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上班的部分，就是下班

文｜刘与

编辑｜槐杨

设计｜田伟

小职员作家

写作以后，我多多少少会接受一些采访，发现需要表达你是谁，你经历过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在对话中开始梳理自己。我曾经觉得我是不值一提的，无话可说的，但是在这种梳理中，开始跟别人说我是个小职员作家，说了以后，你给自己冠予了一种身份，你就活在这个身份里面了。

当我在形容小职员心态的时候，不是在批判，也不是在嘲笑，我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但是你把「事情就是这样」写出来，莫名其妙就有一点嘲弄感，我觉得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嘲弄感的。

在我的小说中，如果写到办公室，更多的是来自我广告公司的经历，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跑去别人的公司，观摩别人的工作状态，看别的公司做的PPT。我有一篇《工作狂》，很多描摹的环境，就来自于当时那些大公司给我留下的印象。走进去有点像参观，像走进一个展览。每个人衣冠楚楚，有很多明亮的玻璃隔间，隔出很多会议室，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就工作起来了。

我不是工作狂，也有点鄙视工作狂，但是我会想写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极端的人。那种有代表性和极端的人不是脱离于我的，而是和我有一些内在的联系。但我总觉得，你到死的一刻回想你拼命努力工作的样子不觉得可笑吗？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家工作彼此配合，不要因为你的懒惰，给你的工作伙伴造成困扰，这个是底线，但是要极其努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努力我认为是正面的，应该鼓励的，但是做到像工作狂一样付出所有，这肯定不对。大家应该有生活，一个高层，就算他自己要放弃生活，全心扑在工作上，他也不应该忘记别人也想有生活。

其实一个人上班不是从坐在公司里开始的，他离开家门那一刻，就等于上班了。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路程非常遥远，单程要30公里。这种路上要耗费一个多小时、转用好几种交通工具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这种苦就是你一旦尝过，肯定会留下印象。

而且你走出家门，上了一个交通工具，你会发现有好多同类，你就会觉得那也是你的分身。现在我看微博，有人说广州几号线非常挤，也有那种很好笑的图片，头发夹在门里，或者把吃到一半的东西高高举在空中，我都觉得这很真实，既可笑又真实。

我不认为上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社会好像一个大的空间，空间里面有我们这些人，现在需要一些东西，使这些人稳定地生存，稳定地运作，而后社会也稳定了。上班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我并不竭力否定上班这件事，我只是想说，那些觉得上班无聊的人，他是个普通人，他有一个能被允许的心声，他们并不完全是废柴。

我也不愿意把工作说成一无是处的东西，这样很没良心。有一个朋友隔一段时间就会叫我不要上班，我跟他说——我也是真正这样想的——我现在的工作和写作不是对立的，它们是微妙平衡的关系。我这个人，如果有两件事要做，我就会焦虑，然后我就会在焦虑中把两件事都做完，但是如果我一整天空着，只想着写作，就会想拖一拖，可能一件事也干不成功。另外，上班让我更像一个人，它增添了我的社会属性，也增加了我看世界的视角。如果我总是在一张书桌前写作，我就失去小职员的视角了。

工作与「巨大沉默物体」

我对工作没有怨恨，觉得它是一种跟我们纠缠的东西。你很早就会知道一个很普通的人，去坚持上班，这是最容易生活下去的一条路。所以要读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以后就要工作，这就是我从小的常识。那我就工作了，当然会试图说，我能不能升上去，但后来我发现无法获得升职，因为我不太会管理人。我只有很短暂的时间管过下属，管人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负担，我觉得做小职员挺好的，被管理。就是这样子成为一个小职员。

我的父母是知青，他们这一代人特别珍惜工作。我出生以后，全家从市区搬到了郊区闵行住。那里有很多大型的工厂，像汽轮机厂、电机厂、重型机器厂，还有很多化工厂。每个大厂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小社会。我长大以后，看到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面有一个概念，叫BDO（编者注：即Big Dumb Object，巨大沉默物体），我就想，其实小时候家那边的工厂有点像BDO，它都不像是人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独立意志。而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住在五层楼或者六层楼高的工人新村里，很多家庭只有一个房间。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一方面你走出门，马路上有这种巨大沉默物体，一方面大家居住环境很小，上班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长大我是（要）继承他们，天经地义要上班的。

进入广告公司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作，频繁地加班，总是晚上一两点钟下班，早上十点钟十一点钟进公司。是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之中出现的写作。（那时）我在一个论坛里玩，会抛一些很短的幻想性的文章，版主说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周报在找专栏作者，我写了两篇，很快用了，就开始写下去。

