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 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
李振声 无锡人，复旦大学教授。1985年起执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度任教于日本信州大学等。著有 《季节轮换》 《书架上的历史》 《诗心不会老去》 等；译有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梦十夜》 《江户艺术论》 等。用时十几年完成的 《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 于2020年出版危机感是人类进入历史的最佳契机，被危机意识攫住或击中，对危机时刻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是心灵的清醒与勤恳“与新文学精神品格之间更具亲和性的，并非后来‘被压抑’的晚清‘通俗文学’，而应该是积极应对时代重大问题、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均非其他门类所可比拟的晚清以来的新思想学术运动”
李振声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文学批评界，历经90年代社会的极速变革，他的内心攒下了许多困惑：学者如何反应，何以自处，何以接洽已有的知识体系和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新的学术体系等等。这些困惑指向更根本的追问：学问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问？进入新世纪，李振声将研究视野转向晚清思想史，想看一看上个世纪之交的思想家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为自己找到学术研究者在社会转型中的位置。内心的困惑最终被章太炎等晚清思想学术家抚慰，“在对章太炎思想的梳理中，觉得学术还是能做点事情的，对时代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立场。”20年后，李振声倾注年岁最久的研究付梓出版，书名为《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下称《重溯》）。于李振声而言，学术研究对个体的意义，亦为钱玄同晚年编纂刘师培遗著的行为所揭示，这是李振声在全书最为动情的篇章。钱玄同忍受巨大病痛，以远超身心承受限度的心力编校刘师培的遗著，是因为这样一份工作搅动了他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使得那些早已成为他一生中弥足珍贵的材料重新回到了心里。钱玄同借此确保自己可以自由而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寻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实的身份，使感情和价值观有所归属。其后，李振声援引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里的看法，提示历史是个意义不断失落的过程，必须靠挖掘、解释才有可能唤回其中不断消失的深层意义。因而，危机感是人类进入历史的最佳契机，被危机意识攫住或击中，对危机时刻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是心灵的清醒与勤恳。学术研究亦是对个体内心危机的回应。这种危机可能来自个体的生命体验，也可能来自历史的动荡。对先人内心经验的重新体验和追寻，不仅发端于宽释个人内心的困惑，亦有对二十多年来在学界和公众视野中颇为流行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的侧面回应。90年代后期，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等为代表，一批学者考究晚清通俗文学，溯源其中包含的丰富“现代”因素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连接。王德威惋惜“五四”新文学未能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持有必要的尊重，心浮气躁看漏了它所包含的丰富的“现代”因素，因而有意无意对之造成“压抑”，致使新文学自身应达成的丰富和深刻，都有所受制。王德威将长期被主流文学史遮蔽的通俗文学拉回中国新文学研究、讨论的框架和视野，其后的研究罕有越出这一思路的。与此同时，李振声颇为忧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通俗”“世俗”或“物质主义”的文学写作，有可能降低中国文学应有的思想及精神水准——这亦是李振声内心困惑的诱因之一。在《重溯》一书中，李振声认为新文学不甘于承续晚清文学的余绪，并非是在借助外部某种“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施压，而不过是思想学术、文化文学之间，彼此相对公平的竞争、选择的结果。“我觉得他（王德威）说得不错，但又有不满意。不满意在他始终是拿文学说事，始终囿于文学的范围里谈论文学，谈到新文学的传承，便只是去晚清文学那里搜讨，可问题是，晚清文学从精神气脉上来讲，其实很孱弱，实在不足以支撑可与后来的新文学相对应的精神视野与气度。”