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经济找元气：关于扬弃的思考||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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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我这几天和周边一些企业交流，发现一季度收入同比下降的比比皆是，特别是2C企业，而且很多都是线下、线上一起降。相比起来，2020年初那波新冠疫情重创了线下服务业，但刺激了线上消费，当时各地千方百计保供应链和物流，记得我去宁波采访，看到市领导亲自和外省市协调，用大巴接回农民工复产，商务部门让关停的餐饮企业的员工到企业的食堂帮忙，一派复工复产、决不放弃每个订单的景象。现在，在各地的严控政策下，物流运输配送环节受阻很严重，司机“上路难”，这样就算线上有需求也送不了、送不到。
还有一个情况是，2020年初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节假期，原本生产活动就比较弱，而当下本该大干快上，一年之计在于春，上海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上海不仅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枢纽城市，是内外双循环的重要连接点，很多国际大公司、平台企业都在上海进行整个供应链特别是长三角供应链的组织和整合，它们现在压力非常大，因为组织供应链是需要人的，产品经常变，要看货、验货、认证等等，而现在人动不了。
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4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国内疫情近期多发，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加，经济循环畅通遇到一些制约，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各部门、各地区也在出台相关政策。我觉得要进一步增强对复工复产复市复学的紧迫性的认识，现在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新创企业，已经把“活下来”作为今年的第一要务，把现金流而不是增长作为最重要的KPI，如果再耗下去，倒下了，再救也救不活了，这又会影响到更多利益相关者。
以上这些都是紧急而重要的事，必须做好。同时，我们还要认真思考一些更长远和重要的事，“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成就巨大，同时也存在一些陈年积累的问题，调整一下是必要的，然后再出发，迈向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强国。但最近这一两年和大量市场主体接触时有一种感觉，调来调去，经济的血气反而不够了，精气神有些上不来。
现在都在讲稳中求进，但如果市场主体心气不行，元气萎缩，这种稳就只是勉强维持的稳，被动的稳，而不是主动的稳，积极的稳，更不要说创造性的“进”了。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
在我看来，当下的情况就是全身的阴阳气血没有打通，不带劲，不活跃。而按道理，中国经济现在远不应该像过去二三十年的日本那样被暮气所困。
中国经济如何使上劲，开创螺旋式上升的新局面，而不是徘徊复徘徊，甚至有螺旋式下降之忧？关键是要为中国经济找元气。
当然，当下很多问题并非我们自身不努力。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世界人均GDP倒着数，到今天人均GDP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下限，委实不易。且从全球来看，成长中的大国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伯格陷阱等等压力，都会经历从确定性的线性发展到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发展的挑战，中国能保有今天的稳定大局，在汪洋大海上破浪前行，理当有基本自信。
如何为经济找元气？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给出一个分析框架，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的问题，即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量变到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趋势。
关于否定之否定，不是简单抛弃、摒弃，而是“辩证的否定”，也就是扬弃，既“扬”又“弃”，“克服旧事物中消极、衰亡的东西，保留和发扬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恩格斯）。
要准确地把握扬弃，必须注意，扬弃不是消灭，而带有“放弃”“保留”“发扬”等多重意味。哲学家艾思奇曾解释说，扬弃是“消灭了旧的形式，而将内容抬到更高的阶段。譬如麦粒变成茎叶，这就消灭了麦粒的形式，而将它的内容抬到更高的发展阶段（茎叶）上去，……由蛋变成小鸡，正是将蛋的形式破坏了，而将蛋的内容抬到更高的鸡的阶段”。
哲学家李达也援引恩格斯的话强调，“辩证法的否定，决不是单纯的说否”，不能像“弄碎麦粒，踩死昆虫”，虽然完成了第一种行为（“否定”），却使第二种行为（“否定之否定”）变为不可能了。
以这三大规律研判中国经济，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是：
第一，既然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对这一矛盾的认识有没有偏差？
第二，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方向，正确不正确？
第三，中国经济的否定之否定（扬弃），在方向和程度上有没有问题？
2012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2013年：“三期叠加”；新常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5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2017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019年：防风险；
