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解读！李迅雷、何海峰、郭磊、邵宇、赵伟，五大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把脉中国经济：专精特新、双碳投资、共同富裕…
为了深入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近日，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等五位券商首席，共同把脉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畅谈“双碳”目标、专精特新、对外开放、共同富裕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解读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五大券商首席把脉宏观趋势，解读高质量发展目标，在采访中，精彩观点频出：
李迅雷：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何海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天然的内生性要求。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要得到保证。
郭磊：双碳投资有望逐步承接后地产时代固定资产投资空间，以及倒逼制造业产业升级。用外部成本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达到最优，这也是碳中和的一个重要意义。
邵宇：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不注重速度了，高质量要以一定的速度为前提，只是不能再盲目追求速度，更不能以质量为代价追求速度。赵伟：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需长期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基金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您对于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怎么看？李迅雷：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这也对应着增长动能的转变。过去一段时期，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尤为突出，过度依赖地产来稳增长使得我国债务规模高企，经济的脆弱性有所上升。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来看，问题似乎在于“内循环”，如消费增速低，金融和房地产在GDP中的占比过大等，这才是让内循环不畅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改革绕不过去的槛。而当前政策导向强调要做好“跨周期调节”，注重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平衡，能够提升经济质量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增长的主要动能。比如支柱投资要适当超前，制造业要发力，要启动一批产业技术再造工程项目。现在十四五提了大概有102个国家重点项目工程，这方面应该对我们拉动制造业投资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还要激发涌现一批“专精特新”的企业。
我国资本市场经历短短3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A股市场的市值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与中国经济的体量相对应。2021年成立北交所，打通了新三板与主板之间的通道，多层次市场体系已经建立并正在完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注册制稳步推进，2021年有500多家公司上市，直接融资比重显著上升，随着退市制度的逐步落实，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然而，我国资本市场仍属于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相比，在某些制度的执行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例如，退市制度虽然有，但还要进一步严格，美国纳斯达克自开市以来，80%以上的公司退市了。我们虽然鼓励精专特新企业上市，但也要实行优胜劣汰，激励上市企业在上市后仍要创业求发展。此外，A股市场还是一个国内市场，需要开设国际板，以助推十四五期间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何海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从最本质上讲，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问题。只有通过完善经济制度，才能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永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速度的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天然的内生性要求。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要得到保证。即便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目标要求来看，经济发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而不能失速。中国资本市场正不断适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金融科技的领先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其次，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如基金、券商、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信托等不断规范化发展，并通过错位发展互相补充，以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相对收益的优势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对资本市场制度的法治化、国际化、国际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应当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统筹推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市机制、多层次市场建设，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和投资者保护体系等重点改革，推进关键制度创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同时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的性质与规律，善用资本的力量。郭磊：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走到绿色发展、双碳引导是一个内生过程。在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是很难大规模推进碳中和的，这一时段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粗放型增长，碳排放本质上是工业化的影子指标；而到了当前阶段，“两高一剩”行业的产能得到了化解，“工程师红利”驱动增长，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成为发展目标，经济中的增量资产越来越分布于新产业和“专精特新”，碳减排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影子指标，推动碳中和具备了人口条件、技术条件、产业结构条件、社会发展条件。其次，双碳投资有望逐步承接后地产时代固定资产投资空间，以及倒逼制造业产业升级。在控制宏观杠杆率和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基建与地产投资存在增速天花板。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投资空间去吸纳。碳中和涉及投资量巨大，各方面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碳中和本质上是一个类“科斯定理”的作用机制。在“碳中和”的大框架下，公共政策为负外部性设限，市场为负外部性定价，消费者通过生活方式改变为负外部性用脚投票，倒逼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推动企业寻求产业路径和技术路径上更好的解决方案。用外部成本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达到最优，这也是碳中和的一个重要意义。再次，双碳不单是能源替代那么简单，它涉及到经济诸多层面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系统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逻辑上来说，双碳涉及到几个层面的改变：一是高碳行业的减产，比如钢铁、电煤、部分化工品；二是清洁能源的替代，比如新能源、新能源车取代传统能源和交通；三是工业流程的优化，包括清洁生产、减排技术、脱碳技术和循环经济；四是制度框架的形成，比如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除此之外可能还包括居民端一些消费习惯、行为习惯的改变。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第二年，是十四五期间增量布局的关键年份。在“1+N”的顶层设计出来之后，预计一系列政策红利将浮出水面。短期来看，值得关注的是双碳相关的新基建。碳中和同样涉及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投资本来就是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低碳化投资将带来“新基建”内涵和外延的大幅拓展，包括新能源发电（光伏、风电、BIPV）基建、新型储能、智能电网，新能源交通工具配套基础设施等。