李振声将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重新纳入晚清以来最足以代表中国思想学术水准的空间和视野，视其为中国思想精神架构中的组成部分，打通其与思想、学术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这一思路现时少有人尝试，也仍有许多更深入的探究等待完成。人物周刊：你早年以现当代诗歌为主要研究方向，为何转向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李振声：书稿的完成，前后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我十几年。最初在2000年世纪之交，自己有一些困惑。觉得一个世纪结束了，时代变化也很大，未来是什么样的，自己也都不明确。我是80年代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进入90年代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动。学术是什么？文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心里是有点不清楚的。我们在80年代形成的对文学、学术的看法，似乎都在被消抹，甚至摧毁。比如90年代开始讲学术规范，要有引文和出处，80年代写文学批评可以“乱写”，觉得没有引文本是自豪的事，为什么非要引用别人，自己的东西不好么？学术是学术了，规范也规范了，可不少原生的东西也在被规训掉，消抹去。有人适应得很快，但也有人觉得越来越陌生，慢慢也就淡出了。这些年对80年代已有很多反思和批评，比如觉得80年代很浮躁啊等等。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被认为、也自认为是社会的精神导师啊、启蒙者啊——当然“启蒙”这个词是有傲慢的一面，好像普通民众都不明事理需要你去教训、开导——这个东西在90年代慢慢被消磨去了。知识分子渐渐认为自己的职责无非教教书、写写文章，启蒙什么的，既不该、也无法为他（她）所能承担，学术及书斋外的事，和他的关系明显疏远了。2000年后我一度离开复旦去日本信州大学教书，待在日本中部长野县的松本，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周边没有任何干扰，一周就上几次课，然后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是我平生最安静的一段时光。但我内心是有困惑的，这种困惑需要排解。那里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很少，我就开始读章太炎，还有其他一些晚清思想学术家的书。想看看上世纪之交，也就是1900年前后，当时一些一流的头脑，他们面临的时代变革很大，困惑也很大，如何因应所面对的时代。更想知道，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学术可以做点什么，或者说，一个从事学术的人，怎么在这个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在晚清变局之中，做学术需要道德的勇气，什么是“道德的勇气”？李振声：要对时代说话，有是非心，对时代有承担。如果学术研究只是受利益驱动，为仕途或名利奔走，那么就不需要讲真理了。晚清的特殊性也在于，当政者昏庸，也都被大家看透了，权威尽失，所以那时候人可以随便说话，可以放松地说出很多话来。李振声：章太炎从不轻易相信别人认为已有定论的话，总要追溯到他所能追溯到的根子上去重新梳理，才会确定是不是确实、可信。他努力想要人们明白字的本义，即它们最初出现和使用时的意思，这也是它们和所要指代、表达的东西之间，关系最为贴近的时候。并不是缀联上许多花里胡哨的辞藻就是好文章，不懂字的本义，再怎么海阔天空、天花乱坠，也不可能有好文章。在章太炎眼里，是否好文章，就看你是不是懂得文字本义，然后作得体、恰当的使用。他说东汉魏晋的文章很好，唐以后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东汉魏晋那些擅长做文章的人都还通小学，知道文字本义。唐以后呢，文学家只管做文章，小学这块基本被荒弃。这也难怪，术业有专攻么，你要文学家同时必须是语言文字学家，实在太勉人所难。所以文学和小学，后来基本分道扬镳，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有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文学的天天要接触的“文学”，章太炎也不赞成南北朝时期萧梁昭明太子最先在《文选序》里确定的标准，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非要有美的构思、构架、想象、表述等等不可，这在学科分类史上自然有意义，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之一，可是也有负面、遗憾的一面。把经、史、子、论等等一概清除出去，“文”是纯粹了，可也单调、单薄了许多。章太炎就不满意这个，觉得把“文”界给收窄了。他追溯“文”的本义，本是指写下来的字，无论写在竹简、木简还是布帛上，“文”就是“字”而已。凡是写下的字，无论有无文饰、句读，都属于“文”。