2020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发展总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不断变化，发展理念自然不会一成不变。如毛泽东所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经济规模从15万亿多元发展到114万亿多元，《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公司从73家发展到135家，规模上了很大台阶，不仅是量变，质变也在发生，更具创新性、竞争力和自主研发能力。最近两三年进行的一些调整和整顿，如地产去金融化、金控去民营化、制造去高碳化、教育去资本化、互联网平台去垄断化、资本扩张去无序化，等等，旨在推动经济更健康发展、不透支、维护公平竞争，也是质的变化，是长远之举。
“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饭碗和关键技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所做的准确判断。
所以我认为，前进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十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之前经济模式的一种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重回过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首先从对立统一规律谈起。对事物主要矛盾的认识决定怎样看待事物前进的动力。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很清楚，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主要动力是如何发展得更平衡，更充分。而这必须依靠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为这“三性”提供保障和激励。而现在可能是觉得“三性”已经够了，或者这个前提不用再继续加强了。但事实上，不少群体的“三性”并未很好调动。
比如广大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现在他们越来越高龄，而保障水平很低。一些大规模的行业治理，对于波及面和影响考虑得很不周全，给从业者埋下了心理阴影。我还想到当年的“傻子瓜子”年广九，他曾因“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入狱，三次被释放。如果他还活着，看到他的安徽老乡、网络主播黄薇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后，连个网上卖货的机会都没有，他会不会说，“给她一个机会又能如何？”
必须承认，不少市场主体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亡羊补牢、闻者足戒是必要的。广大企业也要主动适应从“水大鱼大”到“深海探珠”的时代变化，从套利投机到价值创新的方向变化，在核心能力上下功夫，在专精特新上下功夫。但现在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袖手旁观、指手划脚的人多了，怕做多错多、不想折腾了的人多了，其结果很可能是：方向越来越正确，但符合“正确”标准的人、愿意这样“正确”下去的创造者越来越少，动力越来越不足。
这就真的麻烦了。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根本没有条件“躺平”，而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劳动、拼搏、奋斗、创新。
这也牵扯到如何定义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迫切的还是要激发更多的、更强的动力。这是主要矛盾。市场主体的问题和如何超越提升，要在这个大前提下，恰当地、恰如其分地求解，不能一刀切，不能急就章。
现在可能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阶层分化，甚至是斗争，且这种倾向和情绪正在蔓延。我大胆说一句，如果这样下去，会有更多市场主体成为“问题主体”、敲打对象甚至整肃对象，其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创造动力更加不足。“方向都是对的，怎么大家积极性不高呢？”这就是我在不少地方调研时听到的反映。真的要弯下身子，多听听大家的真话和心声。
我看了一些数据，这几年国企发展是不错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56.0%，股份制企业增长40.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21.1%，私营企业增长27.6%，国企是领先者。但国企中基本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带有一定行政性垄断色彩的也比较多，国企现在也讲效率，不可能再走向劳动力密集型、就业带动型。“有工做就是一双手，无工做就是一张口”，这么多人要就业怎么办？要感同身受去理解、帮助，让吃饭的口和劳动的手相结合。
现在对非国企的市场主体的帮助够不够呢？比如民企融资，说了N多年，实情如何？根据中泰证券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民企债发行规模下滑，净融资恶化，融资压力不减反增。2021年民企共发行债券361只，发行金额共2853.3亿元，同比下降41.5%。发行规模大幅减少，民企债的总偿还额仅下降了0.93%，为6401.71亿元。两相对照，2021年民企债总净融资额为-3548.42亿元，等于资金没有净流入，还大规模流出了。融资难，还债压力又大，间缝中求生存，困难可见一斑。
报告还指出，民企债发行的占比在明显下降，2021年只有2.28%，相比2020年进一步下降，且民企债以短期债券为主，很难借到长钱，成本也比较高。
我看各地在做大做强国资方面都有规划部署和强有力的做法。深圳2021年市属国资国企总资产已达4.6万亿，而5年前的2016年底才首破万亿大关，达到1.1万亿元。5年总资产增逾3万亿，增长了318%，可谓神速。在国企壮大之后，各地能不能也认真研究和出台一些民企发展和扶持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切实规划呢？若不如此，中国经济的元气肯定补不上来。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给我们的市场主体一点点阳光雨露，他们的活力就会上来，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就像今天2亿多的灵活就业岗位，基本都是伴随城镇化、新技术、新商业、新服务应运而生的，而不是靠顶层设计出来的。所以要允许先试，允许多试，允许局部探索，这样可能会有些跑冒滴漏，但整个活力起来了，也就有更好的解决跑冒滴漏的条件，最怕的是，跑冒滴漏和活力动力一起消失。
但我想强调一点，为了经济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和前几十年很大的改变，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不使得中国与世界深入融合的经济合作转向脱钩。这也有一个如何界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
