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公司穿越历史“小三峡”
| 科|技 | 杂|谈 |
中国通信行业第一自媒体
本文作者：四不忍
本文来源：智心雕龙（Forfuntech）
获得创新密码，凭技术实力服务全球，对中国科技公司走出国门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四十多年发展是一场漂流赛，科技公司在其间扮演了冲锋在前的角色。无论以何种维度评判，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滴滴、字节跳动和美团，以及制造业为主的华为、小米、OPPO等，都能代表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最锐意进取的部分。
但是，这些公司最近两年想进一步加速时，集体遇到了无形屏障。
历史三峡理论是唐德刚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理论，本文借用“历史三峡”意象来阐述中国科技公司眼下来到一个特殊关口。即便目前不好判断障碍有多大，影响有多久，至少是一个“小三峡”级别的障碍将科技公司夹在其中。
改革红利剩多少？
2019年1月，时隔30余年，上海市政府故技重施，向当年朱镕基总理引进“桑塔纳”致敬，给土地，给政策，将美国汽车制造业明星公司特斯拉招至国内。
一场轰轰烈烈新能源汽车大战就此如火如荼。中国汽车公司需要向新能源转变，但是一直步履蹒跚，磨磨蹭蹭。不给一些刺激不行。
这招效果不错，有历史为证。1987年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对随后30多年中国经济狂飙突进而言是一个大日子。朱镕基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刚两天，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
当天，朱镕基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持召开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发表《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讲话。
“桑塔纳”国产化工作，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作为盘活上海制造业重要一步棋，牵一发而动全身，桑塔纳国产化，是为了统筹安排中国轿车工业零部件生产体系。技术升级、人才培养学习、解决就业、满足市场需求，获得经济收益等等迫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化动作，通过一辆辆国产化的桑塔纳涌向公路、穿梭城乡间来解决。
自此，中国开始向“车轮上的国家”进发，汽车工业产值常年与房地产行业一起，居于国内最重要行业前两名。房地产行业也始于朱镕基主政时期力推的以商品房为主的住房改革，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顺带着完成城市化进程之基础。（联想与华为也是那一波改革过程中成立的两家公司。）
这一宏大进程中，汽车、住房只是朱镕基与其时代的改革者们两招棋，为经济破局、发展与繁荣，他们还制定了大框架与宏观蓝图。
按照《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分析，延续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少量或者基本不给予农村补贴，大致将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维持在3:1，稳定了农村与农业。同时，朱镕基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实现金融管制，避免受制于国外资本大进大出带来的洗劫风险。
上述两方面，只是做一些存量，真正起到做大蛋糕的是改革国有企业集团、放活民营企业。
在朱镕基改革架构中，国有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比如电力、煤、气、车等等。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通过此种安排，解决了公私资本互掐的局面。
这两类企业在过去34年间相安无事，都获得了政策范围内的发展，但是进一步发展的改革红利还有多少？
国有企业一直在寻找各种模式突破瓶颈，激发活力。经历了宝武钢整合规模的改革模式之后，持续发展的动力减弱；推出中粮集团打造品牌，追求内生增长型模式探索。在改革操盘手宁高宁调离中化之后，偃旗息鼓。下一步国企改革，失去了清晰的方向。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近十年，没有人大声指出不妥。
现实让人麻木了。稍微体验一下国企提供的服务，就会发现，有了民营企业阿里、腾讯和美团等优秀公司快速反应、专业服务作对比，国企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现在挑剔的民众。
以中国电信公司提供的宽带APP小翼管家为例，经常发生故障，要么提示链接不上，与手机没有关联；要么是找不到管控WiFi对象。一旦你报修，层层发派任务，三番五次电话确认、记录，最终告诉你，工人忙，你预定的时间来不了。这不是国有企业的个例，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把服务推到最现代化的今天，国企服务体系、意识，以及支持能力，落后了一大截。
国有企业很难扛起科技创新大旗，时局却日新月异。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仍然在吃着朱镕基的“老本”。甚至连房价调控，也是用朱总理留下的宝剑——
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龙头城市深圳房价节节攀升、房市成交热度居高不下。