邵宇：一方面，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不注重速度了，高质量要以一定的速度为前提，只是不能再盲目追求速度，更不能以质量为代价追求速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供给侧是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协同效应，调整提升产业机构；需求侧强调共同富裕，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振最终消费为战略基点，贸易方面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高质量发展要必然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过去4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未来，在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更加依赖资本的优化配置，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逻辑，也是未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线。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主体效率这两者都与金融市场能否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有关。赵伟：高质量发展，是转型“攻坚”阶段核心指导思想，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必由之路。当下，经济早已告别过去粗放式、高速增长，进入转型“攻坚”阶段，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该走什么路、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政策怎么助力等问题，都需要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系统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问题，要求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启，也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时，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来助力，也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的主体。高质量发展，必然带来发展模式、资源分配组合等变化，对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资本市场，来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有效配置，进而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创新驱动等。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要在政策制度、基础设施、监管专业化、市场预期引导等不留短板，针对新发展、新业态等与时俱进，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然带来优质主体的增长，让更多主体在资本市场融资、定价，让普通投资者共同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也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基金报：绿色发展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色，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也有相关论述。请问您对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2022年及中长期发展趋势怎么看？对资本市场又有怎样的影响？何海峰：绿色低碳发展将会是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可以看到，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光伏、风电、5G、特高压、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短期看，受制于技术革新与资金的限制、经济下行的压力，推进步伐会更加合理、稳健。不同机构均预测，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投资在百万亿级别，这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巨大的投融资需求，也对资本市场提出更高的要求。资本市场要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关键首先是碳定价和可交易，这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金融工具为实体企业做好资金跨期安排和风险管理功能。其次，资本市场需要将碳成本、碳收益因素加入到投资决策的影响因子中，不断提升绿色投资能力，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链条的绿色投融资服务。最后，在财富管理转型的环境下，资本市场通过创设、销售碳中和主题金融产品，不仅有助于提升财富水平，也能够发挥绿色低碳的社会宣传引领作用。李迅雷：回顾历史，燃气时代的英国、油气时代的美国均表明主导能源革命的国家将成为最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体。我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崛起是在传统能源框架下实现的，受限于人口红利、技术迭代的“天花板”。因此中长期看，如果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将当前依靠人口红利的“战后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切换为19-20世纪英、美等发达国家崛起时所依靠的“能源革命驱动”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绿色低碳”革命对于我国制造业，整体经济乃至综合国力而言，无疑是破局的最大机遇。展望2022年，我认为“绿色低碳”将成为资本市场明确的主线。首先在地产下行拖累经济增长背景下，“双碳”领域有望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力和“稳增长”的重要方向，如已经落地的“绿色再贷款”，未来可能实行的“绿色中期借贷便利”（GMLF）等。其次，积极财政方面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按照中财办的解读主要是在“减污、降碳、新能源等领域”，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期动能”。具体而言，储能领域、绿电板块、新能源设施对应的新材料等，或将成为真正的政策发力点和投资热点。同时，“双碳”代表的气候问题是中美共识，也是短期内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的关键所在，增强了“双碳”政策持续加码的外部驱动力。郭磊：未来10年，全球制造业的α主要在“U2”，即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来说，“工程师红利”是一个内生驱动。2020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5%，居世界第一位。排在后面的依次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当然，数量本身并不能完全对应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完全被理解为科技创新能力，在核心科技领域取得进一步突破仍任重道远；但从趋势上看，“十四五”期间政策红利与研发费用的提高将驱动我国推动“工程师红利”要素的进一步激活，以及各行业研发创新的加快，这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基础。金融体系在适配性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创新的支持。十四五规划指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政策红利将带来创新型企业的低融资成本，它会形成创新在分母端的一个重要驱动。注册制改革是整个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将推动资本市场以更高的效率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和新产业发展。邵宇：绿色转型是世纪工程，机遇与挑战不是以年，而是以10年、20年为单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早，技术领先，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高，GDP能耗较低，碳减排整体进程领先。我国工业化进程起步晚，能源结构以高碳排的煤炭为主，服务业占比仍然较低。所以碳减排的进程略晚于西方。按照规划，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隔了30年，比欧洲和美国都要短，难度可想而知。既然约束条件定下来了，求最优解的过程，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就是机会。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是ESG的核心内涵，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实际上早在双碳目标定下来之前，与之相关的概念就已经受到资本的追捧，去年的二级市场更是如此。而且，当下还处于早期阶段。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重构能源产业，这当中有一系列技术攻关要做，会诞生一批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对资本市场是重要的供给。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这一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有强调。赵伟：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需长期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要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绿色发展，不只是能源的利用清洁化、绿色化，还包含更加广泛意义的经济活动低碳化，会逐步改变原有生产、生活模式，带动人类经济和自然等和谐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也带来一些长期景气赛道的投资机会。近年来，绿色相关融资明显增长，2021年尤为明显，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增长均在30%左右，截至2021年3季度末，绿色融资存量规模超过17万亿元。绿色发展趋势下，中央及相关部委多次强调，加大绿色发展支持、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倾斜等；央行推出碳减排等支持工具，并扩大绿色金融评价范围等，激励机构投放绿色领域。