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声生不息」的弹幕里做粤语警察？
一、保镖保护强者，警察保护弱者
《声生不息》在首播当天就直接帮助湖南卫视夺下同时段卫视收视冠军，可谓来势汹汹。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港澳台办公室,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特别指导”，籍以上述单位的强悍背书，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国安法在香港落地实施的背景，我们可以分明感受到这一档节目所蕴含的重量。
虽然是一档带着主旋律任务的节目，但是凭借湖南台多年在综艺节目积累的经验，《声生不息》以其极富质感的舞美设计，充满诚意的人文准备，跨度饱满的嘉宾阵容，丝毫不拖泥带水的节目节奏，出色地兼重了节目的娱乐性和严肃性。
无论是双语主持人的设置，还是不设淘汰的赛制，或者是穿插在各种楔子之中的经典致敬，诸多不事张扬的细节都体现了对港乐文化充分的尊重。
节目另外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对内地艺人和香港艺人之间文化碰撞的展示。
除了各种活跃节目的学粤语和表白前辈的环节，最有看点的当然还是在他们演唱粤语歌曲上的比拼。
面对香港或者本身出身于粤语文化区的艺人的母语优势，客场作战的内地歌手在略显保守但是也不失真诚地完成了演出之后，在一片高呼“爷青回”的弹幕互动里还是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在马赛克乐队结束了对beyond经典曲目《大地》的演唱后，作为主持人的王祖蓝也没忍住调侃了主唱夏颖的发音。
这很快又在弹幕中引起了一阵反击。
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粤语警察”的定义：
指在网络上无聊地指出热情地提示其他人粤语发音不标准的网络喷子正义之士，以展示自己深谙粤语的优越感助人为乐的高贵品质。此岗位多由广东人担当，常活跃于抑郁云，企鹅，小破站等等音乐视频软件。
这个词语显然不是什么正面的意思，可是为什么是“粤语警察”而非“粤语保镖”呢？
从这种网络概念选词的潜意识我们可以看出，粤语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受到这种保护性的维护了。
又或者我们应该问：粤语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二、每况愈下=祖上阔过
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前夕，一个“广州电视台要取消粤语”的传言在网络上不胫而走。
所谓三人成虎，这个不知真假的消息一下子激起了一阵“粤语沦陷”“岭南文化垂危”的声调。
数百名广州市民在危机感之中集结起来，在广州市的各个交通枢位置纽进行了以“挺粤语”“撑粤语”为旗号的示威活动，最后广州市政府不得不在社会的重压之下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推普废粤”的真实性。
虽然消息最终被证明是谣言，但是广东人从此种下了对“推普废粤”深深的不安全感。
“撑粤语”示威现场
与这种担心相应的另一个现实是：
随着普通话的流行，社会结构的变化，广东与内地交流的越发频繁，广东人自己的母语水平也在大幅退化。
根据笔者生活在广东的观察，年轻一代的广东人在很多粤语发音之中几乎必须要中介普通话，比如“铅笔”的“铅”在进行了脑子里的“普通话（qian1）——粤语”的转译之后就很容易会发作“cin1”音，而正确的读法却应该是jyun4（圆 ）。
而对语言消亡的哀叹更多的是为了透视背后逝去的那个黄金时代。
无论是对这些老艺人“无耳返全麦”的业务能力的肯定，还是对他们那种“只做了一些微小工作”的艺德的感慨，无一不是对当下娱乐圈不满的隐晦表达。
但是这种“娱乐圈托古改制”的前提应该是对语言保护伦理和黄金时代神话的充分共识。
三、作为“鸟语”的粤语和作为“文化沙漠”的香港
上世纪70年代由曾郁文教授发起的“粤语正音运动”曾经在香港引起一阵在公共领域中纠正“读错字”“发错音”的热潮，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
新世纪之后，由何文汇接过大旗的正音工作受到了王亭之为代表的学者的极大质疑，何文汇用一部700多年前的宋朝人编撰的《广韵》给粤语下紧箍咒的做法被认为是对约定俗成的日常语言规则的背离。
王亭之认为，对一些字音读法的将错就错，是语言演变的正常现象，对古人字音字义的拘泥，只会增加日常交流的成本，反而有损语言的健康发展。
节目中穿插的粤语声韵学常识普及
这场发生在40年前的正音争论让我们认识到对粤语发音做本质主义的界定是不合时宜的，而明末清初的广府学者黄节，为了延续咸丰年间土客大战以来的土人文化优势，其宣扬“粤语是秦汉官话正统”，则更让我们意识到粤语是“古华夏语”的说法站不住脚。
事实上，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因为气候地理等原因，就一直疏远中原，处于汉语文化圈的边缘位置，更遑论古华夏文化的代表。（实际上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南越文化的基因更接近于古壮语系统的南越土著人而非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