朱镕基在1992年9月的讲话《一定要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好》中早就给出良策：“譬如房地产，政府要下个狠心，把信贷规模控制住，它就热不起来了。”
央行出手，猛药一下，2021年下半年，全国控制银行贷款，房价调头往下。
就在那剂猛药的上面一行文字，“政府各部门要大大精简，不要去管那些不需要政府管的事情。”
最重要的这一句话，被选择性遗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学者成思危总结，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现在40周年已过，改革声音弱了下去，行动几乎停滞。仿佛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
积累的失控焦虑
我们往往更喜欢逼到绝境处的转身，精益求精的主动改革要涉及到利益，大多无处下手。
朱镕基留下的经济蓝图，像一张传奇游戏地图，我们一玩就是34年。当初他没有继续推进的国企改革，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逐渐构成科技公司前进路上的浅滩暗礁。
1988年以来，第一批中国科技公司成立至今，以华为、联想为代表，或明或暗地获得了国有资本的帮助与支持，相应地获得了回报。联想与中科院，华为与国开行等等关系，关系大体上是融洽，科技爆炸力与国有资本力量相互成就，构成先进生产力代表。
这种融洽合作，在后来成立的科技公司身上忽然大面积消失。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仿佛国有资本一夜间被蒙住了眼睛，失去了投资能力。
无论是1990年至2012年间成立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还是2012年之后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壮大的代表性公司字节跳动、滴滴、蚂蚁金服和美团等，几乎清一色是民营资本与新兴科技实力结合。代表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除了深创投，很少有能拿出手的。
错过最茂盛的季节，可能引起渴望国企强大者心中失望与沮丧，以及主导权旁落的不安与焦虑。
焦虑集中爆发于2021年。
首先，体现在全球最大IPO蚂蚁金服上市前两天被突然叫停。专栏作家刘胜军评论，在银行的“严监管”和蚂蚁集团的“基本无监管”之间，最大的一个“不公平”就是巴塞尔协议对于资本金的要求。《巴塞尔协议》的最核心要点是限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避免大而不倒的银行过度扩张，把烂摊子留给社会。而为弥补“监管套利”漏洞，2020年9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这一办法主要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蚂蚁集团。
仿佛蚂蚁集团是一夜之间长大，跳到央行管理枪口下。
无独有偶，滴滴公司在美国“暗渡陈仓”上市之后，引发的监管同样难以让人心服口服。加在滴滴身上的禁条是中美对抗复杂局势下的信息安全。
两家科技公司被抑制，具有典型负面意义。久拖不决，公司发展由此陷入长久困顿。
究其原因，此类困局根源于新技术引发了行业变革，但是监管未能及时跟上。在新技术影响到利益分配、触及到真正的蛋糕时，利益受损方像被飞蚁叮咬之后，本能地挥手拍了下去。
其次，贯穿全年的对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处罚，似乎夹杂着惩罚富人的快感。
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人民币。
2021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美团的行政处罚，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人民币。
处罚动作之前，主管机构是否可以提前预警，帮助想办法解决一家独大？是否可以通过市场、法律等柔性手段管理？此其一。
其二，对于科技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垄断地位，与电力、通信网络、燃气、汽油等公司由行政主导，在形式上构成竞争，实质上垄断相比，谁的危害更大？是否要一视同仁地监管？
明面上公平与效率侧重不同，私下里“养猪杀猪论”四起。
最近30年，随着科技发展，过去国营企业集中于上游、民营企业拓展下游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可能发生变化。比如阿里顺着金融往上走，进入到银行业务领域。未来，环保科技不断进步，有可能民营企业更多需要与国企合作创新。这些，无疑增加了难度。
但是，经济一路狂奔，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套既能保证所有企业健康发展，持续创新活力，又能让企业健康合规地发展的管理方法与机制。
一方面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共同富裕的远景要求，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科技公司竞争活力。
在中美复杂的对抗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对抗的局面，最终比拼的，依然是科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全球范围内资源整合能力。管理难度更是成倍增长。
我们的敌人是僵化、封闭，是不能让人心服的处罚与限制。学者、专家和企业家等改革者们的“躺平”，最终或导致整个经济躯体像服了安眠药。
解决之道仍然要回到改革根本。
寻找对症之药
国内正在推进清洁新能源、碳中和等战略，既是满足全人类生存需求，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全新一轮升级基础建设、拉动发展的经济措施。