伴随政策支持加大，贷款、债券等融资或进一步向绿色领域倾斜，带动相关融资持续扩张。伴随绿色发展逐步扩大，绿色产业链持续扩大和延伸，也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优秀的企业和投资机遇。中国基金报：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热点。请问您对于资本市场支持科技领域发展，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等领域怎么看？何海峰：打造创新型企业发展主阵地是资本市场落实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我国资本市场长期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优质资本创新中心，积极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准的科技、创新与资本的集聚与配置，努力成为汇聚培育创新型卓越企业的摇篮和战略高地。未来，根据国家科技产业创新升级需求，资本市场应进一步前瞻性拓宽并动态调整产业赛道与集群，引导培育符合科技发展方向与高质量发展亟需的优质创新型企业，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展望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对不同赛道、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包容性，吸引国际创新型企业登陆我国资本市场。通过坚守科创板“硬科技”定位，建设好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发挥交易所对产业链补链强链的积极作用；鼓励创投基金发展；推动、完善和实现全产业链全周期资本服务；同时聚焦重点产业，引导资金加大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中小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落实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良性循环方面的使命担当。李迅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优势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在细分市场领域有着非常强的竞争优势，具备一定的话语权，继而可以影响到整条产业链的运作。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国金融业长期存在的“顽症”。从整体信贷环境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主要地位，债券和股权融资比例非常小，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也非常单一。特别是2021年疫情影响以来，上游原材料涨价、招工人力成本的提升“挤占”了中小企业盈利空间。利用直接融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政策应有之义。为提升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效率，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健全北交所制度建设，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北交所的设立及推进属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一环，本质在于拓宽中小企业上市路径，全方面服务不同行业属性及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北交所具有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意在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准性。在新三板改革方面，北交所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有望实现错位发展与互联互通，发挥好转板上市功能。通过统筹协调与制度联动，有助于维护市场结构平衡，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问题。邵宇：大量研究显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高科技企业和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的创新有正向激励作用，而银行信贷则对此有负面作用。激励创新的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和高度信息不对称的活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阶段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赵伟：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资本市场可以在支持科技创新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伴随世界经济、政治环境严峻，关键领域“卡脖子”情况日趋严重，只有创新才能突出重围。政策加快推动核心制造业升级和引导高新技术的培育，但仅靠政策引导不够，核心在于发挥资本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发现价值等方面的优势作用，吸引更多资本进入一、二市场，实现产业和资本的良性循环。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重要性凸显。产业突围，不只是靠几个大公司就够，在制造业分工协作、链条复杂的背景下，需要一批有技术优势中小企业，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合，共同提高产业链供应量的稳定性和效率。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成为产业链上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一环。为此，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实现大、中、小企业百花齐放、协同发展。正确处理好发展、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脚步不会停滞
中国基金报：实现开放成为必由之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请问您对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开放趋势怎么看？
李迅雷：2022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维稳”的同时，仍需有规则地加快开放。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对外开放与外资流入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在全球经济共振回暖的大背景下，我国鼎撑多边贸易体制，率先复工复产，凭借其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持续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全球贸易复苏贡献力量。作为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参与方，我国参与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取得重大进展，RCEP生效将瓦解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围困，扩大中国经济外循环，实现从借助人口红利提供中低端配套产品为主向以高科技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色转变，最终再通过外循环，刺激内循环，实现内外经济协同发展。
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外资入局，而引资流向转变也释放出资本市场重要信号。以港交所推出的MSCI A50指数期货为例，其成分股按行业板块进行选择，避免超配市值较大的金融股或日常消费品行业股，使得资金可以流向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等新兴产业，更加贴近中国经济结构。
2021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虽由于疫情防控及时，中国经济基本面在疫情后率先反弹，但亦率先呈现下行趋势。在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大山”的预期下，要保经济增长，就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2022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因素，全球供需缺口缩小、供应链紊乱伴随通货膨胀，再加上基数效应减弱，2022年我国稳外贸压力不小。在经济全球化的引导下，“开源”尤为重要，我国应当继续坚持以开放增动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支持外贸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引进来”，实现中国与海外市场、资源和要素的联通性，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2年，美联储Taper进程加快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幅宽松必将给扰动全球金融市场，引起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同时，地缘政治博弈、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等因素变化也会影响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水平，从供给端冲击中国经济。但从本质上来说，我国金融市场更多还是由经济基本面和经济政策来决定的，宏观层面决定性较高，因此，在正确处理好发展、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的前提下，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
