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到海外的中国“90后”，用魔法打败魔法

“年轻一代艺术团队的发声

是对西方舆论展开一场‘奇袭’，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作者：杨学义 隋坤

该如何介绍天府事变？

简单点说，这是一个火到海外的中国说唱组合。

复杂点说，他们是个矛盾体——把“自己眼中的天府事变”描述为戴着大金链子、梳着脏辫的嘻哈歌手，把“同行眼中的天府事变”描述为双手插兜、有板有眼的“五道杠青年”，而“外媒眼中的天府事变”被黑化成了“中国官方雇佣的匪帮”……

不久前，《环球人物》记者去成都与他们进行了两次长谈。

采访结束后，他们专门为《环球人物》创作了一首歌《Who am I?》（《我是谁？》）来解释自己：

“不为名利，我是头野兽，一个民间发言人，不是泛泛之辈，我是国际舆论斗士。”

《CDREV》是天府事变这个组合成立后的第一首歌，可以看作一首定位曲。

歌中唱道：

“要把他们统统铲除，让我的孩子不会因为说唱再和毒品接触。”

“只会撒钱的废物冒充说唱领袖，眼里只有钱和美女的loser不会长久。”

“谁来扣响，这事变的第一枪？”

组合成员罗锦辉说，那首歌代表着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事变”，针对说唱圈的，“我们与有害的价值观正式决裂、割席”。

说唱音乐在西方的发端和蓬勃，伴随着谩骂、斗殴、滥交、毒品等负面现象，而这些一度被西方某些说唱人当成“酷”。

天府事变成立之初就不认同这些价值观，“我们听了很多欧美说唱大师的作品，虽然也有人很颓废，但真正最厉害的，还是表达深刻思想、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

·天府事变向爱反串的“国际友人”开火。

后来，他们还有第二次“事变”。

2016年，中国台湾艺人周子瑜涉嫌“台独”一事持续发酵，天府事变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创作了一首《红色力量》，将蔡英文和海外反华势力骂个狗血喷头。

“我们选择用英语演唱，因为国内民众的情绪是一致的，我们就是要表达给外国人听！”

在他们的印象里，这是最早一首在海外产生影响的作品，“有一些网友将这首歌搬到海外网络上，甚至将这首歌当成‘出征’主题曲。”

不久后，他们又推出《This is China》（《这才是中国》）。

与《红色力量》相比，这首歌最大不同，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自我介绍。他们汇集了外国人最关心的一些话题，在歌中进行阐述——

“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总是被雾霾笼罩着，这不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伦敦和洛杉矶很像吗？看，飞速增长总是伴随着痛苦的。”

“三聚氰胺牛奶已经影响了四万婴儿，他们正在被营养不良折磨着，更可怕的是疫苗事件，非法商业交易已经被停止，但也已经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这些商人都怎么了？”

歌词延续了天府事变犀利又泼辣的风格，直接回应海外网友最关注的敏感问题，随后用最坦诚的态度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克服的问题，并且你们的国家或许也走过这样的路。

《This is China》引发轰动，很多海外媒体找天府事变进行采访。

“现在回过头来想，绝大多数西方媒体都是在阴阳怪气地嘲讽我们，尽管当着我们的面，并没有表露出来。”

组成成员王梓鑫记得，BBC一名资深记者在采访时彬彬有礼，后来却在推特上竟直接辱骂他们：“试图把盲目爱国包装得很酷，什么××（侮辱性词语）玩意儿。”

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多了，王梓鑫也总结出西方的采访套路：预设立场。“采访之前他们已经想好了写什么，采访对象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有一次，美国《时代》周刊找到王梓鑫，采访时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王梓鑫说不是，记者只得作罢。过几天，对方又打来电话：“那你是共青团员吗？”王梓鑫说是。结果，这就成了天府事变又一次被定义为“官方歌手”的依据。

“那段时间外媒的频繁采访，让我突然意识到：明明是善意坦诚地告诉西方人什么是中国，但他们的媒体完全不接受。所以……”王梓鑫说到一半，罗锦辉接过话：“是的，我们那时候决定，换一个方向去战斗。”

更加自觉和专注的“出海”开始了。

天府事变不再介意别人对他们“唱红歌”的diss（抨击、讽刺）。“爱国并不是捞钱的工具，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和发自内心的信仰。”

彻底跳出了这些恩恩怨怨后，他们就像一只跳出枯井的青蛙。“我们的确失去了一些亚文化的听众，但迎来的是更开阔的世界。给我们音乐留言的网友，渐渐多了头像是风景照的大爷大妈，他们鼓励我们：小伙子真棒！”

