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红色经典】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与民建昌平区工委文教支部共读

《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

《共产党宣言》既然如此重要，而且其作者的大名早在1899年就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基本观点也差不多同时被介绍到中国，也受到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甚至传播。但是，20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些节译本外，全中国范围内却没有出现一本中文全译本。

朱执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章最多、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9月起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并且简要归纳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最早将《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1908年1月，他创办的《天义报》15卷刊载了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全文。随后几期又陆续刊载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此外，还有刘师培用申叔署名而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

1919年4月，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在第16号“专著”栏目内，刊登了成舍我（署名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文字，以及十条纲领全文。编者在译文前加了按语，称“这个宣言是马克思最先最重大的意见”。

1919年9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6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并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理论。

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

在近代中国，最早打算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的，是《星期评论》的戴季陶。热衷于社会主义研究的戴季陶，打算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本，但苦于翻译此书太难。这不仅要求译者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具有相当高的日、汉语水平。戴季陶在物色合适的翻译者，计划在《星期评论》创刊周年之际进行连载，作为庆典活动的一部分。

时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的邵力子得知此事，便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认定“能翻译此书者，非陈望道莫属”。因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且有一定的研究。回国后，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撰稿，文学修养非常高。更难得的是，陈望道不仅日语水平高，英语也很出色。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不仅能完成此重任，而且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

恰在此时，为躲避北洋军警迫害的陈独秀已经从北京到达上海，在走访《星期评论》时得知此事，不仅十分赞成，而且立即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亢慕义斋”借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戴季陶也提供了刊有《共产党宣言》全文的日文《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经过一个月的商量和准备，1920年3月底，邵力子接受戴季陶的委托，向正在浙江一师坚持斗争的陈望道发出了邀请信。陈望道接信后欣然允诺，立即收拾行囊离开杭州，返回自己的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

为了保密，也为避免乡亲的打扰，陈望道躲在老宅中的一间放柴草的屋子里，夜以继日地秘密从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陈望道深知这篇约稿的分量，经过一个月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费了比平常译书几倍的功夫，终于将这本经典著作译成了中文。

按照约定，4月下旬陈望道带着完成的译稿来到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担任编辑。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文稿连同日译、英译本一起交给了戴季陶安排连载。为慎重起见，戴季陶请理论和外语水平都很高的李汉俊对照校阅。然而6月初，《星期评论》周刊遭到查禁，戴季陶也离开了上海。如此，不仅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落空，而且陈望道的工作和生计都成问题。原本十分美好的计划，陷入停顿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助力《共产党宣言》出版

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困境中的陈望道想到了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陈独秀。6月27日夜，困境中的陈望道将书稿拿给了俞秀松，让他送给陈独秀校对并想想办法。陈望道知道，此时的俞秀松正追随陈独秀建党，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社会共产党”，简称社会党，两人往来频繁。次日上午，俞秀松带着书稿赶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亲手交给了陈独秀。

正在筹建党组织的陈独秀明白《共产党宣言》书稿的价值。为早日将这部经典著作出版面世，指导建党，陈独秀再次进行了校对，也请熟悉俄文的杨明斋进行校对，并于7月19日在陈独秀寓所召开的“上海革命局”成立会上，向正在上海推动中国建党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提出。维经斯基闻讯极为重视，立即决定提供2000元出版经费，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0本社会主义小丛书。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终于柳暗花明。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型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首次印刷了1000册《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8月，《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办的第一家印刷厂。

首版本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采用了水红底色，但由于匆忙，将《共产党宣言》错排成《共党产宣言》。首版开本为小32开，全书竖排右翻，用三号铅字刊印，共56页。首版本的售价大洋一角，印数1000册，很快售罄。同年9月，经校勘首版印刷时排版的个别错字后，又印刷出版了再版本。为有别于初版本，再版本改为蓝色封面，印数也是1000册，同样一售而空。

为扩大《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陈望道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在1921年元旦，到大街上分发印有宣传共产主义口号的贺年片，而这些口号都摘自《共产党宣言》。此书很快就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材。由于需求量大，《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此后多次被平民书社、国光书店、春江书店和长江书店等多家书店再版，仅平民书社至1926年5月就刊印了17个版次。

同样因为需求量大，《共产党宣言》也出现了多个版本。从陈望道首译到新中国成立前，共有四个由中共党员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它们分别是1930年华岗根据英文版的译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版的合译本、1943年博古根据俄文版的译本以及1949年谢唯真根据1848年德文原版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

“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建党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许多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此而觉悟，并带领广大劳苦大众走上革命道路。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的通知书

毛泽东深情回忆，在自己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印在了心中，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李季翻译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恽代英翻译的《社会主义史》。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39年底，毛泽东又对自己身边的同志说：“《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多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历经百年风雨，《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存世数量极少。至今全国仅发现12本，均藏于国家有关单位。它们分别是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浙江上虞区档案馆、浙江温州图书馆。如今，这些《共产党宣言》初版本都成为镇馆之宝。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发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重大壮举。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发行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作者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支部在中共南口特支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在支部12年的发展历程中，支部全体会员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进一步提高建言献策水平，支部制定学习交流制度，第一时间召开座谈会，学习传达全国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会员们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努力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充分发挥经济界别优势，以高度的责任感将所学、所思、所获运用到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中，为地区经济发展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和优异成绩。会员撰写的《关于昌平区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昌平区“两区”建设及“两谷一园”发展》等提案和建议被采纳。支部工作曾荣获民建中央授予的“扶贫脱贫攻坚奖”，民建北京市委会授予的“先进基层组织奖”。

作者：徐光寿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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