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走在中间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马东与米未这家公司探索出的生存秘诀:选择一条安全的道路,提供快乐,且活得长久。


文|金钟

编辑|桑柳

摄影|吴明

造型|THEXIStudio

化妆|LULU (ONTIME)

服装鸣谢|BLUE ERDOS



「都行」先生


想从马东先生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是困难的。2021年12月末,一年岁尾,当被问到要用什么字来总结这一年的时候,他的答案是「行」。

再追问,你将得到一个绕口令式的回答——「怎么都行,肯定行。这一年我没那么较劲了,能行的都行,尽可能地行。另外就是还要做点什么,有所行动吧。」

怎么都行,确实如此。拍摄《人物》的年度封面时,让他摆什么姿势、穿什么衣服都行;米未的综艺节目里,他总是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华东师大的教授刘擎也是《奇葩说》的嘉宾,曾经问马东:「你干嘛穿成这样,衣服上有荷包蛋什么的,你的美学观真的是这样吗?」马东说,那怎么可能?但是呢,「我配合他们,他们把我搞成什么样,都随便。」


这一年,马东的「行」,指向的也是一档新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这档在2021年秋天开播的综艺,是米未第一档跟喜剧相关的节目,76个作品,描绘了当代人生活的很多切片,包括爱情、工作和生存的焦虑,脱发、互联网对人生活的围剿……还有一些提供的是无厘头的快乐,节目里也出现了很多生动的人,所谓的「腰部演员」焕发出光彩。节目接近尾声时,有观众说,现在自己的笑点,都被米未和笑果两家公司承包了。


这一年,马东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节目里。他的合伙人、米未传媒联合创始人、COO牟頔说,马东并不参与具体的节目制作,但他像水那样无处不在,是一个润滑剂,一个给大家托底的人。


他不是那种有掌控欲的老板。一个例子是,2020年秋天,做完《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米未开始想下一步做什么,7个合伙人坐下来讨论,大家的意见很难统一。


有人想接着做音乐,他们有经验、有感情,年轻员工们也觉得做音乐「洋气」, 「喜剧好土,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但也有人想做喜剧,米未有喜剧的基因,马东是相声大师马季之子,在一种自然的、喜剧的空气里长大,牟頔也是喜剧导演出身。早在三四年前,米未就想试水,签约了演员金靖,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几次试验未成,但是经验积累了,觉得是时候了,可以做出新东西。


谁也不能说服谁,牟頔就提议,7个合伙人分为两派调研,然后说服对方。马东同意,「就这么干」,他站在支持音乐的那一边。但最后,牟頔代表的喜剧派赢了。


这个过程里,作为老板的马东是接近隐身的状态。大家争着,他就安静地听,也不表态。虽然站在音乐那边,但也不是坚定地捍卫它,而是要看看论证的结果是啥,让事实说话。在牟頔看来,这是一种中道,「他是把中道做到极致的人,永远不会先表态,不知道他明确的态度是什么。」


团队第一次做喜剧节目,筹备花了9个月,比之前的节目都长,到了2021年4月,原定的开机时间,还有一些艺人邀约没成。到底开不开呢,马东也不给答案,让她自己确定,「你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你觉得没有请到那些艺人,我们能不能开机?如果你准备好了,现在开也OK,」牟頔决定再缓一缓,「他不会说不能,他不是那种把答案摔你脸上的人。」


最后,他还是那句,只要大体方向没问题,那就做呗,「也行」、「都可以」。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是米未第一档喜剧相关的节目


在舞台中央跳舞

「怎么都行」,这句回答里,或许还有对时代的观察和顺从。


在什么事儿上吃了亏,就马上吸取教训——《奇葩说》曾因为选手之间的矛盾,上了微博热搜,米未想尽办法想让它下来,「不希望自己做的节目让这样的事情上了热搜,不是我们的专业尊严」,隔了这么久,马东提起这件事,还称它为「切肤之痛」。


后来做《乐队的夏天》,乐队之间也有摩擦,后期怎么剪,导演组有过纠结,如果放一点进去,节目效果当然会更好,但后来还是全部剪掉了,一段都没留。


到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马东和他的团队已经更加确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坚决不要的是什么。他讲到开启这档节目的根本原因——即兴戏剧的训练方法是「yes,and……」,不管对方说什么,都要先表示赞同,然后再转变。如果有人说咖啡是白的,你不能否认,只能说「对,如果它是黑的,口味会不会更好?」他把这视为一种关注当下、接受别人的底层哲学,「是乐观和接受,而不是对抗和暴躁」。


