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双子星:千年来最感人的生死之交
白居易与元稹,是因为一场考试认识的。
那一年,白居易29岁就考中进士,自称“十七人中最少年”,同年登第的人中就他最年轻。
元稹更牛掰,才23岁,却在八年前就考中了明经。当时虽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但元稹15岁明经及第,也算是年少有为了。
在唐代,仅仅考中明经或进士不能授官,还要通过吏部铨试才能正式入仕,就跟现在公务员考试一样,面试才决定成败。
元、白二人都在长安孜孜不倦地备考,于贞元十八年(802年)同时取得官职,被正式授为秘书省校书郎,终于不用再忍受“京漂”生活。
元、白志同道合,是生活中的挚友,更是文学和政治的知己。
此后,他们一同吟咏风雅、走马行猎,流连于秦楼楚馆,醉饮于长安酒肆,三十年间唱和不断,在宦海浮沉中相互扶持,一同抨击权贵豪强,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开启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友谊。
元、白亲密无间,用元稹的话说,是“坚同金石,爱等弟兄”。白居易的母亲去世时,元稹尽管财力不宽裕,却慷慨地寄钱接济,帮穷困潦倒的白居易办丧事,前后金额超过20万钱。白居易感激不尽,写诗曰:“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元和十年春,他们同在长安,和其他朋友结伴游玩,一路上走了二十里,两人连连吟诵,一直没停过,其他几个人都插不上嘴。长庆三年,两人都被贬在外,在杭州久别重逢,于是并床三日,畅谈平生。之后,他们分隔两地,经常将写给对方的诗作藏于竹筒中寄出,称之为“诗简”。他们都有坎坷的童年,更加懂得对方年少时的艰辛,也切身体会过民间疾苦。元稹年幼丧父,其母郑氏年轻守寡,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元稹还要时常忍受两个异母兄长的歧视,甚至被迫搬出了位于靖安坊的老宅。由于家贫请不起老师授业,元稹的母亲亲自手执诗书,诲而不倦。郑氏去世后,白居易受元稹所托为她写了一篇墓志铭,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用真实感人的文字讲述她辛苦持家的往事,从中也可见元、白的兄弟情谊。元稹15岁就考中明经,不仅是因为才气非凡,也是因年少处境困窘激发了他的上进心。少年的他已经心怀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抱负,在诗中写道“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辗转各地四处谋生,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成长。他在考中进士前,曾在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白居易的才华也非天赐,而是多年勤奋苦读的成果。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过,自己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听从王伾、王叔文等士大夫的建议,推行“永贞革新”,意欲打击藩镇和宦官势力。这一改革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以二王、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永贞党人被贬出朝,甚至被迫害致死,唐顺宗也被迫禅位于儿子唐宪宗。作为刚刚踏入仕途的晚辈,元、白都坚定地支持永贞革新,同情敢于以身犯险的二王八司马,并为之鸣不平。元稹还把此前直词落第之人的策文抄写后放在身边,日夜翻读。白居易打趣说,微之(元稹字),你箧中有不祥之物。这些人都是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迫远离朝政,元、白却深深佩服他们。元、白在应制举前,曾退居华阳观中,“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合作撰写了75篇策论,编为《策林》。这些文章表明了元、白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放在今天绝对是10万+爆文。两个年轻人直笔书写天下不平之事,痛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提出惩治贪腐,求贤选能,体恤百姓,其政治主张上至整顿朝纲,下至轻徭薄赋。在永贞革新的余波中,对现实的批判成为元、白早期政治生涯的共同底色,也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于是有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主张以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元、白是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清人赵翼评价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元、白尚坦,务言人所共欲言。”在白居易看来,文学家应该心忧天下,时刻关心时事,关注社会,文坛不能只有风花雪月,而没有民生疾苦。在写给元稹的那篇著名的长文《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做了总结,喊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口号:自考中制举任盩庢(今陕西周至县)县尉起,到在京担任谏官的十余年间,白居易就写了一百多首讽喻诗,几乎每一首都语言犀利,锋芒毕露。35岁时,白居易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在盩庢县亲眼看到农民冒着五月的酷暑辛苦劳作,却仍要忍饥挨饿,写下《观刈麦》一诗:“……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回京后,白居易官拜左拾遗。这一职务负责“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也就是平时朝廷有什么弊政,白居易就要直言上书。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谏官之职,着实适合白居易。在京期间,白居易一直悲悯地审视着那个时代,他深爱着大唐的人民,揭示了民间疾苦的方方面面,诉说了当时百姓内心的悲愤。白居易说,他执笔写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杜陵叟》一诗中,那位家住在长安郊外的老农,年复一年地耕作薄田,那年收成不好,官吏们却还横征暴敛,逼着他交纳租税。农民没办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树,出卖自家的土地,来换取些许钱财来交租。此中滋味,真是“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一诗中,宦官掌控的“宫市”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几个宦官将那位烧炭老翁的一车千斤重的木炭公然拉走,还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那位可怜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如今又该怎样度过寒冬呢?白居易就这样直言不讳地揭露时弊,十余年间,几乎把满朝的权贵都得罪了一遍。后来他写信告诉元稹,他辛辣的讽刺让权贵们恨得咬牙切齿:“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权要者切齿矣。”
本文选自最爱君著《唐诗里的风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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