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 旧友与新知
即使众口难调，苏轼想必也是国人文化偶像的一大公约数。2020年秋冬，他就是京城文化生活的关键词之一。故宫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推出的书画大展便以苏轼为主题——“千古风流人物”。限于疫情防控和书画保护周期，本次展览中苏轼的真迹不足十件，其中就有两件是他在“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团练副使时所做，也即《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
略微了解苏轼生平的人都知道，“乌台诗案”本质上就是党派斗争掀起的文字狱。不知道是曹太后抑或神宗惜才，对苏轼本人的处理倒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定罪徒二年后直接赦免，贬官黄州，命保住了，官身也保住了。“新党”借此成功打击一大批与他诗文往来的“旧党”，纷纷贬出政治中心，可能才算是诗案的“最大成果”，而这些人正是故宫大展第一单元“胜事传说夸友朋”中书画的作者、传主和书信往来对象。《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也在这一单元中，都是苏轼在黄州时写给他那位著名的怕老婆的朋友陈季常的信札。此时苏轼一帆风顺的仕途遭遇重大挫折，从庙堂跌落江湖，心境、诗境生变，书风也逐渐成熟，自家面目越发地显著，此二札就是记录这一变化的佳品，历来为藏家所识。
与大展差不多同时，北大出版社10月新出的《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苏洵、苏轼、苏辙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也选择了《新岁展庆帖》作为书封。和大展一样，这本书也是把苏轼置于北宋文臣的璀璨星河之中，以三苏父子为切口，钩沉整个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与实践，展现他们为重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所做的努力。如果说故宫大展所呈现的更多是苏轼的文采风流，那么这本书就补足了他仕途经济的一面，一身二任，所谓“文章太守”皆如是，而苏轼大概属于两方面都做到极致的那一拨。
与弟弟苏辙长期任职中央相反，苏轼一生在地方任职时间更多，晚年他自己回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问题来了，黄州团练副使不能签书公事，惠州、儋州时也不是什么一方主政，基本什么都做不了主，为什么苏轼还能以此为傲呢？
近日在繁星戏剧村上演的小剧场京剧《一蓑烟雨》，主要铺排的就是苏轼在黄州的生涯。其中第二场苏轼与小妾朝云戏耍，将错就错来了场“活出殡”，来吊唁的就有不少鄂州的孩童，都管苏轼叫“爹爹”——这不是绯闻，倒真是苏轼在黄州的一大功绩。此地乡间小民迫于生活压力养成了杀婴尤其是杀女婴的陋习，苏轼知道后给当时的鄂州知州写了封信，劝诫他赶紧遏制这一陋俗，号召地主豪户适当捐些财物来周济这些新生儿家庭，并举出自己当政密州时的先例，每月给愿意收养弃婴的家庭适当粮米作为补助。
作为一个被贬官的人，苏轼此举委实有点儿不把自己当外人，但也正是这种不避嫌疑关心民瘼的做派，才使得苏轼即使在这三个地方，也积极参与了济孤、修路、收路边遗骸等民生事业——说到底，如果不是眼见王安石与民争利的新政在执行过程中荼毒百姓，苏轼也不会在诗文中牢骚满腹、指桑骂槐，也就不会给乌台诗案的制造者以把柄了。朝云说苏轼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也正是这“不合时宜”，才使得他治下的若干地方百姓多年以后仍然感念于他，千载之下观展者云集、观戏者众多，也不全是只为他的“文章”。
《一蓑烟雨》是一个非常能打动苏轼粉丝的戏，对他越了解，越能看出创作者在收集和运用史料中的匠心。第一幕酒楼上说书人讲的“鱼禾草”（繁体“苏”字拆字）大人在“乌台国”的遭遇，不管是皇帝使者到他任上时的惊恐，还是赴京途中的心灰求死，抑或是在狱中可能遭受的刑讯，都可以在《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下编整理的笔记史料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记载。第二幕引发那场“活出殡”的关于苏轼去世和逃走的假消息，也是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句惹出的乌龙。至于朝云在苏轼“装死”时接待的大人和小民，千里北奔的“琢玉郎”和“点酥娘”，都是苏轼“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具象化，编排十分精巧。这些典故或许并不保真，也不是史学考证的前沿，却层累叠加地构建了苏轼千年以来的人格魅力，这本身就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真实。对其食而化之，用而不宣，正是创作者和观看者的接头暗号，解码之后更添欣喜——何况苏轼的粉丝基数又如此之大。
即使抛开对史料的精妙编排不谈，《一蓑烟雨》本身对京剧传统的沿袭和发扬也可圈可点。老生所扮的苏轼固然免不了文绉绉地抒情，两场酒楼戏的酒保（丑）与说书人，以及“活出殡”时的朝云（花旦），都与他形成对比，一庄一谐，老叟戏顽童，相映成趣。尤其酒楼戏中丑与生的身段设计，不难看出对《问樵》的习得。本剧对丑角的运用和用丑角来把控、推进戏剧节奏的成就，在新编戏中殊为难得，这也使得戏变得可看、好看起来。技法形式上的传统和主题上对人性的探索趋新，真正彰显了小剧场的先锋意义，可以让人部分原谅唱腔安排的过于繁重和演员嗓子的呲花冒刺。
不管是新展、新书还是新戏，都是在展现苏轼这个传统文人的旧交游。但去看展、看书和看戏，多半会再次为这位“千古风流人物”所折服，再次刷新对他的认知，从而成为苏轼的新朋友。
文|解三酲
编辑|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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