牟頔拿史策王皓的6部作品作为例子来解释这个理论,「你在里面看到爱情所有的沟壑,最后带来的情绪是什么?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看完之后觉得温暖、安慰、感动,这就是能量值升高,是正向的,也是他们要的;如果是撕逼的节目,看完觉得颓了、抑郁了,这就是能量值变低,是负向的,也是他们不想要的。


这种话语不仅仅出现在采访中,它也作为一种标语、一种价值观、一种智慧,在这家公司贯彻——米未所在的白色办公小楼的各处,门口、一楼大厅、会议室,都散落着易拉宝,最上面一条就是「成为一家创造正向情绪价值且持续成长的公司」。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马东与这家公司探索出的生存秘诀:选择一条安全的道路,提供快乐,且活得长久。


在刘擎看来,马东是个很圆融的人。因为《奇葩说》,他们相熟,下了节目,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私下交往时,刘擎觉得他落落大方,不是要跟人很亲密,但非常友好,有话直说。跟他打交道,不会有难堪和困窘,诚恳的分寸感是在的。


谈论问题的时候,他也不偏激,不像学者或者思想家一样沉重,反而是举重若轻,每当别人说出一个观点,他常常是提问,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刘擎说,「学者会借助一些工具,或者概念,但是概念会带来类型化,但他会把这个概念破除掉,有一些类型之间的差别,他觉得是程度的差别,这里面就带来一些新的空间和余地。」


他有一种朴素的对快乐的追求。导演组做节目的时候,作为CEO,他很少参与细节,牟頔说,只有当大家在讨论一个喜剧人的标准是什么、节目该怎么打分的时候,他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好笑是第一位的,观众和专家有同样的权力打分,让笑去决定输赢。


有个叫《三狗直播间》的节目,以无厘头、洒狗血的方式博得了全场大笑,马东甚至笑出了眼泪。点评环节,有一位编剧说,笑完会觉得羞耻,还有人觉得这不高级。马东马上接了话,说的是:喜剧当一个专家,挺悲哀的。


他拥抱最本能的快乐的冲击,警惕沉重和苦大仇深,「你得先笑,笑完以后买一送一……留下了一个你可思考的空间。」他说,「但是你那个东西不值钱,你老冲那个赠品去,这事有点问题。」


这是他少有的鲜明表达。牟頔说,在工作中,她要和马东不断「对齐」的是那种「不卑不亢,不偏不倚,走在正中间」的状态,不是说凡事没有结论,而是尽量去对抗非黑即白带来的风险。「如果我们预期做一个内容一定要炸,只有两种结果:炸了你就膨胀,不炸你就沮丧,这就叫又卑又亢,而中道的逻辑是,就是你按常理去做内容,每一步都做到,它炸了很好,没炸我们就接着做,你要接受,你要认命。」


当我们再追问时,马东也泄露了他很少表达的更深远的目标:能一直在舞台中间跳舞。


「我一直是那个理论,你决定要好好跳舞,而且跳一辈子,那你就在中间跳。你没事老跑到台边上跳,掉下去你赖谁。你那个不叫跳舞,那个叫杂技。君子不立危墙,你没事把自己搁到马路边上干吗?」


西装套装 BOXCOX


种庄稼的人

但就算有躲闪,有腾挪,「行」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那就是做点什么,有所行动。


一年多前,马东突然跟大家说起,有个教授叫刘擎,在得到上开了课,大家可以去听听。牟頔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都不知道刘擎是谁」。不久后,马东带着牟頔去上海见刘擎,约了个下午茶。马东和刘擎聊天,综艺节目导演出身的牟頔在旁边观察两人的你来我往,心里有一个雷达,在反复估量这位教授上节目的可能和可行性。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一季《奇葩说》,刀光剑影的节目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温和的声音,刘擎成了大家印象最深的嘉宾之一。节目播出后,刘擎接受了一段密集的媒体采访,感到疲惫,他没想到自己会引起这样大的关注,但后来,他理解了这其中的原因——他或许弥补了某种「意义感的匮乏」。


「(综艺节目)可以做得很搞笑、很精彩、很有意思,但它仍然有一个对意义的建构问题。人们仍然有精神关怀与精神追求,有对人生、工作、生活的意义探索的需求——碰巧我满足了这种需求,才会受到这样的关注。」


