙。如严氏于《东山》诗中云：

今以前三章皆为述归士在途思家之情，后山诗所谓“住远犹相忘，归近不可忍”。盖别家之情，于久住之处，犹或相忘，至于归心已动，行而未至，则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劳之。《采薇》《出车》言“今我来思”，皆言在途之事，与此正同。

征夫在途，思家之情最切，严氏这一析论，十分熨帖人心，深谙风人之旨，可谓诗人千古知音。林希逸《序》云：“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而兴寄所在，若见其人而得之”。“逆求性情”，诚乃严氏解《诗》之秘钥。

严氏“逆求性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门窍就是“以诗言《诗》”，上举《东山》诗引陈师道诗即是一例。综核全书，严粲共引后代诗歌辞赋52次，上至屈原《离骚》，下至北宋黄庭坚、陈师道，所引最多者为杜甫，计12次。虽然在严粲之前，王质《诗总闻》、范处义《诗补传》、李樗《毛诗集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等也偶见“以诗言《诗》”之例，但严粲《诗缉》在引诗的规模、解《诗》的深度以及理论阐释上都更为突出，具有相当的学术史意义，对宋以下文学评解《诗经》之风起到重要的开导作用。

严粲“以诗言《诗》”的内在原因，林希逸在《序》中有所论及，其曰：“余尝得其旧稿，五七言幽深夭矫，意具言外，盖尝穷诸家阃奥，而独得风雅余味，故能以诗言《诗》，此《笺》《传》所以瞠若乎其后也。”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亦言：“严坦叔《诗缉》，其才长于诗，故其运辞宛转曲折，能肖诗人之意，亦能时出别解。”二氏皆认为这与严粲自身负有诗才、深谙诗法有关。诚然，严粲颇负诗名，与严羽、戴复古、叶绍翁、林希逸等皆为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曹庭栋《宋百家诗存》评：“其诗清迥，脱去季宋翕腻之习。”严粲诗人的身份及才性，固然对其“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独能深得诗人优柔之意”有所帮助，但这并不必然推导出“以诗解《诗》”的研究路径，《诗经》研究史上富有诗才的学者何止严粲。

对此，严粲在自序中道出了原因，其言：“《诗》之兴，几千年于此矣，古今性情一也。”认为古今诗人性情相通，在言志抒情、吟咏寄兴上并无二致。正是基于此，“以诗解《诗》”的研究路径才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后代诗歌在体裁、诗意、技法诸方面都受到《诗经》传统的影响，如林希逸所言，《诗经》“其流既为《骚》，为《选》，为唐古律”，因此，“以诗言《诗》”，钩沉其中的源流关系，可以突显《诗经》在中国诗史上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古今时空悬隔，诗意理解容有晦涩难通之处，后代诗歌既受《诗经》传统影响，以今况古、以今证古，正可藉以揣味古人诗情。具体来说，严粲“以诗言《诗》”有以下几种类型：（一）古今诗意相通，藉之可以帮助理解《诗》旨。如《东山》三章引白居易诗“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以证此章为征夫悬想思妇在家叹望之辞。（二）借后代之诗，以考知《诗经》礼俗人情之流衍。如《燕燕》诗，严粲谓“燕鸿往来靡定，别离者多以燕鸿起兴”，引魏文帝《燕歌行》“群燕辞归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谢宣远《送孔令诗》“巢幕无留燕”、杜诗“秋燕已如客”为佐，可见寄兴之情，千古相通。又，《斯干》八章“其泣喤喤”，严粲引苏轼贺人生子诗“试教啼看定何如”，谓以啼声长大为福寿之象之意，可见古今礼俗类同。（三）明辨诗体之源流。如《斯干》篇谓：“《西京赋》言长安，于前则终南、太一，犹此诗言幽幽南山；于后则据渭踞泾，犹此诗言秩秩斯干，《西京赋》祖述《斯干》也。”

以上几种类型多有交融，综合体现了《诗经》在诗史上的滥觞地位，更见出古今诗人寄兴之情相通，以诗言《诗》，正可“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探得风人深致。显然，这一研究路径已经逸出经学的范畴，别开生面。也正因此，从传统的经学立场来看，严氏难免遭到后人诋薄。对此，《带经堂诗话》张宗柟附识中评述道：

