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文化中“大一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承载着古圣先贤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思想智慧，蕴含着极为丰富厚重的修己达人、治国理政思想资源，为解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种种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其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沛然不衰,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内涵，发掘其深邃的文化价值，做到“古为今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一统”思想的由来及形成

“大一统”思想是一种天下一体的共同体观念，最初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据资料记载，华夏民族居住地区从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建立时起，就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和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延续了夏代奠定的统一格局。西周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土地和劳动者名义上都归周王所有，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周王分封自己的功臣、周室宗亲等人到东方，按照规定下一级需对上一级承担缴纳贡物、服劳役、军事保卫和述职等义务，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格局。

“大一统”涵有天文历法等时空观的传统认知与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四方向中心集聚的价值取向，周王所在地叫做王畿，是中央政权，由中心向外划分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所以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因此，“大一统”的本义就是以周朝天子为核心，通过宗法分封制、井田制等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同时，周朝统治者施以周礼，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天下，“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成康之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西周建立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文化、伦理、权力、利益等方式与周边政权构成的一个尊卑有序的共同体。

西周初年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后，封君、诸侯离开王畿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相较于狭小的渭水流域，东部广阔的黄土平原更有利于发展。200多年后，周平王东迁至洛阳，从此历史进入了东周（公元前770—前256）时期。此时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东部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强盛的诸侯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各国纷纷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始了称王称帝、争夺正统的兼并战争。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始称皇帝，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王权、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策措施。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8）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了西汉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出现了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特征的汉朝模式，自此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国家正式形成。由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与历代儒士的大力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与主流思想。

二、“大一统”思想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影响。

首先，“大一统”思想在文化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周王分封天下建立周朝国家后，周天子所在的京畿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中国”即出于此。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意思是居住在中国（中央）这个地方。周武王灭商以后告祭天下，以成周（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何尊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在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或中原作为天下的中心，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不仅在地理层面是天下的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文明高地。《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大一统”重视文明的同一性，不固守狭隘的民族、种族划分。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说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大一统”思想推崇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在西周实行分封扩张的过程中，以及在后来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吸纳融合了许多民族和种族。到汉朝时,“汉人”本身就已是诸多民族和种族的融合体。在“汉人”的称呼出现之后，又有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当地人融合，其中的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他们用汉字，穿汉服，改汉姓，成为了“汉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等许多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这些民族因为认同、接受了中华文化，自然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第二，“大一统”在地理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大一统”的人文范围一样，其地理范围也随着各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而不断扩大。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谓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总的趋势是统一，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的再次统一随着中华文化圈的扩大，其活动范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先秦时代人们认同的“中国”的范围，只是周王朝统治的中原区域。秦国统一便是从统一中原开始的，通过“远交近攻”，先征服黄河流域的韩、赵、魏，再以此为基础向南方和北方扩展。之后统一了广袤的楚国以及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最终四海归于一统。秦统一以后迁徙7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者犯了罪的人，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展到南海边上，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凿空”拓荒西域的壮举。又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出匈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统辖西域36国，汉帝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东汉（25—220）末年豪强割据，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进入了南北朝（420—589）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随后统一的隋（581—618）唐（618—907）王朝大大扩展并巩固了中国疆域的范围，唐太宗被各少数民族政权拥戴，称为“天可汗”。唐朝盛期仿西汉体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中国的边疆地区，使“大一统”的范围趋于稳定。唐朝灭亡后，原唐帝国疆域内的中国又陷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直至元朝（1271—1368）在1297年最终统一中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设立澎湖巡检司等，正式将台湾等纳入行政管理范围，使元朝的疆域比唐朝又有所扩展。以后的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继承了元帝国的大部分统治区域，同时通过设置奴儿干都司、实行“改土归流”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统一管理，基本确立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第三，“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统一于王权，孔子所憧憬的是“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社会，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强调统一的重要，“大一统”观念也作为一种理性的自觉逐渐深入国人心中。秦灭六国后，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绝对皇权专制制度，不立尺土之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真正做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在理论上对“大一统”政权的存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给予了证明，标志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定型和成熟。特别是秦汉时代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现实，中华民族更认同国家的统一，支持国家的统一，历代开国君主都赋予“天下统一”以最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政权，凡占据中原的都以统一四海为己任。凡偏安一方者，都以入主中原为目标。南宋虽位居中国半壁江山，国都只能冠以“临安”，以待日后回归中原。南宋词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渗入血液的追求国家统一的思维定式，使“诸夏之领域”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因此占有中原，不仅占据了“中华”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更是在文化、精神乃至道德层面占据了中华一统江山的正统地位，由此更大范围的国家统一顺势而生。

三、“大一统”思想对于国家统一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在世界古代文明国家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先后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中华文明成功克服各种考验和挑战，旧邦新命，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不能不说包括大一统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读史明志，对于当代国家的治理，从“大一统”思想当中我们可以获得有益的镜鉴。

第一，必须牢固树立追求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一的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基因。无怪乎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点。”“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躏了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中华民族一致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无不盼望着国家的统一和安乐的生活，祈求“国泰民安”。统一从来就是历史大势，是王道，也是正道；分裂从来就是邪道，是逆流，是绝路。在维护统一与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凡是高举统一旗帜的，不仅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而且牢牢占据着中国人精神与道德的制高点。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把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作为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他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孙中山高举统一的国民革命旗帜，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与拥护。其原因正如中山先生所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台湾问题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产物和国共内战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全民族的最高利益。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祖国大陆以最大耐心最大诚意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这是纵贯几千年“大一统”思想在当代的体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论是曾经的国民党当局还是执政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抑或是“港独”“藏独”“三股势力”，一旦违背天理、违背民心、违背历史潮流，搞偏安一隅或是分裂祖国，注定要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淘汰。

第二，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放眼世界历史，许多民族创造的文明，如美洲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之后，由于缺乏民族凝聚力而消亡。但中华民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包括瘟疫、灾荒、洪水、战争等等，都能够战胜困难，浴火重生，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可以说，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现象，其中元朝、清朝两次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现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是空前的，这种历史国情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没有一个所谓边缘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延续中原的政权及其思想体系。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究其原因，我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始终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长河中凝聚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了根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兼收并蓄，特别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根本，各民族紧密团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