马东是意识到了那种匮乏的,包括他自己,也是被刘擎课程中更深远的东西打动。


他当时告诉刘擎,自己是听到他讲哈贝马斯,讲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多么重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并没有一个像神一样的宗教信仰,可以作为共同的出发点。于是我们特别需要沟通,需要彼此交流,来尽可能达成共识。这个共识可能不总是那么坚定可靠、一劳永逸,但仍需要不断交流。」


在那一季节目里,刘擎也实现了那种匮乏的「意义感」。就算是谈一些表面看起来无聊的话题,实际上还是有延展的深度——比如有人会说,理想很遥远,不要老是谈理想,要谈现实,但刘擎说,理想就内在于人的现实精神结构里,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是动物,不作为人存在了;再比如,有一期是妈妈追星应该怎么办,刘擎在辩论中提到了「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先,尊重一个人,尊重人的感受和意愿,这不是只针对这一种情境,而是一种方法论。


但在另一个层面,刘擎也明白,这背后是米未整个团队的腾挪和生存智慧。


第一次见到米未编导团队时,他觉得挺惊讶,几乎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都很专业、会表达,非常敢说,非常礼貌,也很具有想象力。在讨论奇葩说辩题的时候,她们会在意辩题有没有意思,挑选那些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一是职场,二是亲密关系。更公共性的话题也会涉及,但她们会很谨慎小心。


而在这个团队里,领头的马东更像是一个「瞭望者」的角色。他充满好奇心,从得到的课程里挖出了刘擎,又从最新一期采访教授鲁白的《十三邀》里,获得了一些关于脑神经科学的知识。他常常是去这里开会、去那里听课,得到了新的资讯,看到时代暗流变化的轨迹,马上回到公司,跟大家分享。


私下交往的时候,刘擎觉得他的这种底色很清晰,他关注科技、经济的发展,看各种书,有强烈的学习欲望,「他学的是计算机,不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学历,但他是那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人感受着时代潮水的方向,比如,这两年,人们似乎前所未有地需要喜剧,需要笑。刘擎觉得,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社会,人是需要抚慰的,而喜剧提供了一种温情,「它给你抚慰,戏谑啊,自嘲啊,都可以,它让我们看到说不是你一个人在经受这些,大家都一样,个人的悲苦和大众的悲苦是在一起的,于是我们找到了一种联系。」


制作喜剧的马东不说这些,他只是一部部做下去。刘擎觉得,马东怀着的是一种朴素的、种庄稼的心理,「当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不管在什么气候下都要种庄稼,总是能找到能够在这个气候下生长、收获的庄稼,它依然是食物,是有营养的。他不会做出一个完全没营养的东西,他是有底线的,而且这个底线还不低。」


甚至,他觉得这也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不是用原则思考问题,而是让这个原则,在具体的处境中发挥作用。


以下是《人物》和马东的对话。

《人物》:最早接触即兴喜剧是什么时候?

马东:大概4年前吧,我们从国外请了喜剧学校的老师,给导演组做即兴喜剧的培训,学习方法论。我们发现每一个game,只要大家玩起来,都可以通过共创去完成一个作品,我们相信这种创作方法是对的。更重要的是,即兴喜剧其中一个训练方法是「yes,and」,它的底层哲学就是关注当下,接受别人。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说是对的。比如你跟我说咖啡是白的,对,如果它要是黑的呢?也许口味会更好。你说什么我都是yes,然后再转变。这对世道人心是有正向情绪价值的,是乐观的、接受的,不是对抗的,不是喧嚣、暴躁。这事特别有价值,这也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由来。

《人物》:你提到关注当下,接受别人,这跟《奇葩说》是不一样的,《奇葩说》是「你的不对,我的对」,对抗性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强烈的。


马东:非常准确,《奇葩说》是「no,but」。西方的笑话就是,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我反对」,《奇葩说》就是这样,不管你说什么,我先反对,反对完了再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是先接受,接受完了再说,先把咱俩拉成同一目标往前走。「no,but」有它的喜剧效果,因为有反差,「yes,and」有它更重要的喜剧效果,这都是对的,它们底层都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个。

《人物》:是什么?


马东:是带给人快乐,多巴胺。


《人物》:你曾经说,一个内容的创作者和生产者要看到时代的暗流。做喜剧大赛,你觉得对应到了时代的暗流吗?