很少人意识到，对煤、汽油和天燃气不仅仅是部分替代，而是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全新生产与储存体系的创造，以及相应能源使用终端的升级与改造。
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汽车行业常年与房地产排在各个行业第一、第二位置，以前巨头是上汽、一汽、二汽等国资背景深厚的公司，参照过去几十年经验，这些国资主导的公司所提交的“市场换技术”答卷并不及格。
遗憾的是，在内燃汽油汽车时代，我们放开了一些民营汽车政策，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资本主导的汽车公司吉利、力帆、长城、比亚迪等，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获得为与世界巨头对垒的能力。
传统汽车行业未能做大做强的教训是，没有一碗水端平的市场体系与监管，无论对国企、私企都是灾难。
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今天，我们怎么才能给新近崛起的民营蔚来、小鹏和理想等造车新势力一次证明自己、改变历史r的机会呢？
维护公平市场首当其冲。有了公平，国营不抢民营，民营可以刺激国营。
华为会成为新能源汽车一匹黑马吗？这要看它如何从阿里巴巴金融业务中汲取多少教训。在新型科技刚兴起影响到行业的时候，管理者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发展，等到某一个关键节点使出杀手锏。
华为汽车要面对的利益局面非常复杂，对内，要看一汽、二汽、上汽的脸色，以免重蹈阿里金融（蚂蚁金服）覆辙，对外，要看欧洲财团施加多大影响，毕竟如果发展新源车会动到BBA的奶酪。
新能源行业并不是唯一的高科技行业，紧跟而来的还有AR/VR、Web 3.0、新兴医药、飞行航天器等等新兴行业，对科技公司管理与引导的能力要求已经非常高，非常紧迫。
未来，可能不再会有传统行业与科技行业之分，所有的行业都会提升科技属性。系统提升对科技公司管理能力，是一项长期艰巨而细致的任务，是我们现代化国家管理机构必须要掌握的能力。毕竟，管理，不能总靠一声声“喝令”。
各种打压，让2021年困难重重，已经一定程度上吓住民营企业主，令其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有些人选择急流勇退，退出董事长等职位，在公众平台上三缄其口，消失于大众视野之外。
科技创新竞争已经进入深水区、无人区，投资规模大，耗费时间长，风险大，这时候政策上发出干扰信号，危害将体现在未来，以中国科技公司集体平庸、无能、毫无创造力为代价。
亟待新力量破局。
呼唤顶层架构呵护
以前，我们虚心向外面学习，现在好像不用了。
从制度完善角度考察，中国科技公司发展需要关注两方面顶层架构。
顶层架构之一，科技公司要有自己的“娘家”，要有一批有担当的人从更高的视野来通盘审视全局，把握要害。像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2022年两会上提供的视角，应以“技术——产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思维破解难题。最终目标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
据《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记载，在发展导向型国家内部，在许多政府部门（包括大藏省、经济企划厅、外务省等）之间，存在权力争夺现象。权力最大的部门是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部门。
在日本，这个部门是通产省。通产省是日本智力高度集中，人才荟萃的部门，职权范围甚广，从管理自行车比赛到制定电费。但它真正的决定性权力在于掌握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名称，是指一套政策，涉及保护本国产品，发展战略工业，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当前或未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
可以说，通产省扮演了日本科技公司“娘家”角色。在通产省的大力支持与产业政策引导下，日本出现了丰田、本田、松下、索尼和京瓷等世界级科技公司，这些大公司紧紧抓住科技浪潮机会，迅速帮助日本实现了二战后的经济繁荣。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经济近四十年成就并不比上世纪日本经济奇迹更大。从1946年到1976年30年时间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主导日本经济奇迹的，多数人认为是通产省。
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国家（与中国类似），通产省的强势成为一种可持久输出的动力，快速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推进，低成本高效地摆平各种争端，能够确立对应国外的目标，并保证资源的投入，完成长期的战略任务，最终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
这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充分体现了通产省公务人员才智、耐心、胸怀与担当，经过几十年的娘家人努力，最终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通产省虽然与大藏省、外务省等一些部门产生过一些纠葛，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通产省代表着企业与发展中反对者进行博弈，为企业争取相应的发展条件。
1960年左右，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相应的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没有得到重视，工业废水中带着致病的重金属，毒害了居民，水俣病、痛痛病越来越多。甚至空气也会有毒，有人预言，一种漂亮的、精心设计的防毒面具将会很快成为雨伞一样的日常品。