在广告公司还是有心理压迫感，但是我们承受，因为没有办法，你和规训你的人的力量是不匹配的。我觉得人口是心非地生存下来没有那么难，至于抱怨，都是人之常情，那些工作的坏话，你说一些，别人也说一些，大家相互说一些，第二天又去工作。一切都是普普通通在容忍的范围内进行。

2010年前我都叫Helen。为什么要给人起一个英文名字，比如说Helen、Mary、Selina，我觉得是有用的。你上舞台，你演一个角色，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自己，自己是在扮演一个人，在广告公司里面你获得了一个英文花名，你也会清楚地知道，当别人叫你Helen的时候，你要做的是Helen的事情。

我在第三家广告公司做了八年，后来做不下去，进了我写专栏的那家报社，采访明星。我在进报社之前会高看明星，认为他们是和我不一样的人，但采访了，就觉得大家都很普通。比如一个电影来宣传，主创都出现了，几家媒体做专访，各个媒体其实问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相似的，这个明星就坐在那边，轮流接待，回答一些相似的问题。我看到劳动是多么不容易，一个那么美的人，就说梁朝伟吧，我猜想他也有那种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记者问得不怎么的，我已经回答好多遍，你怎么还在老调重谈。劳动的本质就是这样，记者在劳动，明星在劳动，经纪人也在旁边劳动，就是这种画面。

所以当我去写小说，要完全撇掉里面有人在上班，我觉得很困难。世界就是由工作的人建造起来、运行起来的，哪怕《知道宇宙奥义的人》，看上去是在写一个不工作的人，加入了公园里的流浪汉组群，其实也是在工作，他们在公园的角落设营地，我给他们建设规章制度，一周要洗两次澡，那么需要从公厕接一根水管；想搭帐篷，就要和公园管理员打交道……

小职员视线是在低处的，花大量时间精力处理具体的、重复的事，很容易体贴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容易嘲讽高处的人，也许也会想象自己成为高处的人会怎么样——但是这最后一点我总是想不下去。我每天想的都是几点乘地铁、几点去吃午饭这种事。最近多次点开个人所得税APP，看看国家审我的退税审好了吗。我小说中的人和我自己差不多，我看他们很亲切。

我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相比有一些变化。可能他们不太想忍受，这个地方如果过多地要规训他，他就走了。他觉得可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也挺好的，不愿意忍受那种虚伪的东西。我蛮钦佩他们的勇气，但我想象中会有一些为他们迷惘。我也看到关于996的讨论，能理解那种痛苦，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有点残忍——有的时候能体会别人的痛苦，有的时候又会以过来人的心态想，这你必须得承受。

「有点可笑」

《养蚕儿童》里，我让爸爸说：「你觉不觉得，生活把什么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容易喜欢什么。」这位爸爸还想，「我们看上去在主动选择，其实多数情况是被动的，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喜欢本质上是卑微的，像踩中了圈套」。《葬礼》里形容一个窗口单位，员工像九头鸟，大家共用一个身体，九颗头朝着客户。谁今天请假，九头鸟的脖子上会长出另一颗头。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可笑的，但不是为了批判它，生活、工作就是这样，我觉得无悲无喜，被替代一下也无损你的自尊心。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那么一丁点，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但是到社会上就知道自己极其渺小，会被替代。发现这个真相也不难过，不需要动用感情色彩去理解它。

沈大成看到放学的儿童手捧养蚕盒，写了《养蚕儿童》

我为什么觉得什么东西都有点可笑呢？因为我总是想到死亡。你知道死亡，但是有一天会真正地意识到，我所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看了一连串新闻，比如说什么作家什么作家猝死了；还有之前一个新闻，冠生园的（原）董事长，在小寨沟被猴子弄下来的石头砸到了死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只是暂时存在着的，你这样一想就会觉得那种极其努力或者捍卫自己言语的人，很可笑。我想到我会失去一切，我也会包含在一切里面被失去，我就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很自大的人。

很多人会为「现在」虚张声势，就会认为过去都不值一提。一些人会说《红楼梦》或者《飘》里面一些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对的，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现在」才是原点呢？直白地说，我认为那些人是眼中没有世界的人。我会觉得世界很大的，历史很长的，如果你过分强调「现在」，就有点可笑。

我写作也会运用到一些超脱「现在」的视角。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而是想写一种可以扩大化感受的时间地点。我没有兴趣写一个原原本本像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事情。不值得，生活中它已经有了。我是这样定义我的写作的——我的写作就是我想一件奇怪的事，并且把它自圆其说。

