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那些事儿，11年前就被她说透了
作者 |度公子
来源 |一日一度
ID |yryd115
二十六年前，崔永元在电视台打工当编辑，见一剧组频频给新主持人试镜，小崔便在一旁敲敲打打。
由此，《实话实说》的剧组盯上了他。
几天后，小崔穿着借来的红西服，吹着飞机头，在现场观众诧异和挖苦中磕磕绊绊走上---舞台，中国电视有了最受观众喜爱的脱口秀节目和脱口秀主持人。
当年，与《实话实说》一起走出来的，还有一个另类的主持人。
她没有经历过专业的播音训练，没有甜美的外形和苗条的身材，说话也不求一个顾全大局，只求“刺激”。
电视台生怕观众不能接受，只能对外宣布，她是个嘉宾。
这主持人，便是张越。
张越接手《半边天》，基本上是破了行业的圈子。
她后来回忆说，刚迈进电视圈时，自己简直就是个“生混蛋”。
凭着本能的热情工作，初出茅庐，但自信、大胆、激情澎湃。
有观众曾写信到中央电视台，言辞激烈地声讨台长：
“这个叫张越的是不是你们家亲戚？你凭什么让她当主持人？全中国的人都死光了吗？”
可张越却能凭着这样的形象，连续3年获得全国性电视节目奖和“金话筒”奖。
中国的“女性平权”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很多观众并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男女平等”，《半边天》正弥补了这样的认知缺失。
《半边天》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凝结了女性力量，它只用镜头记录着一种平等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机会。
但这其中隐藏的不止“性别问题”，它是和这个时代暴露出来的问题紧密相关。
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和国内最早的女性栏目，《半边天》的建组过程，并不轻松。
1994年3月，孙素萍、寿沅君、王娴三位女编导提出办女性栏目的创意，同年5月，她们得到台内领导的支持。
把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带进电视节目中，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节目初期常常把“女性问题”做成了“问题女性”。
故事《苦果》把镜头放在东北一所女子监狱中，有不少犯人是因杀夫而人狱的。
节目采访了几名女犯之后说，这些女性都是农村人，没有文化，不懂法律，是法盲。
节目提醒女性要学习法律，以免走上犯罪之路，自尝苦果。
事实上，这些女犯人不少是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铤而走险。
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不一定直接带来思维上的性别意识，但是自身的感受是接受性别意识的驱动力。
久而久之，总是坐在演播室的张越，深刻意识到自己所思所言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并没有深入真正的生活。
张越没了热情，辞职在家待业两年。
尽管如此，性别视角给了《半边天》制作组一双慧眼，看穿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奥秘。
在聚焦深圳罗湖火车站女厕的《公厕重地，请多关照》节目中，许多女性大吐苦水，如上街前不敢喝水；上厕所排长队；月经期间经血渗漏，卫生巾无法及时更换......
男性化的设施给女性带来了生理上的极大不便。
观众第一次发现，在这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生活领域中，男性和女性的遭遇和感受会如此不同。
这期节目给了张越极大的震动。
于是，《半边天》颠覆、先锋的底色之上，又添了一笔——《张越访谈》。
聚光灯环绕在一些平凡的女性身上。
有一期节目叫《韩春霞的嫁妆》，节目组去河北采访即将结婚的女孩——韩春霞。
她在外地打工好多年，给家里挣了不少钱，想留在城里，奈何城里找不着对象，家里三催四逼，给她找了一个。
结婚前几天，节目组到她家，她展示出一件红黑相间的毛衣，说结婚那天穿。
尽管韩春霞只和大部分农村女孩一样，结婚生子到相夫教子。
但因为在外打拼的缘故，韩春霞的脑子里一直记得一本书——《红与黑》，她听说这是很有名的外国小说，奈何一直没看过。
看见这件毛衣，她就决定结婚穿这件，毛衣代表着她向往的世界。
节目组临走当天，送给她10本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名著和小说。
这个即将出嫁的姑娘紧紧把那摞书抱怀里，她站在门口，看着面包车愈行愈远，不知道未来有怎样的生活在等待着她。
想要从一位女性身上看到个人命运、群体、阶层、时代和历史，这何其艰难？又何其有使命感？
下岗女工张玉芳到市里最大的洗浴中心干起了搓澡工。
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丈夫让她在家呆着，为此经常吵架，但一家三口每月只有300元收入，生活很艰难。
张玉芳在工作中不仅学习了按摩的手艺，而且也有了不错的收入，在老同事聚会时大家向她投来羡慕眼光，她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有了新的认同。
除了较为常见的情感婚姻类问题，节目中前卫的视角，其中涉及的众多议题即使放在当下来看，也依然有很强的先锋意识：
美容护肤品中的“杀机”； 说说男性避孕药； 广告中的性别问题；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会议； 同伴性教育； 离婚前后......
《半边天》就像一面镜子，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汲取力量，不断反思自身的成长环境，勇敢打破既有的社会规训，逐渐找到了缺失的自尊与自信。
《沉默的大多数》有这样一句话：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在《半边天》里，这些人被看到，她们的话被听到，那些遥远的人，都变得很近很近。
陕西农妇刘小样，在村民眼中绝对算得上一个幸福的让人嫉妒的女人。
可是张越看到了她的“异样”，这个农妇是有野心的、不满足的。
初二文化，丈夫忠厚，村后一条高速公路直通西安，但她从未去过，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她痛苦莫名。
她羡慕大城市生活，连城里人的普通话她都觉得格外亲切。
直到张越采访时，她才有机会坐在自己门前的木头上，第一次用普通话诉说自己的烦恼。
她觉得周围的人不理解她，而她的思想也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外面的世界好像离自己很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抓到，而实际上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刘小样说自己去了省城，看着街上的行人一个个那么好看，那么时髦，难过的就想哭。
在很多人眼中，刘小样就是一个“异类”，丈夫王树生感慨：
“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节目组要走了，她哭了大约二十分钟：“你们走了，就扔下我。”
她喊出了“宁愿痛苦，不愿麻木”的话。
她不是没有尝试过“出走”，10年间，帮邻居干农活、去县城做售货员、到贵州和江苏打工。
20年后，人们又找到了她。
她曾经“出走”，但最终还是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其实又变了很多。
她选择与那片平原和解，为了合群主动去和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学打麻将。
她说自己就像院子里的鸡冠花，有人说她不漂亮，但是它也努力盛放，无人欣赏，顶多算悲壮。
尽管《半边天》有勇气有想法有人气，但也是戴着枷锁跳舞。
播出不到一年后就进行了调整，分享个人故事的形式此后成为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半边天》就不好看了，尽管没那么热闹，没那么唇枪舌剑火星四溅，但只要不回避现实，依然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依然在说真话说实话。
《半边天》的深度专题——
《我们的一百年》，用真实的历史去还原女性100年来的地位变化以及遭遇的困境。
从女性身体（双脚）的解放，说到早期女性教育发展史、就业发展史，再聊到女性与战争、女性生育历史。
比起十年前的那些人，我们经历过的变化实在太多了，现在的这辆火车更快、更嘈杂、座椅也更舒适。
谁能想到，这些我们至今还在一次次辩论、呼吁的问题，20年前的电视节目，就已经倡导过了。
在那里，我们赢得的不仅仅是性别的解放，而且是未来、是时间，是历史、是可能性。
在那里，没有男权女权，只有人权。
点击下方视频观看
失去明星儿子之后的“失独父母”
点击下图，阅读更多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