章太炎在他的时代郑重推出这种无所不包的“泛”文学观，一方面就像上面说的，是对从《文选序》到清代阮元《文言说》（以对偶整饬、音韵和谐为主要指标的一种更加窄化的文学观）一路下来的、义界越来越狭隘的文学观的不满和解构，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与当时正在进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文学观之间的对话和辩难，因为后者主张严格厘分“知”和“情”，把文学限定在“情感结构”，同样也在把文学作窄化理解。章太炎对“文”的正本清源，是要让文学呈现出它初始、原生的状态，既要“增人感”，也要“启人思”，可以“史”，可以“论”，甚至可以“学（术）”，兼容并包，保持其混沌初开、元气淋漓的气象，也就是须得有异常开阔的精神视野，无所拘束从而有着无限可能的表征手段，以及对思想、学术、思辨因素的格外看重和包容。如此宽“泛”的文学观，甚至在当时拥戴在他身边的一批年轻的东京留学弟子，例如鲁迅那里，都是有过异议的，但依然意义非凡。我们和他隔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现在回看，仍能真切地看到里边有值得深长思之的东西。不妨稍作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关注和讨论的所谓敏感话题，哪个不曾被文学纳入自己的视野？许多热门话题几乎都由文学率先挑头。这自然因为当时人文学术僵化板滞既久，完全说不出自己的话，加上文学又有借助“感性”“想象”“虚构”之便，容易打“擦边球”，相比之下，更方便捷足先登，甚至越俎代庖，因应或挑起时代话题，形成万众瞩目效应。之后三四十年间，经济、社会、哲学、史学、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各门类都有长足进步，在用各自的话语表述对当今世界、时代、社会、人性的观察，并表明它们的态度、立场时，不仅能自信、自如地说出自己的话，甚至往往比文学说得切实、精准、深入。好多学科的进展已远超文学进程，根本无须有人代言。这样,对于在言说上长袖善舞的文学来说，可供施展拳脚的天地就缩小了许多。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似乎也需要为此担责。你看这些年，能写出有些分量的文学作品的，基本上还是80年代出道的那些作家。和“各领风骚三五个月”的80年代大相径庭，愿意投身文学的年轻人明显减少，别的世界和学科似乎更能吸引他们的眼光和活力。你当然也可以归咎于当今世界的物欲、实利当道的世俗化趋向，但文学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问题呢？我看是有的。以“文学性”、“自律性”等名义，自清门户，自坚壁垒，比起80年代，眉目是清秀了、精致了，也更“文学”了，但也不免胶柱鼓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文学确实粗糙，但也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度和气象，眼下的文学却总是一味收缩和内敛，思想论辩，对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意识、思考、讨论，都不愿纳入视野。这也不是文学、那也不是文学，人们在关注、关切的事你不去关注、关切，或者倒也不是不想关注、关切，实在是关注、关切不了，也没那个能耐，不是说不出话来，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你都不去关注，你都关注不了，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对你的文学保持兴趣？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章太炎要求打破窄化“文学”的种种界说，尽可能接纳众多精神、思想视野的“泛”文学观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再次凸现了。近些年的“非虚构写作”，多少还有些朝着章太炎希望的“文”的样子的方向在努力的迹象，只是气象和格局似乎还嫌不够大。平心而论，就当年青年鲁迅与他老师章太炎所讨论的“增人感”和“启人思”的话题来说，当代文学在“增人感”一面确实大有长进，刺激呈几何级数放大，禁忌越来越少。感性层面，尤其是欲望层面的拓展，可以说收获甚丰，可“启人思”一面就很难说了。理想的文学一定是“增人感”与“启人思”并重的，或虽有偏重但绝不偏废。再比如上面说到的，将文字还原到最初始的状态去理解和使用，这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要炫耀学问功夫，而是追求文字和它所要状描、指代、表征的对象——世界、现实、事物、人等等——之间有最切近的关联，也就是最具“及物性”的那种状态。文字在后世的应用中，往往会渐渐偏离最初与事物之间极为切近的关系，“所指”会偏离“能指”，偏离了的能指不仅不足以表达它与所指的事物之间的那层真实关系，反而还会遮蔽那层关系。这些年郭敬明式的写作正好可以提供佐证。在拥趸们的心目中，郭敬明式的文字自然是“舌灿莲花”“梦笔生花”“活色生香”，至于所指为何，则莫名所以，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游离在“所指”之外，可以说事先就自行关闭了现实指涉的向度。我想章太炎力主尽可能依照文字在其最初始的意义上来书写，应该暗含了这样一份忧虑。诸如这样的思路，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文学要求叙述、抒情最大限度贴近现实、真实的写作原则的思想学术源头之一。人物周刊：为什么写到钱玄同编校刘师培遗作时那么动情？