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差一票就成了普通话？粤语一票之差落选国语？
近代史上不存在四川话、广东话，或其他任何一种方言“差一票”当选国音或普通话的情况。不论是“老国音”“新国音”，还是“普通话”，都是直接将北京音作为基础音，并未再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投票。
启风
历史专栏作者
有关普通话，网上一直流传两种说法，一是“四川话差一票就成了普通话”，二是“粤语以一票之差落选国语”。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无中生有。中国第一次尝试确定“国音”，是在1913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聘请吴稚晖为主任。章程规定，会员包括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延聘的专家及部员，一类是各地选派的代表，包括每省各2人；蒙古、西藏各1人；华侨代表1人。被选中的会员，必须满足“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二种以上外国文字”、“谙多处方言”4项要求中的至少1项。
教育部确认会员80人，其中教育部延聘30余人、部员10余人，其他为各省代表。会员人数最多的是江苏籍，有17人；其次为浙江籍，有9人；排在第三的是直隶籍，有8人。至于广东籍和四川籍会员，前者4人，含1名华侨代表；后者3人，含1名蒙藏事务局选派代表。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召开时，到北京出席会议者，仅44人，约为全部会员的一半。因为没有出席者的名单留下，我们现在无法具体分析他们的籍贯分布，只知道出席者里面，江浙籍会员最多，人数肯定在广东、四川两省会员之上。会议选出的议长吴稚晖是江苏籍（得29票），副议长王照是直隶人（得5票），后来两人为南音、北音的问题激烈争吵。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审定国音”，亦即由出席会员逐字投票，为每个汉字选定“国音”。当时人们大都同意以官话读音，即所谓“官音”为讨论基础——用语言学家黎锦熙的话说，官音乃是“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书正音”，而在所有方言中，北京音是含有最多官音的一种。由此，以王照为首的北方籍会员，要求干脆将北京音定为国音。
吴稚晖等江浙籍会员则认为，浊音、入声同样重要，没有了这两者，中国古书里的音韵就要被“一扫而光”了。他们主张以浊音、入声修订北京音，使之成为更完美的国音。《国音字典》以“注音字母”标注汉字读音，除收录读音统一会审定的6500多字外，吴稚晖又增加了6000余字在江浙会员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北方会员发起提案——不管每省人数多寡，在审定各字的国音时，都只能投1票。这一提案后来获得通过，并以此为基础，投票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国音。
随后，会议成果被编纂成书，名为《国音字典》。这些字的读音以北京音为主，同时保留浊音和入声，兼顾南北官音，被称为“老国音”。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又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张一麐为会长，袁希涛、吴稚晖为会长，会员有黎锦熙、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172人。1924年，针对当时的国音与京音之争，国语统一筹备会着手增修《国音字典》，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确立“新国音”。相比于十年前的“老国音”，“新国音”取消了一些声母及入声等，更容易在全国推广。国民政府成立后，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吴稚晖出任会长，钱玄同、黎锦熙等7人为常务委员，蔡元培、胡适等31人为委员。1932年，该会在颁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序言中明确，“新国音”以“现代的北平音系”为标准，不需要字字遵循土音。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主持推广“新国音”。摘自《普通话难字正音表》，湖北省教育厅普通话推广处编，1956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国音”的地位已不可撼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族的共同语言定名为“普通话”。所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随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点，因此滦平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话之乡”。从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后，之前中国历届政府在确定国音或普通话时，都是直接将北京音作为基础音，而未再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投票。
综而言之，近代史上不存在四川话、广东话，或其他任何一种方言“差一票”当选国音或普通话的情况。
[1]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4]崔明海《制定“国音”尝试：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较真平台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媒体转载。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