粤语文化最早在主流文化中的崭露头角，其实是得益于清末广东的侨文化优势，深受西化开化思想影响的广东一度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革命叙事话语对一切文化的取代，粤语的影响力也走向式微。
梁启超像
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人才辈出，国父孙中山，维新志士康有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新四军军长叶挺皆出自广东
在而后粤语文化的回潮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一支，自然是我们所熟知的，从七十年代开始辐射整个华人地区的香港流行文化。
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兴起与战后一代本土意识的建立有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马师曾、红线女等一线粤曲名伶离港后，香港音乐主流市场逐渐被49年之后由上海传来的“国语时代曲”和来自西方的“欧西流行曲”所占据，代表本土音乐的粤曲在四面楚歌之下日益颓退。
节目中嘉宾们谈及过去国语时代曲与欧美流行曲对港乐的影响
当时的港人多为农民背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词风典雅的“国语时代曲”和英美舶来的“欧西流行曲”对他们来说都高不可攀。
作为一个难民城市，缺乏凝聚力的广大移民人口在面对港英政府培养下的上层精英文化时非常弱势。
而在定居香港的“华侨”们摆脱“过客”心态，对这片大家“共舟共济”的栖身之地逐渐萌发了认同感之后，一种有意识的对殖民文化的对抗，通过对凡桃俗李的现实生活的确认慢慢建立了起来。
香港最早的流行音乐（粤语时代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诞生的。
这种“粤语时代曲”的创作者多具备粤曲练习背景，但发声方式又较传统粤曲自然、亲近；
在伴奏多采用欧美的流行曲旋律并配合西洋乐器，因而听感上也不落时髦；歌词创作追求口语化，对背后的意义不做斤斤计较，力求老妪能解，但又确实失于下流。
尹光，“粤语时代曲”代表作者，所唱流行曲诙谐鬼马，针砭时弊，被认为专事“咸湿（色情）歌”创作
作为香港通俗音乐的元老，“庙街歌王”尹光的《你阿妈大减价益你老豆》（你妈妈大减价便宜你老爸），“东方猫王”郑君锦的《飞哥跌落坑渠》（飞哥掉进坑渠）等等，歌词中充斥着各种下里巴人的粗俗表达，这恐怕会令李健在节目中那番关于港乐歌词的发言颇显尴尬。
《你阿妈大减价益你老豆》
演唱：尹光
你阿妈 大减价 益你阿爸（你妈妈 大减价 便宜你爸爸）
养家日夜挨 确唔易（养家日夜挨 确实不容易）
你阿妈 大减价 益你阿爸（你妈妈 大减价 便宜你爸爸）
冇家用还有三餐（不给生活费还有三餐）
炒几味捻手超班（炒几道拿手好菜）
有咁嘅贤妻堪称赞（有这样的贤妻堪称赞）
细路 你老豆好鬼马（小孩 你爸爸好搞怪）
细路 你老豆梳爽惯（小孩 你爸爸舒服习惯了）
细路 男士有责任（小孩 男士有责任）
为顾住头家就要挨死撑（为了照顾好家庭就得往死里撑）
可见从最开始，香港流行文化的血液流淌着的就是市井的基因。
但是哪怕是粤语文化在最具统治力的八九十年代，以市民精神为主体的香港流行文化也一直饱受争议，不要忘记最早被冠以“文化沙漠”之恶誉的城市的正是香港。
在文化快消品生产的马力全开中，充斥着的是大量的粗制滥造和惟利是趋，所谓的经典不过是一年几百部产量的大浪淘沙之后的幸存者偏差。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来自精英的“坏品味”式的指责，那么我们应该同样看到，香港流行文化中那种对底层的同情是如何在后来转变成麻痹大众的奶头乐。
即便是在童年滤镜的强力加持下，也无法洗刷它曾经对敲骨吸髓的社会结构的助纣为虐（可参见笔者旧文《大嫂走后怎样》），而且这不是什么“时代局限性”，同样的批评在当时的香港就已经屡见不鲜（如也斯的《香港文化十论》），只不过这并不能阻止香港的娱乐创作者们的激流勇进。
至于明星制度和爱豆制度下的艺人私德比较，我只能说这是在时间的蒸馏作用下，对30年前娱乐圈生态产生的距离美。
四、殊途同归与适得其反
如果说推广粤语文化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看就只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我们可以说其实要害的是这底下的肌肉角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为了提高对外资回国置办企业的吸引力, 在了解到有投资意愿的外资主体大多为会讲粤语的侨民的情况下，作为桥头堡的广东被国家特许打出一张文化牌——
1986年，在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的同时，广东的电台、电视台却获准了“以粤语播出节目”的特权，这个出于促进经济建设的文化政策不仅让广东收获了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经济优势，还促使了大家对粤语的学习和使用。
这种双向塑造的结构让粤语成为了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世界语”。
林晓峰和李克勤在节目中谈及过去粤语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当年两岸三地的流行歌手可以做到国语粤语双栖是普遍情况。
如果说40年前推广粤语的动机是怀柔，那么40年后的今天就只能叫做匡扶了。
