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将乌合之众打造成一支精兵？

用共同的信仰凝聚人

是什么让曾国藩将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一支精兵？

他在学习太平军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熔炼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力以相救”的死党军队。

曾国藩是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又是非常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唯利是求。

但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

要改变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力挽狂澜，拯救危在旦夕的事业。

因此，擅长讲文化、讲价值、讲理念的曾国藩将军队和政治的斗争提升到价值的层面，高举“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大旗，以此作为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确实表现出了异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作为领导者，曾国藩为军队提供一个超越内部关系的长远目标，使湘军成员持续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为了它而奋斗，并且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军事学家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而这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领导要素之一。

用合理的制度规范人

除了共同的信仰，优秀的管理者还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就像曾国藩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湘军的制度后，他不用自己挥着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

曾国藩一改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在湘军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而湘军的高待遇又不愁招不到兵。

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入湘军，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层层的感激关系。如此，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除了招募制，曾国藩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只有保住长官，士卒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护自己的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但在湘军里面，却成了最符合士兵利益的行为。

反观现代商业世界，备受瞩目的华为公司跟湘军有很相似的地方。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而这一核心文化的落实也要归功于制度设计。

华为的制度设计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从招聘、待遇、晋升到淘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围绕着“奋斗”这一主题展开，围绕着保证奋斗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有责任心和有才能的人会不断进入公司的中坚层。

华为由此被打造成一个奋斗者的平台，奋斗由此也就变成了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而推动着公司的迅速发展。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湘军和华为的例子告诉我们：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制度设计，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用高尚的人格感化人

要讨论曾国藩为何能吸引众多贤士，还要引用李鸿章的一段奏折：“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自己的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这样的领导，时间长了，做下属的怎么会不感动呢？

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是所谓的“末世”，争功诿过、投机取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但曾国藩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从影响周边的人开始，一步步地转移了这种习气。这就是他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地追随自己时，曾国藩曾说过：“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在给曾国荃（曾国藩的九弟）的信中他还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了下属，就是成就了组织。

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是真正让下属形成一种心甘情愿的追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曾国藩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所释放出来的就是如此影响力。

用人 ：尚朴实，耐劳苦

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

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士气之农夫。”

对于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在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面试的人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政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

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

曾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

湘军名将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后来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为称道。刘长佑感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这句话是说曾国藩这老翁，在这件事儿上竟然毫无芥蒂，真乃圣贤工夫呀。

开阔的胸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在湘军中，曾国藩也特别注重士兵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如果统将之间有一分矛盾，营官、哨官之间就会有三分矛盾，而士卒之间就会有六七分矛盾。这样的团队，必然就要解体了。所以要相互和衷共济，就应该先从统将有一副平和宽容的心开始，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信任最重要。

伟大的领导力，一定要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曾国藩身上表现出的品质和实践恰恰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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