关心国内外时事的网友，还有国外对中国感兴趣的网友，哪怕不懂说唱音乐，也有可能变成他们的听众。

“这也是我们打破壁垒的过程，丢了芝麻、捡了西瓜。”

·天府事变在演出。

天府事变开始思考：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说唱音乐的优势到底有哪些？

最明显的一点，说唱音乐是舶来品，欧美听众对其认知度相对较高。

“由于长期听欧美经典说唱音乐，我学会了他们的发音吐字技巧。”罗锦辉说，“我们并没有‘杀到敌人内部’的主观意识，但纯正的发音确实客观上帮助我们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另外，说唱音乐歌词密集，有冲击力，“它表达的观点、讲述的故事是完整的”。

成功的欧美说唱人也捕捉到这个精髓，将说唱变成参与社会构建、表达态度的工具。“我经常听到一些非洲裔的音乐家通过说唱与种族歧视作斗争，并且不停反思：除了斗争，我们自身要做出哪些改变？”听得多了，罗锦辉深知说唱音乐可以承载更多使命。

经过不断摸索，天府事变还达成一个共识：不能站在说教、上课的角度给人灌输，说唱音乐第一位是愉悦身心，思想附着在音乐之上。

“我们的作品，首先必须是一首好歌，才能承载起思想的使命。”

在技巧和形式上考虑清楚了，思想的表达就是“灵魂问题”。

对于主打题材，他们是有考量的。几个海外传播较好的作品都有一个共性：借你家的事，说我家的理。

比如《I can’t breathe》（《我无法呼吸》）唱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游行，但真正抨击的是美国政客对香港暴徒的支持，他们在歌里唱道：“别再当什么世界警察了，先管好你自己吧。”

再比如《说起种族灭绝，BBC哪来的脸？》这首歌，大声控诉“看看那些快消失殆尽的原住民，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你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真正反击的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新疆的污名化。

·天府事变组合的音乐MV截图。

“虽然是‘出海’，但每一个作品的落脚点，都是为自己的祖国正名。”罗锦辉说。

“一个人爱妈妈，需要标榜吗？”

天府事变有一条创作经验：一定要直面自己国家的问题。

“为什么海外网友不喜欢大肆的赞美？因为完美是不真实的。”

所以《This is China》里，天府事变主动唱到了海外网友关心的三聚氰胺、雾霾、腐败等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阐述的好机会，你不阐述，别人就会替你阐述”。

唱这些社会问题的目的，当然不是揭短，而是要塑造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们在歌里唱道：

“尽管这个国家确实要处理一些严重的事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也在尽力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这样的一个中国，就是有血有肉的，就容易被海外网友接受。”

采访间隙，天府事变去录音棚录了一首情歌，反差感极大。

“我们不想把路走窄，小情小爱，大国大爱，我们都想触及，这些情感也并不矛盾。”

罗锦辉说：“我对于祖国的爱，并不仅仅由于大江大河，更多是由我身边的生活点滴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并不喜欢一些节目标榜我们为‘爱国组合’。一个人爱妈妈，需要标榜吗？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能被当成一种噱头。”

·2022年5月22日，天府事变说唱组合在录音室录制新歌。（李佩蔺 / 摄）

“欧美说唱音乐里，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容。你作为发烧友，为什么没有被影响？”在采访的最后，《环球人物》记者问罗锦辉。

罗锦辉的答案是：“他们坐在纽约和伦敦的高楼里，就不要和我探讨小县城的疾苦，就洗不了我的脑。”

罗锦辉出生在重庆城口县，那里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

“小时候，我从县里到重庆城区，要坐一天的车。而现在只需要4个小时，等几年后通了高铁，不用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的舅舅是当地乡镇公务员，这几年我亲眼看到他和同事带着大山里的村民摆脱贫困。以前村民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把家养的鸡卖掉，现在开启了柴火鸡的电商平台和餐饮供货链条，生活是实实在在地变了。

“国家带给老百姓生活的这些改变，才是外国人真正应该了解的。”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非看来，天府事变等艺术团体的成功“出海”，是对传播中国声音的“绝佳策应”。

“年轻一代艺术团队的发声是对西方舆论展开一场‘奇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rap、CG漫画等各国年轻人共通的艺术语言发出了中国声音时，其效果就如同开枝散叶，是散点更是爆点，有力量更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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