马东:我说「时代的暗流」,当然有对宏观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独特的幽默感和生活方式。佛系的人都不佛系,说躺平的人其实都是站着的。为什么大家在舆论上都在喊躺平,是因为大家都还在努力,需要情绪上的对冲去安慰自己。


我们看不到所谓时代脉络,只是用年轻人愿意的语法和生活方式去关照他们身边的困境。比如时间都去哪了,比如关于爱情。在这次后面的赛段,王皓、史策、徐志胜那个作品我特别感动,那是今天的年轻人,善良、成熟。这个作品在以前会被问,你想反映什么?你想说什么?但今天它已经全说清了:今天人的爱情观、生活观甚至是时间观念。一个好的喜剧作品里面没有坏人,那个作品我是特别喜欢的。

《人物》:但是看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舞台挺残酷的,一些作品只闪现了几秒?

马东:那就是不好嘛,那就没办法,甭管是谁的作品。对所有演员来说,他们知道自己那个作品好不好,特别清楚。他们要的是公平,所有人不能接受的都是不公平,你有黑箱,那就接受不了。在公平面前,残酷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不公平的时候,谈不上什么残酷不残酷,因为不公平本身就已经很残酷了。

《人物》:节目在正式上台之前,你有没有看过?

马东:导演组不许我看,因为我看完了在现场给的反应就不真实了,我还得演。所有作品我在舞台上都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才能给出来(反应)。比如三狗,我为什么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就是生理性的好笑,我是真扛不住。

《人物》:那个节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觉得他们在洒狗血?

马东:没关系啊,第一大家的笑点不一样,第二我那天还在跟别人说,我认识的喜剧大腕儿,笑点都不高,经常都是乐得前仰后合。按说这个人是专家,应该轻易不会笑,都是装的。他觉得自己必须高级了,那就不是喜剧演员了。好多人都前仰后合的,因为他们能识别那个包袱的细微处,像宋丹丹啊,坐第一排「嘎嘎」能乐翻过去。

《人物》:现在快乐确实是特别稀缺的一个东西,那种从综艺节目里面得到的生理的、本能的快乐。

马东:也不是,以前农耕社会,接触的人少,最多150人,中间有几个是那种(搞笑的)。人群是正态分布的,十个人里面差不多有两三个是搞笑担当。但现在这些人基本全在抖音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每天笑得一定比以前多。

笑是一个跟幸福直接相关的指标。也许今天的人并不比过去的人快乐,也并不比过去的人哀伤。但是今天人能够接触到可乐的人的渠道,肯定比以前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天天看这玩意儿,还得把你逗乐,这太难了。你说有哪个段子三天以后没听过,你是不是就out了。

《人物》:提供快乐是米未重要的工作目的吗?

马东:米未的使命叫做让世界更快乐,这是我们的核心。应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点快乐。到底是让你身边的三五个人,还是通过一个节目让三五千万人感觉到快乐,本质是一样的。至少不让世界因为有我们而添堵。多一点,是一点。

《人物》:所谓的「正向情绪价值」怎么理解?


马东:严格防止零度以下的东西。我自己对于负向情绪价值没有偏见,有人专门写悲剧,有人专门写惊悚,有人专门写撕逼,我都没意见。但我不去做,那不是我的长项,我也不能让自己分裂。我们做的东西没有零度以下,没有结冰的,因为我相信正向的东西做好了,一样有甚至是有更大的价值,它的温度是更好的。

《人物》:这是你最初就确定的,还是逐渐摸索出来的?


马东:做着做着觉得这样更好。《奇葩说》早期会有很多撕逼的东西,我们全程跟踪,也录了很多。如果是别的节目也就播出去了,我们当然也可以播出去,也可能会冲上热搜。但对我们来说,那个热搜没有价值。剪辑「乐夏」的时候也有这种内容,导演组在后期的时候很犹豫,这个放上去肯定有效果,要不要放?后来全剪掉了。剪掉以后我们再看,舒服了,这一点都不减少它本身内容的价值,甚至让我们更舒服。


《人物》: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追求会有变化吗?从最早主持《有话好说》《文化访谈录》,那时候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快乐,是怎么慢慢变成了这个?


马东:那些提供的是不同的东西。《有话好说》也好,《文化访谈录》也好,更多的是提供信息量和思维角度。从《挑战主持人》开始,快乐就很重要了,我也是一点一点在进步吧。

《人物》: 你现在怎么看之前那些节目?


马东:其实我一直做的都是综艺节目,就像一个作家写的若干部小说,你不能说前面那部是为了这个,后面那部是为了那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明确的意识和目的。我也不可能从生下来直接蹦到今天,每个人都一样,它就是那个过程的一部分。

《人物》:除了提供快乐,你希望在快乐上附着其他东西吗?