李振声：钱玄同编完《刘申叔先生遗书》不久就下世了，他当时已病得很重，身体已不允许他很认真地处理事情了，但他还是接手并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他能安静坐下来的时间不多，大概有两件事是稍稍有耐心做完的。一件是编这部《刘申叔先生遗书》，另一件，是替年轻学子方国瑜新标点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前言。我写东西的起因，往往是被某件事情或某个情景打动了，我就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想弄清楚，这样就陷进去了。晚年钱玄同高血压严重到已经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但他还是愿意做这件事，可能有生计考虑的一面。他在私下和人通信时也曾讲到，不必把人去作人为的拔高，逼人当烈士是他所不赞成的。这里会有经济动机，因为那时候北平已快沦陷，大学都正在或已经迁走，教书的薪水来源可能都有问题，有人愿意出大钱邀约做这件事，他当然也乐意。但显然还另有动机，待好好梳理过后，这个动机让我很感动。原先我很纳闷，他给《刘申叔先生遗书》写的序文，里边那么推崇刘早期的学术，而对他后来的学术则评价甚低。刘师培早年写的东西，民族革命色彩很浓，有很多很情绪化的东西，按我们现在的价值中立标准，学术性是可疑的。但钱玄同偏偏说这个很有学术，而后面那些书斋里做的纯学术，他觉得没什么价值。他显然有自己的评判尺度，就是看是不是曾经给人带来精神的真正解放？是不是参与促成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从愚昧和落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历史过程？钱玄同的学术评判标准和学术史眼光，与我们这些年在强调的学术标准、学术史眼光，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可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却是那样自信，没有丝毫犹豫。整理、编辑刘师培文稿时的钱玄同，似乎又回到了早年，或者说，早年的情景又一下子回到了他的心中。我想到了他和鲁迅的关系，两个人后来闹得那么别扭，但直到晚年，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依旧相通。鲁迅去世前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强调他所特别敬重的是早年的章太炎，就是那个意气风发、和清廷打官司、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的章太炎，后期的那个被许多人供在学问祭坛上的学术大师章太炎，他并不看重。我就想，鲁迅和钱玄同，不愧是章氏同门弟子。人物周刊：梁启超那一章有一点让我比较感触的是，梁的一生审时度势，唯恐落伍，或许致使其无暇顾及自我反思。我觉得也是对自我主体性的一种牺牲，他将自我从学术中剥离了，自我主体性献身于时代，献身于对“国民性”问题的追逐。李振声：对梁氏学识思想的“多变”，学界褒贬不一。辜鸿铭曾称价值选择不同不是什么过错，读书人对自身精神立场的坚持，反而是一种荣耀，但如果你所持守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那还有谁去相信呢？按照这个说辞，梁启超学术思想上的“流质”是很要不得的。但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梁启超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并非媚时阿世，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独立的意志和见解，那事情又得另当别论。这方面郑振铎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郑振铎说如果梁启超万古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遗老遗少同科了，对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就需要归零了，所以梁启超最足以表示他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恰恰就是他的“善变”和“屡变”。梁启超所在的年代，风潮变化之迅猛绝非别的时代的人所能揣测和想象，以至于十年前的激进者，极有可能十年后即已在世人眼中成了一块古老化石。到了“五四”时期，严复、康有为、章太炎这些曾经意气风发、引领并掀动学术思想轩然大波的大师们，在新青年心中成了保守的象征。只有梁启超是例外，甚至胡适都要赞他一句“老青年”。我总觉得梁启超对他的“不惜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宣战”的状态，某种程度是自豪的，并且留给人的印象是可以轻松完成对自我的抛弃和颠覆。这一方面是梁启超身上那种“服膺真理”的理性格外强健过人，以至于可以不受内在感性生命因素的任何影响，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身上的理性因素与内在生命体征是分为两截的，平行而不交叉。一旦理性作出决定，根本无须向生命体验那里做任何铺垫，大可随时随地独自抽身走人，整个过程绝不会伴随心理、生理上的任何痛感。这与王国维截然不同。