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书呆子，曾国藩打仗全凭这2个字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

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相应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就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揭橥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的社会心态。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是“巧滑偷惰，积习已深”。

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

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军，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为此，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

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对军官的选拔，以“朴实廉介”为原则。

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

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专门从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

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是指具有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

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

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来的乡野农夫，他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

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

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湘军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摆架子的、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会少一分）。

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长青）。

他还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正是这种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靠的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的。

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

他说：

曾国藩所说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

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都是以善看地势而著称。

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方圆数十里内的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

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是全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字，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指“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对“五到”的另一种表述。

“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

曾国藩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曾被曾国藩一再提拔。

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

点名则使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使士兵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士兵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

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

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笨拙的感觉，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成为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结语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上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

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他靠的是对理念和信仰的坚守，靠的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信心，靠的是“知一句便行一句”的力行。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益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曾国藩的“不求近效，铢积寸累”“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什么是领袖？什么是干部？就是要在茫茫的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队伍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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