马东:快乐就是快乐,新知也能带来快乐,新的信息量和视野也能带来快乐,甚至是幸福,这都非常重要。但今天的米未,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快乐是人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关于喜剧才会有那么多的理论建设,包括什么是噱头,什么是幽默,什么是诙谐。所有架构的建立,不见得谁的是对的,但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出来的,这本身没有错。快乐一定是人的底层需求,毫无疑问,是人对抗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安慰剂,任何时代都一样。


《人物》:上一次我们采访你还是2018年。


马东:我比那时候成熟多了。


《人物》:怎么体现呢?


马东:这两年我学了好多东西,那时候想不明白的事,现在想明白一些了。比如说我买了关于三高的课,什么是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弄得可清楚了,怎么科学减肥,每天都在学习。世界观倒是没什么变化了,人一辈子世界观能变几次?我们这代人第一次世界观变化,一定是牛顿三大定律,这是你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后来微积分,你就觉得,哇,原来世界是可知的,可以被无限分解和无限组合;后来就是《相对论》,就发现,我去,原来什么都是相对的;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是下一步最重要的刷新,包含元宇宙,很多人把它当作技术科学的研究,但是你往根儿上捯,是脑神经科学的研究。

《人物》:你提到人生观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说到某些时代。


马东:碰到曹雪芹一次,托尔斯泰一次,最后被陀斯妥耶夫斯基给彻底干掉了?没那个事。不重要,没关系,但是人的进步就在于超越原来的那些概念,逐渐看到了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其实不重要。

《人物》: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马东:没有,到我这个岁数还变什么,没什么可变的了,能不变就已经很好了。刚才看了我2018年接受《人物》采访时拍的照片,我觉得我变化还挺大的,变老了(笑) 。

《人物》: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变老了?

马东:心理阴影吧,你自然的那种……因为过了四年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你剪头发,发型师也会跟你说,马老师你这个白头发,后边这块的白头发可比以前多多了。

《人物》:过了50岁之后,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吗?

马东:我上一个年龄界限是35,我印象特别深,我35岁生日的时候,那时候想的就是人生过半。我父亲72岁去世的,我就想说悲观一点就35岁人生过半,干点啥呢,或者还能干点啥?大概从那以后就没再想过这问题了。

《人物》:所以35岁那年,你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

马东: 做了什么?啥也没做,就是想了想(笑)。没用,就是那时候年轻,还想想,但「行」很重要,第一是接受,你说什么都行,第二是做点什么,行动,很重要,说出大天来,你还是得做你该做的事情。真正的怎么都行,是说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外面的气温是高是低,是风是雨,我们说八风不动,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有时候,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未必是你想做的事情。有时候,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未必是你能做的事情。但是我说的这种行,就是做自己肯定想做,也一定该做,然后差不多能做的事情。


《人物》:过去一年你的感受怎么样,对2021年的行动满意吗?

马东:不满意,如果满意的话就膨胀了,但是这个不满意跟我说的「行」其实不冲突。一个人如果在岁末年初总结的时候说这一年我很满意,那下一年就悬了。更多的是去看看不满意的地方才有意思,也克服自己可能会有的膨胀,克服自我认知上的那些障碍。

《人物》:马老师的雷达响了。

马东:我是发自真心的。工作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从来也没有什么大小年,越来越,没有这个事。我一直是那个理论,你决定要好好跳舞,而且跳一辈子,那你就在中间跳,你没事老跑到台边上跳,掉下去你赖谁。你那个不叫跳舞,那个叫杂技,好好的一个舞台,灯光都在中间,好好地你在中间跳不就完了嘛。君子不立危墙,你没事把自己搁到马路边上干吗?

《人物》:可能边上也有很诱人的东西,或者你想要去试一试的东西?

马东:大家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价值观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叫长期价值大于短期价值,你把它理解成活下来也行,对我们来讲,在正向情绪价值这条路上,越长期越有价值。

我在《奇葩说》里面说过,我特别喜欢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就是我们老意识到自己在一条船上,但却忘了自己在一条河上。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我不是党员,但是为了纪念,我重读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我第三遍读了,每一年读,(感受)都会不一样。你会对于你自己所在的这条船和这条河看得更远一点。我觉得放掉执念,包括这个世界「变」的执念,了解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什么是常态,什么是非常态。所以,我还是重读《邓小平时代》,我跟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要读,要重新读,傅高义这本书还是写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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