1967年，议会为此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确定了7类污染标准。通产省想保持一种平衡，循序渐进地应对污染，希望在这个基本法案里加一条“同经济健康发展相协调”的内容。这个动作遭到厚生省的反对，相方经过了一番博弈，最终以通产省失败而告终。
不过，后来通产省通过自身力量影响各大公司，最终成功实现了对工业污染的整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通产省。曾经，发改委被称为小国务院，在功能、职责与能量上，很像日本通产省。本来应该要把发改委进一步向通产省提升，可是我们就掉头拐弯。
到2003年3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成立，分去发改委一部分权力。中国发改委对于企业重大影响力分散到国资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部门，科技公司失去了像当年日本通产省那样的“娘家人”，尤其是民营科技公司，挨打无处喊，哭也没奶喝。
最极端的案例是教育类科技公司，因为不符合“双减”政策，一扫而没，完全没有对话、诉苦机会。
实际上，劳动力就业意愿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这些大问题不会因为关停教育类公司而消失。
没有找到问题真正原因匆忙下药，错打屁股只会掩盖问题，真正问题却积重难返。试想，日后科技发展，国外AR/VR技术成熟运用于日常教学，届时该责备中国科技公司不思进取、毫无创新？
现在的科技公司谁又能保证不被另外一个“双减”砸中而遭受灭顶之灾？游戏之于腾讯，金融安全之于阿里，乘客安全之于滴滴，饮食健康之于美团，谁都不是金刚之身。
顶层架构之二，是如何处理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反过来，民营股本进入国有企业；如何设计两种性质资本进入对方后的进退出机制，包括估值、变现、退出等。
解决股权障碍，实现国有与民营结合，目前比较认可的的是学习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政府100%拥有的投资公司，在全世界寻找值得投的项目，目前越来越成功，截至2021年3月31日，投资组合净值为1.86万亿人民币。
因为耀眼的战绩，相似的组织架构，淡马锡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拥趸。从国家产业大基金，到深圳国资委，都可以看到类似投资公司。
目前可以看到深圳国资委频频出手，或飞驰拯救遇难的万科，或接手华为之前的荣耀手机。
如今，深圳国资委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合肥国有投资系列公司，在造车新势力蔚来近乎覆灭的时候，输血挽救了回来。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国资背景股权投资于科技公司，唯一要注意的是，面对这一新现象，如何稳妥设计机制与流程，健全相关法律，避免利用国有资本影响力在市场竞争中为被投公司谋求竞争力。否则，将是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盒子。比如蔚来、荣耀如果借着国有资本支持，在市场上大打价格战，有哪家公司能是对手？
向着创新密码远征
民营企业活下去已经不易，做大做强更是奇迹。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居于产业链下游，意味着不能享有国有企业天然的垄断地位，处于充分完全竞争的市场，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攻克重大技术关卡，成长为全球性大企业。
以竞争激烈的手机行业为例，前有苹果公司龙头带动，谷歌公司在安卓操作系统的突破，中国安卓手机厂商享受了技术溢出，涌现了华为、OPPO、vivo和小米等一批民营公司，凭着勤奋与冒险，为中国获得了产业链体系上的优势，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一批公司，从日本、韩国、印度等公司中抢夺了市场份额，带动中国制造业进入一个新台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地位。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是一条艰难的征程。除了华为因为特殊禀赋与追求，获得了5G技术性突破，成长为全球性大企业外，OPPO、vivo和小米，仍然处在发育过程中。
OPPO心仪苹果，前期招收两三千人投入芯片研发，补齐芯片短板，向着生态型科技公司进发；从前身步步高开始，这家公司20多年以来首次真正地开始底层技术的研发。在他们看来，没有芯片技术作支撑，就拿不到未来市场竞争的入门券，更无缘高端品牌。他们的机会点在这里，最大风险也在这里。
芯片似乎成为科技公司共同看中的新征途，腾讯、阿里都有投入芯片。
小米则一贯地想以范围经济取胜，链接各种小舢板，在早期链接了各种小米生态链公司之后，最新的链接是风口上的新能源汽车。多业态规模经济背后一直是小米雷军对于风口的迷恋与执着。接下来，小米也必将加大芯片投入芯片。
未来，在国内市场拥挤不堪的时候，民营企业中佼佼者们终究要凭着真本事去海外施展。像字节跳动下的Tik Tok，像大疆无人机，像中国手机横扫东南亚和非洲。
中国经济不能再走修桥铺路盖房子、喝酒吃药拼教培的老路，更多的成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科技公司掌握创新密码——一个由思想开放、市场公平、技术不断革新与雄心壮志、长期奋斗相互激励、碰撞而孕育出的稀缺品。
获得创新密码，凭技术实力服务全球，对中国科技公司走出国门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明智的人会努力提供创新密码出现的土壤，愚蠢的人相反。
中国科技公司是否可以安稳穿越历史“小三峡”，答案在我们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