王国维的理性始终与他内在深邃的生命体征因素，那些心理、情感性因素彼此纠缠，难舍难分，剥离起来格外艰难，故而异常痛苦。人物周刊：你认为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有对明清易代惨痛现实深感痛切的一面，也有强调学术自律性的一面，而后者正是为前者所激发，因为在顾炎武看来，易代惨剧的发生，明代的思想学术难辞其咎，王学末流空疏不学、游谈无根，背离儒家经典本义，自乱根底、阵脚、人心，招致异族统治趁虚而入。痛定思痛，正本清源，就得“实事求是”，回到经典本身，下功夫从儒家经典本义来理解儒家经典，所以要真正懂得古字义。古字义与读音息息相关，要懂音韵，所以一边撰著《日知录》，一边撰著《音学五书》等。王国维对顾炎武学术自律一面有传承；而康有为、梁启超则主要传承的是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一面，视文学具有推挽现实政治变革的工具性意义，这条线在整个新文学中更为强势。两条延长线在新文学史上此起彼伏，比如周氏兄弟始终为这两条延长线所夹峙。事实上，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溯源，已有学者上溯到明末，你为何没有这样做？李振声：我觉得中国新文学还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世界性维度，与整个世界有充分的交往，与世界一流文学有较为自如、畅达的对话。新文学和它之前的文学，根本差异就在于，它对中国社会严峻而又艰难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所伴随的巨大危机，始终有着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识和深刻敏感，在应对时代危机中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始终导入并自觉采用世界性眼光，参与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价值和问题的探讨，并努力作出自己的应答。考虑到这个背景，我觉得时间还是断在晚清较为合适。明代相对还比较内陆。晚清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虽然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很被动，很狼狈，很难堪，是让人家用坚船利炮逼出来的。当天朝大门被打开后，对西方世界的政经体制、新知新学乃至日常生活方式，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基于自觉的接纳，也都变成一份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惨痛经验，植入中国人的记忆，成为国人自身知识/情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物周刊：对学界来说，《重溯》的意义之一，就是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论述的回应。你对拔高晚清以降通俗小说的地位有所担忧，这种担忧具体是指？李振声：拔高晚清以降通俗小说的地位，并用以质疑新文学传统正当性，这种论述将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被遮蔽、压抑的一面重新提示到人们眼前，对以往的激进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叙事思路，的确起到某种程度的纠偏，也拓展了人们理解和解释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丰富性的空间。90年代以来，“欲望”和“消费主义”写作蔚成风气之际，文学批评界有人在慨叹文学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往往急于为这种“边缘化”的必要与合理做论证，视其为“市场对写作的解放”、“市场经济带来的写作自由”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形下，海外学者重新挖掘以欲望—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自不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即在文学史论层面上有意无意推波助澜。我觉得，过于看重市场和欲望—消费性冲动的“现代性”意义的研究思路，对晚清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的能力估计过高。这种欲望—消费性通俗写作，只能是对中国现代转型危机的某种“想象性”解决，因而根本无法成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历史参照，承担不起作为中国新文学得以生成和生存的现实和内在动力的功能。与新文学精神品格之间更具亲和性的，并非后来“被压抑”的晚清“通俗文学”，而应该是积极应对时代重大问题、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均非其他门类所可比拟的晚清以来的新思想学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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