随着背靠内地市场的红利的减弱，香港的经济发展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相对于内地城市的优势已经大大下降。
2021年香港的GDP排名为全国第21名，而在25年前这个数字曾经是第一。
当时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约等于同时期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8个大型城市的总和，东方之珠曾经傲视群雄的影响力在现在的窘境中已成明日黄花。
2019年香港非法示威集会现场
发生在两年前的暴力示威活动则更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动乱事件对香港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4000亿港元，旅游、零售、餐饮、运输等各行各业都遭受严重打击。除了经济和民生水平的退步以外，更重要的是对香港与内地两方民众的严重撕裂——
对香港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冠以“港灿“、“曱甴”等侮辱性名号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简体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政治正确了，而这也不过是对香港网民将内地人叫做“蝗虫”、“强国人”的回击。
这种在歧视性称呼上的创造力反映的是两地观念之间深深的裂缝。
“推广粤语文化”正是为了填平这个裂缝，这是官方在推进大湾区建设、全力支援香港抗疫以外的一种文化上的努力。
但同样是支持推广粤语文化，有人秉持的却是另外一套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
对于他们而言，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不应该由某些特定的文化来决定，不同的文化种群应当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不同实现形式，所以通过积极地去维护某种边缘文化，以形成对中心的一种抵抗态势，才恰恰是对一个社会普遍意义的最好守卫。
也就是说，支持“推行粤语文化”的两方，一个是为了弥合“缝隙”，另一个则是为了维系“缝隙”，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诉求投向了这些德艺双馨的老艺人和那些有口皆碑的“港乐骄傲”。
双方看似殊途同归却实际上都适得其反。
因为重要的不是被他们共同守卫的东西，而是被他们共同排除的东西。
前者为了维持共同体的稳态，要把那些动荡的、异质于共同体的部分从被承认的名单中剔除；后者为了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则要把自己不断地指认为那些体面的、彰显身份的符号。
为了维护同一却把真正需要同一的差异排除了，而试图维护差异却又在确认差异的时候把差异同一了。
正如粤语文化区不止港珠澳和珠三角，也包括那些不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一样，粤语的使用者也不止穿着人字拖和手里攥着好几串钥匙的包租公，也包括摄影师恭一的《盲》中那些广东乡村里“被捡到”“被使用”的精神病女人，和那些因为文化、语言、年龄甚至政治立场而被排除在外的香港人。
两方共同排除的剩余成为了“推广粤语文化”的灯下黑，它们是无法落在光屏上、被悬置的光子，它们是一种黑色的光。
因为无法被表述，所以也就成为了看不见的存在。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只能依靠被它扭曲的外在场域，依靠那种“这里有一点不对劲”的直觉。
此事最为诡异的就在于，双方都要在与自己诉求的适得其反中，才能维持自身的自洽。
五、橱窗中的粤语
让我们回到粤语警察的问题。
这几年，一些被称为“塑料粤语歌”的抖音神曲开始流行。
围绕它们的口水仗，依然是经典的关键词“教坏细路”“推广粤语”“九音六调”……
其实无论对这些神曲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支持，在“推广粤语文化”的幻觉下，都是在自作多情。
因为这是一种被抽空的粤语，这是一种不属于任何具体使用者的粤语，它只是一种对粤语文化“曾经建立在历史文化偶然性上的优越感”进行了符号化之后的表达（即“港味”）。
它现在被作为文化商品被明码标价地展示于橱窗之中，等待着那些消费它的主人。
香港著名填词人黎彼得曾经如此评价尹光：
“ 我们用他们(香港市民)的母语写歌是典型的香港情怀。
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人,因经济原因,童年的生活较艰苦,说话也粗俗些。那时有钱人少,一般是劳苦大众,较市井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的歌一面世,听众就拍案叫绝。
其实当时也有尹光的歌,在庙街很受欢迎,因为他唱出了庙街那些低下阶层的心声。”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粤语流行文化的初衷，那么去珍惜新一代香港电影作者吧，去珍惜那些拍出了《浊水漂流》、《智齿》、《麦路人》的年轻人吧。
或许那些对黑光的照亮才应该是我们亟待正音的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