近退谷孙公则谓严氏太巧，只似诗人伎俩，非解经身分。窃谓《诗》学自为一宗，视他经稍别，唯虚与委蛇，妙协情事，如林氏序言“会其旨于数章，发其微于一字”，亦以意逆志之法也，巧何有焉？必绳以解经身分，是又艾轩先生所云：“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传古诗，难与论言外之旨矣。”又按，严氏解《诗》，间引唐宋之作，退谷所訾，此或其一端。董子云《诗》无达诂，如其与经旨比附，即以凡情证圣解也可。矧汉魏已来称《诗》者，类皆鼓吹风雅，性情一也，顾可画古今而二之耶?

孙退谷绳之以解经身分，诮其太巧，自然难识严粲“逆求性情”“以诗解《诗》”的真正价值。张宗柟谓“诗学自为一宗”，抓住千古风雅流衍、性情相通的特征，可谓严氏知音。明清时期，“以诗言《诗》”蔚然成风，如戴君恩《读风臆补》、黄佐《诗传通解》、牛运震《诗志》等，都是严氏《诗缉》之流裔，足见严书及其解《诗》之法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戴复古称“粲也苦吟身”（《祝二严》），“苦吟非草草，妙趣若平平”（《读严粲诗风撼潇湘覆江空雪月明以其一联隐括为对》），袁甫也曾说“坦叔有诗名,寓意推敲细入毫发”（《赠严坦叔序》），可知严粲作诗精于推敲，颇废经营，深谙诗辞音节之妙。因此，严粲主张“涵咏”“玩味”“默会”等读《诗》法，对诗篇辞章之法、文脉意旨也尤加关注。严氏这一解《诗》取径的逻辑，在《绿衣》一篇中体现的十分清晰：

读《诗》不可卤莽，如读“绿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绿色之衣，当玩味两“兮”字，《诗》有《黄鸟》《白华》,不言“黄兮鸟兮”“白兮华兮”，唯《绿衣》曰“绿兮衣兮”，盖“绿”字、“衣”字皆有意义，绿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点掇而丁宁之。

“读《诗》不可卤莽”，即是需熟读涵咏，徐徐玩味。严粲认为“绿”“衣”二字各有喻义，不可合而观之，并引《黄鸟》《白华》不言“黄兮鸟兮”“白兮华兮”为反证。严粲玩味诗辞，会通整部《诗经》，疏析诗辞语例的思路，于此可见一斑。

严粲这一思路的前提在于，认为《诗经》经过圣人笔削删定，作为一个完备的文本整体，其诗辞在体例和义类上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因此，严粲惯于运用归纳、分析、模拟、对比等方法，进行推理和判断，提炼《诗经》之章法、句法、字法。如谓“诗中凡一句各指一物者，兴也”“凡一句迭言二物者，皆赋也”（《终南》）；“《诗》多以风雨喻暴乱”（《邶风·谷风》）；“凡‘既见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谓见之者喜，非所见者喜也”（《菁菁者莪》）；“诗人取义多在首章，至次章则变韵以成歌”（《蓼莪》）；“凡《诗》中以‘士’对‘女’者，皆谓男子耳”（《都人士》），等等，皆能融冶贯通，自抒心得，纠正旧说。在诗辞方面，严粲也尽可能将其置于整部《诗经》中梳析辞例，辨析异同。如，“罔极”“彭彭”“祁祁”“骙骙”“业业”“溃”“宁”等等，在《诗经》多首诗中有互见，严氏疏析辞例，或是诸家训释小异，而勾联其意义关系，或是此处无释，而据彼处之训释触类旁通，假一推十。当然，严粲也注意结合语境辨析异同，避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如“德音”一词，严氏曰：

音，声也。德音，有德之声音也。言语、教令、声名，皆可称德音。此诗“德音秩秩”，可以为言语、教令，不可以为声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为教令、声名，不可以为言语；《南山有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车》“德音不忘”，《车舝》“德音来括”，皆声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鸣》“德音孔昭”，《日月》“德音无良”，《邶·谷风》“德音莫违”，皆言语也。（《假乐》）