小说集《迷路员》中有一篇叫《星战值班员前传》，它说的是，星球大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普通人并不知道，有一天，一个前半生很不成功的蓝领被叫去看一个仓库，人家告诉他，这个仓库里都是星球大战的物资，必要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动作，帮我们地球这方输送重要物资，他就一直在等这个时刻。

我很喜欢搭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故事，或者发明一种工作，因为生活中是很难无中生有的，你所有东西都是按照社会规范给你的条件去做，但是写作不是这样，你创造一个东西，无中生有。

有一天我吃午饭的时候，想，我现在坐在这个食堂里面，身边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我就觉得，如果让我这个人完完全全地在真实中，我受不了。（现实生活）很令人受不了的是重复。就是每天起床，上班之前在家里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一遍，然后就去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上班，下班回来又要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回家，吃饭，洗澡、洗东西、整理房间，睡觉……每天都在重复。而且不是原原本本地重复，而是在这种重复中，你发现自己做事情的速度变慢了，体力衰弱了，不能赶上这班地铁了……随着年龄增长在这种重复中下坠。

《花园单位》里的年轻人发现了人生真相：乏味的生活会真正地困住一个人。他就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被掌管命运的力量看清自己是乏味的。这也是我提醒自己的。写作就是一个我能找到的好的东西。我在茶余饭后想那些东西，你说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但是我需要思想存在于那些东西上，存在于一个假想的故事中。每天醒来，我就知道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在酝酿，在没有把它写出来之前，它仅仅陪伴着我自己。今天一部分，明天一部分，这样持续性地生长，持续性地陪伴，直到把它写出来。

「需要这些人」

不久前，我在一个书店做活动，有人从微博的活动照片中看到我，就通过广告公司时期仅有的一个朋友找到我，中间人说，Selina找你。Selina是谁？我看到照片，想起来了，她是怎样的女孩子，我们当时有什么接触，旧的回忆又跑到我眼前。又觉得，这说明我现在是活着的人，一个在进行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所以一个已经失去联系的人会发现我的动静。

有的时候你经过的事情，你不回头看，它是很虚无的。突然有一个真实的人从历史中跑出来，它让你肯定，身后的不是虚线，是实在的一些东西。

有天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想到了《爱情神话》里面的徐峥，其实我刚进媒体时，做的头几场采访就有他。2010年的某一天，在安福路附近的上海戏剧学院，我们采访主要谈两个事情，一个是《资本·论》这部话剧，还有一个是他和王宝强主演的电影。徐峥骑着自行车来的，他跟我们指点着，他小时候就是在这附近哪里哪里上学，哪里哪里上小学中学，又到上戏读书，上戏毕业又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班，他等于是那边的地头蛇。我走在马路上想到了这件事情，想到了这几个人，何念（编者注：话剧《资本·论》的导演）、徐峥还有我以前的同事，然后就想到十多年过去，何念也活着，徐峥也活着，他们都还拿出新的作品来，我也在这些年中，创作，出版了几本书，我对这些作品是满意的，就觉得我也很不错。

人海茫茫，你需要铆定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一个海平面上你铆定了不同的人，他们都安全地活着，会给人一种希望。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那个到鹤岗买房的船员的故事，我觉得他有点像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人做了个决定，把它施行下去，我小说中的人也需要想一个办法，想一条活路出来。我很尊敬这种有自己一套办法去解决事情的人。我很在乎这种人活着。疫情开始后，我又想到这个人，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还住在那个房子里吗？

最近有一张照片，是在乌克兰，有人在窗后垒了很多书，在我们的猜测中，可能是防御轰炸的一个办法。这张照片在出版圈内流传，我觉得看到了人和阅读的关系，也许阅读可以保护我们，可以守护我们。现在我也会想，这个窗后面的人现在还平安吗？

我需要知道我曾经知道的人还平安吗。我既需要那个重新找到我的广告公司旧同事Selina，也需要徐峥，需要那个鹤岗的人，需要那个住在玻璃窗书后面的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需要这些人。

我以前在市中心上班，附近有一些绿地，每天下班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和狗。去年下半年我们搬到闵行去，那天下班的时候，我看到地铁旁边的那块地上，有人在放风筝，有人牵着狗。一群狗集中在那边，但有一条狗就坐在草地边上看那些人放风筝。我突然间想，我又见到了一些新的人，新的狗。这个狗好像有点和我一样，置身事内，又有点像局外人，在看那些人。有点共鸣。也许以后把这个狗写一写。

下面是沈大成向《人物》读者分享的书单：

《人物》2022年写作课上线

我最喜欢上班的部分，就是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