何海峰：中国正在通过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方式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随着贸易、投资等开放制度规则的建设，我国已实现商品贸易的较大程度的开放，未来还将更加重视实现服务贸易开放。目前，以建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市场为重点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和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的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建设发展进程中。服务贸易的开放代表更高水平的开放和管理水平，我国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方式，稳步推进服务贸易的开放。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需要政策积极有为与市场开放有效的协同并重。目前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境内外资金、资产、市场的互连互通，并重点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节点。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性变革，我国将实现与国际经济、国际资本更加深度的融合与联通。通过高水平开放，我国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主动权，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展中获得相适应的话语权，从而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邵宇：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资本市场开放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题中之意。我们曾经写了一篇直接融资的深度专题，我们研究体会是，1978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当中的成就，开放举足轻重，开放带来了资本和技术，与国内劳动力相结合，这样才能解释GDP增长。如果没有开放，仅凭人口红利，是不能解释的。中国开放重制造轻服务，这也是中国制造快速崛起的重要解释。反向理解，中国服务业比较劣势也与此有关。那么推论就有了，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要扩大开放。
赵伟：开放是为了更好的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坚持开放的前提，有序开放，帮助稳妥推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闭门造车，离不开与世界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高质量发展要在高水平国际化中动态提升。不论是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领域开放，安全是前提，只有长期收益大于成本、短期风险可控，才能稳妥开放。为了实现稳妥开放，需要建立健全市场化、法治化体制，推动规则、监管、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中国市场吸引力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杀富济贫
是一个长期任务，必然是循序渐进的
中国基金报：共享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共同富裕等领域也有相关论述。请问您对于经济共享、共同富裕领域未来发展趋势怎么看？
李迅雷：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未来也将继续行进。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贫富分化和贫富差距亟须引起重视。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在2008年达到顶峰0.491后虽有回落，但考虑到过去两年疫情冲击影响叠加全球存在通胀压力，202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可能进一步逼近0.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难以实现，效率放缓。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我们必须加大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相互协同，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推进共同富裕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化。再分配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同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也大大改善了居民财富分配格局。
经济共享助推共同富裕。一方面，共享经济通过为闲置资源提供交易市场，推动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度分离，实现要素资源精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造资源节约型经济形态。在生产领域，大力推进资源全面整合与循环利用，瞄准“双碳”目标，平衡好发展与减排。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鼓励节能降耗，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立足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得以夯实。另一方面，共享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丰富财产性收入来源、增强群众经济力量，鼓励引导更多自发的第三次分配行为，推动共建共享共同富裕。
何海峰：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本质上，共同富裕需要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的合理分配。目前相关政策在着力提升劳动收入的比重以及控制财产性收入的不合理扩张。比如，鼓励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增加收入的能力；完善薪酬制度、保障工资支付确保劳动收入的切实可得；施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助力小微企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与此同时，通过“房住不炒”、打击“互联网垄断”等措施限制不合理的资本扩张。此外，推动更多居民形成储蓄理财习惯，参与财富管理，共同分享资本增值。可以预见，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将会显著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共享经济原本是大家各自拿出一部分资源，共同促进某些商业模式的形成与完善，逐渐具备盈利能力，大家分享收益。这原本是一个集社会之力完成重大项目的好事情，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垄断性以及国家对新兴产业与平台模式的监管认识政策措施尚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少部分人拿走了过多的利益，丢失了原本的初衷。好在这些问题得到了国家层面及时的关注，对一些共享经济机构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全面整治。我们认为，随着对共享经济的理解深化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共享经济中正外部性等有利的一面将会得到持续放大，而损害共同富裕目标的不合理部分将会逐渐减少。
邵宇：“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而共同富裕则是共享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消费的定位是“战略基点”，这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赋予分配更重要的权重，而且要更注重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因为从经验上看，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与消费占比基本上是匹配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消除各类“二元体制”，让要素自由流动，由市场来决定其流动的方向和价格。
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官方实际上解释的是比较清楚的，市场反而有时候会过度解读。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这是一个长期任务，所以必然是循序渐进的。政策上，财税方面大有可为，随着税务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金税四期的启动，偷逃税行为会减少。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对于消费行业能起到有力支撑。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含义也很明确。
赵伟：经济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共享发展，既不是整齐划一的发展，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人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也让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
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相辅相成，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也是共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需要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必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加大财税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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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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