可见，严氏亦非必求其统一，而是能体察上下文脉，随文解之。如其所自谓，“诗人之言，不必尽同”（《雄雉》），“不可执一，今随文解之”（《云汉》）。

严粲会通《诗经》，精于诗辞语例分析，正如林希逸所评：“钩贯根叶，疏析条绪，或会其旨于数章，或发其微于一字，出入穷其机综，排布截其幅尺，辞错而理，意曲而通。”这种重视《诗经》内部互文、以本经解本经的思路，推进了《诗经》诗法、诗旨的训解，其对诗歌章法、句法、字法的析论，与宋代文章学的理论多有吻合，明清时期从文学角度评解《诗》的著作甚伙，都可谓《诗缉》之亚流。

《诗缉》一书篇帙宏大，体系严密，守正出新，独辟蹊径，以上所述四方面乃贯穿《诗缉》全书之大要者，综合体现了严粲解《诗》的主要立场、思路和特色，足以见出《诗缉》一书在宋代及宋以下《诗经》研究史中的位置和影响。至于“音训疑似，名物异同，时代之后前，制度之纤悉”，严氏在详征博引、细密考订中，往往能条理通贯，新意迭出，卓然成一家之言。为免文赘，不再一一枚举。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勤有堂本严粲《诗缉》书影

下面介绍一下《诗缉》的历代版本及本书的整理情况。据严粲自序，《诗缉》一书最早刊刻于淳佑戊申（一二四八），然宋本今已不可得见，今存最早的本子是元余志安勤有堂本，其后各代皆有抄刻，今将可见《诗缉》诸版本列述如下：

一、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本。此为现存最早的《诗缉》刻本，然此书已非全璧，上海图书馆存卷一至卷八，台湾“中央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卷八、卷九，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较为完好，然仍缺卷十九、二十六、二十七，且卷十一、十七、二十五有数页缺脱，卷十二、十六、二十一亦有不同程度的残泐。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有影印此本。

二、明嘉靖年间河南彰德赵藩康王朱厚煜所刊味经堂本（简称味本），又称居敬堂本。此本卷帙齐全，后代诸本皆以此为底本重刻。然味经堂本刊刻不精，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曰：“《诗缉》三十六卷，宋严粲撰，明赵府居敬堂刊本，明味经堂刊本。近年刊本甚劣，错误极多。”王懿荣附录曰：“味经堂即赵府本。”

三、明祁佳彪淡生堂抄本（简称淡本），一卷。国家图书馆藏。据《澹生堂藏书目》载作《诗缉略》一卷，署“严粲著，杨慎略，见《升庵杂录》”,可知此本经杨慎节略，其所节抄主要是严氏自家论说之语，多有诸本皆阙而此本独有者，异文亦有不少与诸本皆殊，大有可供参校的价值。

四、李盛铎藏清顺治康熙间抄本（简称李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此本卷帙完全，抄工精良，是现存最早的全抄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五、天一阁藏康熙庚戌（一六七〇）慈溪姜宸英抄本（简称姜本）。宁波天一阁藏。此本卷帙完全，年代较早，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六、清顾栋高传抄本（简称顾本），三十六卷（今存卷一、四、五、八至十三、十七至二一、二三至三一、三十六）并附图一卷。浙江省图书馆藏。此本书眉有华学泉所录诸家评语，间附华氏及顾氏案语。至于卷末附图，则未见于诸本，励乃骥谓此系抄居敬堂刊本，盖出自宋椠，然居敬堂本实即味经堂本，今存味经堂本不见附图，可知励说无据，附图当非宋本之旧，或是顾氏据别书抄备，此类图于元代以下诸《诗》类著述中多见。此本于严书原误及味经堂本误刻多所修订，部分异文与李盛铎藏清抄本相近，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七、清畬经书屋抄本（简畬本），三十五卷。浙江省图书馆藏。此本卷帙齐全，而合卷三、卷四《邶风》为一卷，故卷数较他本少一卷。此本书眉录有宋以下诸家评语，间自下案语。此本于音注小字，有所节略，亦有诸本皆无而此本独有的内容，或有所本，可备参校。

八、清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简称荟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渊本）。此二本皆以味经堂本为底本，对《诗缉》原书及味经堂本刊刻之误，荟要本于卷末附有校勘记，富有参考价值，本书整理多所资取。