我们历史上是有过内部反修、外部反帝、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的，那个时期的自然反应就是收缩和封闭，在当时那个阶段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历史也证明，对于安全的追求往往导致更多的不安全感，还是要回到主动面对世界、打破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划线的开放道路上，国家才能更好发展。开放不全是坦途，也充满洗礼和斗争，但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精神有充分信心，坚信时间是我们的朋友，但一定是在开放不动摇的大前提下。这不是不要斗争，该斗争就斗争，而是我们要从深层次和大格局上看到，决定我们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基础已经奠定好了，现在是最后几十年的冲刺期，这是最大的政治。
我对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的看法是，中美谁都不可能被对方打败，如果一个国家失败，只可能是自我瓦解。美国受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之困，低估了共产党的变革能力，低估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而中国要真正实现复兴，我们应该走一条超越美国而不是斗败美国、骂败美国之路。我们要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要努力证明，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上，我们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美国有美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但中美、中欧、中西等等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合作的空间。即使在价值观上，除了差异性，也有共同性，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已经共存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共性呢？对立统一不就是对立中有统一吗？我反对那种偏激的，非此即彼、全是黑白对错的判断方法，如果这就是国人越来越习惯的思维和文化，对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之路将是巨大障碍。
今天的新发展是对过去的一种扬弃。但千万不要放弃了过去发展的精华与精神，而是要“保留和发扬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恩格斯曾说，“保留旧理论的基本的核心内容，否定其某些局部性的内容”。核心内容不能动摇。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激发亿万人民的奋斗精神，保护他们的自主探索，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不坚持和发扬这一点，不鼓励创造者，那就是在鼓励消耗者。
我在和一些民企交流时，总是希望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扬弃的大方向，即从“地产+基建+间接融资”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逻辑，转向“科创+内需+直接融资”的生产性价值创新逻辑；从股东至上，转向注重利益相关方价值。中央也希望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我称之为“五个希望和四个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为市场主体大声呼吁，因为正是无数点点滴滴、甚至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普通劳动者和创造者，汇聚成中国经济的滔滔江河。创造让流水滔滔不绝的渠道、机制和条件，至为重要。
今天要“弃”的一些东西，也要准确理解。比如中央从来没有要求弃房地产，而是要弃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这就要注重调控的时度效，防止到处动手术，经常动手术，造成合成谬误，等到几乎半身不遂了才想着健康发展、良性循环。
最近因为疫情，小区封闭，一位做规划的朋友和我说起前几年曾经有一个政策，“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方向对不对呢？对。但推广不了，因为很多封闭小区的居民反对甚至维权，说和《物权法》确立的对私权的保护有冲突。
我没有研究法律问题，但也觉得这种做法有些浪漫主义了。如果一个小区把公共道路占为封闭道路（如过去一些江景道），那理所当然要打开，但如果入住时本身就是内部道路，要求打开就会遇到很大阻力。何况城市交通堵塞和小区封闭的关系也不大，因为很多小区里的路都很窄，路边停车也很普遍，还拐来拐去，如果打开让公共汽车进来，反而可能添堵。
像这样的问题，用心是好的，但对之前已经自然形成的结构的否定太大了，所以很难推开。类似问题还有不少。不是说存量不能动，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做好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民意，否则说了又做不到，还很折腾，甚至沸反盈天，没有必要。不如从增量入手，形成新的规矩，再缓缓图成。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是对过去的扬弃。我们希望这是建设性、创造性的扬弃，也应自觉汇入时代变革的大潮。
同时，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这只能被扬，不能被弃。这就要回到人性，回到规律，回到常识，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这个主基调上，不能偏离，不能模糊。想明白了这一点，而且真抓实干，中国经济的元气就会恢复，亿万市场主体也能在大时代的建设性扬弃过程中，找到位置，发光发热，奋斗不息。
从反思收缩性思维，到倡导开放之心，再到为经济找元气，是一个系列，是最近我的一些思考和辨析。人微言轻，但匹夫之责，不敢忘，也不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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