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讨：如何认识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
来源｜摘编自《双重冲击》，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文｜李晓 珠海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化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0版经济全球化”是15世纪末到18世纪下半叶由西班牙、葡萄牙等“军事帝国”主导的；“2.0版经济全球化”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帝国”主导的；二战结束后的“3.0版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相对于前期的“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帝国”。美国的主导方式与前两轮经济全球化不同，从赤裸裸的军事掠夺、殖民统治等转变为用潜移默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货币金融控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体系的转变，更是强化了美元的主权货币能力，其中包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打压、遏制对手的能力。▲2021年4月6日，俯瞰上海洋山港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大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在产业链上“脱钩”的问题。对此，我想阐述两点意见：第一，跨国公司产业链重构自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2010年前后加速，中美大国博弈掺杂其中，再加上疫情这个外生变量的冲击，整体情况日益突出和复杂。当下对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任何单一视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这一进程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包括政府角色与职责的调整，甚至还包括战后世界秩序、国际货币格局的深刻变革。第二，美国在产业链上完全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也不可怕，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当今世界，如果我们用GDP规模的标准来衡量，并将测算基期确定在1945年，那么多半会得出“美国衰落”的结论。问题在于，1945年那一刻是个常态吗？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今国际通用的GDP规模是用哪种货币衡量的？还有，美国主导全球化靠的是GDP规模吗？不是的，它靠的是制订规则尤其是金融规则的权力。我们应关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下，美国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目标的？这就是美元体系。
▲2019年7月31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元纸币。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基本认知。开篇提到，由美国主导的“3.0版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起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高潮，如今开始进入一个转换期。与前两轮全球化相比，“3.0版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从单纯的民族国家转向多元，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成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正在让位于由所有全球化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其二，正是影响广度及深度都超过以往任何帝国的美元体系。货币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2.0版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贸易国家”的时代，金本位制度是维系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势力均衡是金本位制的上层建筑，但势力均衡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平，和平是靠金本位制度的共同规则守护的。为了维系金本位制度，大国不得不牺牲内部均衡来确保外部均衡，并因此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它最终导致两个东西横空出世：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争夺，即依靠竖起高高的贸易壁垒阻止黄金外流，利用殖民地来增强势力范围，控制货币交易。因而，金本位制度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列宁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和最后的阶段的重要根源。与2.0版经济全球化不同的是，3.0版经济全球化时代是“金融国家”的时代。1958年至1971年间共运行了十三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核心缘由不是“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人不愿再遵守人类社会的债权人逻辑的规则，所以1971年之后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体系”本质上奉行的是债务人逻辑，即将国际收支逆差的责任归咎于顺差国，债务国本身不承担调整责任，而是强行由债权国承担。此乃今天包括“南欧五国”等在内所有的债务国都必须勒紧裤带、通过紧缩来进行调整，但唯有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却可以放肆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财政政策的重要根源。美元体系作为一个允许美国恣意扩张并维系其对外负债可持续的全球货币体系，通过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定价机制和对外债务的本币标价机制等一系列具有自增强性质的机制，实现了对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货币金融控制。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抱有清醒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美国提供最终商品市场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运行的前提条件；第二个问题，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不是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始，而是从尼克松开始，是他打开了通向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包括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大门；第三个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元体系的国际政治前提不是势力均衡，而是一家独大，它的上层建筑是单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妨碍美国单极世界思维与战略实施的，都将首先面临美国的货币金融打击，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打击，军事力量是美元体系的最后护卫。所以，美元体系的本质是非竞争性、非合作性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2022年2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当今世界，金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打击对手的最有力的非传统手段。历史上，美国是运用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对手的高级玩主。1.20世纪以来，美国人更改规则、不按规则出牌的例子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1914年7月31日，时任美国财长麦卡杜关闭了纽交所四个月之久，通过这种空前绝后的举措，美国阻止了欧洲各国变现持有的美国证券、兑换成黄金运回本国资助战争的企图，而且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使美国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债务国摇身一变成为欧洲交战国的债权国，由此奠定了美元崛起的基础；第二次是尼克松于1971年关闭“黄金窗口”，使得美元由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并且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违约行为，迄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发展依旧处于这次违约的巨大影响之下；第三次是特朗普全面摒弃了罗斯福关于构建战后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提出了“美国优先”这样的单边主义口号和举措，意味着这一轮“3.0版经济全球化”面临着重大转向。2.二战后，美国对自己的盟友进行货币金融打击的例子众多。例如，战后初期，一般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苏联，因为不久后就爆发了“冷战”，但实际上，战后初期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是英国，具体说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此类单边主义堡垒不除，英镑在特惠区内的地位无法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不保。为此，美国通过对英国援助附加苛刻条件以及马歇尔计划等措施，迫使英国解散了“帝国特惠制”，放弃了英镑的垄断地位，特惠区内各国货币开始与美元挂钩。又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终解决，更是美国通过货币金融手段逼迫英国让步、就范的生动例子。美国货币当局通过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贬值15%，同时否决英国向IMF贷款的申请，并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再如，1985年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施加了一次最为严重的货币金融打击，即大家熟知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同样是美国货币当局出于打压日本、德国银行业的目的而实施的，它使得因拉美债务危机而损失惨重的美国银行业，通过迫使日本、德国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遏制住了它们的强大竞争优势。仅在2017年年初至2018年10月期间，美国就对俄罗斯、朝鲜、叙利亚、伊朗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和打击50多次。
▲2022年2月2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名男子在一家外汇兑换点外打电话。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图对我国的打压仅举一个例子，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6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影响的备忘录》，为回应这一文件的签署，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8月6日，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WG）发布《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此举将使得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概股及其他相关中资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和更复杂的监管环境。如果美国要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会如何开始？由于债券、汇率等问题涉及美元的信誉，容易伤及“美元体系”自身，还会涉嫌滥用金融霸权，因此从证券市场入手，采取“切香肠”战术，逐渐勒紧货币金融绳索的可能性更大。对此，我们需要尽力防止，并做好底线思维的准备。首先，美国的“去中国化”如果局限于产业、贸易等领域，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实际上彻底的产业和贸易脱钩是不可能的，至多是有选择地进行。换言之，中美之间无论如何摩擦、争斗，只要不将其蔓延、扩展至货币金融领域，对中国而言就是可控的。中国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在货币金融问题上盲目主动出击，更不能将有关货币金融问题手段化，这会将国家命运导入歧途。其次，我们必须理性、冷静地认识到金融发展，包括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提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核心不是技术的，而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与前四十多年中国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开放过程不同，今后四五十年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金融发展，但必须注意到制造业发展与金融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从更为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完善金融制度建设、发展金融的意义。最后，我们应该理性、冷静地认识到，从地中海时代开始，无论是城邦国家还是领土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是大国博弈或者说世界格局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此，当下在短期内，应该采取措施努力避免将贸易、产业摩擦升级为货币金融争端，关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中长期内，应促进与现代货币金融市场体系有关的制度建设，既要增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又要有助于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尤其是信用预期，使中国崛起获得可持续性的支撑。本文摘编自《双重冲击》，本书从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角度展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图谱，对美国霸权、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金融权力、美国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对中国经济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