九、慈溪授经堂本（简称授本）。宁夏大学图书馆藏。此本据味经堂本翻刻，对味经堂本之讹谬有所修订。

十、清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溪上听彝堂本（简称听本）。此本据味经堂本翻刻，对味经堂本之讹谬有所修订。

十一、日本天保二年（一八三一）海保元备据江户昌平坂学问所藏钞本重钞，八册不分卷。日本东京大学南葵文库藏。因条件所限，此本未见，不及参校。

十二、日本天保十五年（一八四四）姬路藩仁寿馆本（简称仁本）。此本亦据味经堂本翻刻，然于书眉附有校记，对严氏原书及明刊本之误，多所勘正，用力甚勤，可资参鉴。仁寿馆本对味经堂本系统《诗缉》多有廓清之功，故后世据其传抄、覆刻者多见，如日本二松学舍那智左典先生惇斋文库藏《诗缉》钞本（存卷十八至三六）、日本二松学舍藏弘化二年（一八四五）大阪河内屋喜兵卫刊本（阙卷首、卷一、二七、二八），以及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岭南述古堂本、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虽园本，均是以仁寿馆本为底本，而于其校记则有所取舍。

十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复性书院本（简称复本）。此为复性书院《群经统类》丛书之一种，此本据慈溪授经堂本重刊。书末附有叶渭清《严氏诗缉校勘记》一卷，考校条目甚夥，使复性书院本成为味经堂本系统最精良之本。

又，清人刘灿《严氏诗缉补义》八卷，有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刘氏墨庄刻本。是书多采摭宋、元、明、清诸儒《诗》说，以补严书“所未备，或申其说”。然其书“所列诸说，亦意在取盈卷帙，不免于滥”，“类多空言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采以校勘者尠。

综上可知，明代以下《诗缉》诸本皆以味经堂本为祖本。味经堂本错讹百出，后代翻刻时径改、校改者不知凡几，但将味经堂系统之诸本与勤有堂本对校可发现，似乎诸本都未及见勤有堂本。因此，诸本所校改者，虽与勤有堂本有偶合，但已属无谓，至于错改者，更是徒滋歧扰，其他一仍味经堂之误未改者，更不在少数。元勤有堂本的文献版本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本次《诗缉》整理，我们以勤有堂本为底本，其残缺部分则以复性书院本补足。全书通校了味本、淡本、李本、顾本、畬本、荟本、仁本、复本，参校姜本、渊本、授本、听本等，在借鉴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对校诸本，核查诸籍，力求整理出严粲《诗缉》的精善之本。

元勤有堂本《诗缉》之《十五国风地理图》

一、本书以元勤有堂本为底本；

一、底本所缺十九、二十六、二十七三卷，及他卷有缺页者，均以复性书院本配补，并于适当位置出校说明；

一、底本某部分残泐严重者，亦以复性书院本替换配补，于适当位置出校说明；底本残存文字可资校勘者，亦据以参校；

一、底本小有残泐处，亦据复性书院本补，并一一出校；

一、凡底本有讹、脱、衍、倒而校本不误者，据改，出校记；

一、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不改，亦不出校；

一、底本与校本文异而两通者，不改底本，酌情出异同校；

一、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不校诸本之异，一依底本所从，较为冷僻的异体字及不合规范的俗体字，径改作通行繁体字，亦不出校；

一、显著的版刻错误，可断定是非者，径改不出校；

一、校文力求简明，校记中“诸本”指底本外所有对校本，“他本”指已列校本外其他各本；

一、严书中避本朝讳，如“桓”讳作“威”或缺末笔、“让”讳作“逊”等，一律回改，不出校；

一、卷首《十五国风地理图》，其图一仍底本原貌，图中文字因有残泐及数处讹误，今皆重植，校改处亦出校说明；

一、引文尽可能核对原书，以明起讫，严氏檃栝其意者，亦置于引号之内；

一、严氏引书与通行本不同，文义小异者，不改底本，不出校；文异而关涉宏旨者，为存严氏引书之旧，不改底本，而出校说明；引文有显讹者，则据改底本，并出校记；

一、书末附严粲生平、序跋题识、书目著录及历代评述等资料，以供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