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心如砥柱｜新刊

二

宋太宗时代的《戒石铭》，我们已见不到实物。既没有纸本墨迹，也没有拓本、碑刻，自然也无法知道谁是它的书写者。宋太宗热爱书法，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就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刻印完成的。或许，他下令颁布各地衙门的《戒石铭》，正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到宋哲宗时，也曾“书《戒石铭》赐郡国”（［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见《鸡肋编 贵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事记在《贵耳集》里，只是宋哲宗的《戒石铭》真迹，今天也看不到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手迹，就是黄庭坚的手迹。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黄庭坚在太和（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任知县时写下的。那一年，黄庭坚三十八岁。

清代徐名世删补《宋黄文节公年谱》按语中有这样的话：

按郡县戒石自唐以来有之，但只有石无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内“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镌以自警。（北宋］黄庭坚：《宋黄山谷先生全集》，清乾隆乙酉三十年（公元1765年）刊本。）

意思是，黄庭坚任太和县令，亲笔把孟昶这四句名言（《戒石铭》）写下来，勒刻于石，用来自警。按他的意思，身为太和县令，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用来自律的，是否与皇帝的旨意有关，没有说。当时的《戒石铭》刻碑被立在快阁里，但这“原版”的《戒石铭》碑，已在岁月中遗失，后世看到的，只是它的拓本。

那时的黄庭坚，用颜而近柳，用笔清劲，但字字独立，显得有些呆板，缺乏韵律感，距离他的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还投放在政治上，与王朝政治比起来，书法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戒石铭》再次流行，是南宋初年。我从《泰和县志》里查到，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朝廷向郡县颁布黄庭坚《戒石铭》摹本，把这“十六字方针”作为各地官员的“座右铭”。据说宋高宗赵构亲自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石铭》，再颁布各地，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宋高宗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

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今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

读张岱《夜航船》，也读到过这样的话：“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令刻石。”这些南宋时代的《戒石铭》刻石，我们今天也只能见到两件原物：一件在湖南道州，一件在广西梧州。它们应当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碑刻了。

宋朝灭亡了，这四句颁行官场的豪言壮语却留了下来，到明代，各级政府依然“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到清代，翻刻《戒石铭》的传统依然延续，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承载着官方的意志被传达到各级政府，嘉庆皇帝甚至亲作《题戒石铭》诗予以强调。这就是我在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的“戒石坊”上，看到《戒石铭》的原因。

三

黄庭坚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到达吉州太和县的。此前八年，黄庭坚一直在北京（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任国子监教授，根据宋制，国子监教授任满的他，本该被荐为著作郎，加上他得到老臣文彦博的赏识，他的仕途人生本该顺风顺水，却被“发配”到赣江中游的太和县，这命运的急转弯，完全因为他受到了一个人的连累，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一直想结识苏东坡，这一点很像杜甫之于李白。杜甫是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李白的，那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是寂寂无名。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名声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官位还是诗名，苏东坡都在黄庭坚之上，令黄庭坚“鞭长莫及”。黄庭坚主动与苏东坡联系，又怕有“攀附”之嫌。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月，黄庭坚终于鼓起勇气，给正知徐州的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他在信里说，“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北宋］黄庭坚：《上苏子瞻书》，见《黄庭坚集》，凤凰出版社。），意思是心相亲，隔千里也不算远；情相异，就是屋相连也老死不相往来。九月里，和秋风一起到来的，是苏东坡回信及《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苏东坡与黄庭坚终生不渝的友谊，自这一天开始。

可以说，黄庭坚是在一个无比敏感和艰难的时刻，向苏东坡伸出橄榄枝的。此时正春风得意的，不是苏东坡这些“旧党”，而是朝廷中的“新党”。所以黄庭坚与苏东坡交好，绝不是政治投机，而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艺术上的惺惺相惜。

我在《欧阳修的醉与醒》中讲到过宋代的“贬谪文化”，其实在宋代还存在着一种“官场文化”，或者叫“官僚文化”。有官僚，才有官僚文化。宋朝建立之初，曾经广授官职，目的是分化宰相权力，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此外，宋代不断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自太宗即位至真宗四十四年（公元976—1019年）四十多年间所取进士比整个唐代所取进士名额还多（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近人统计《登科记考》的进士总额，唐代290年中共得6442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迄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9323人；自天禧四年（1020）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十七年间又增加了8509人”。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机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造就了“人类群星”在仁宗一朝熠熠生辉，但也使得文官队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大小小的权力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把相当多饱读诗书、深知春秋大义的官员吸附过来。权力的“糖衣炮弹”，一点点蚕食着他们的理想，强化着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雷打不动的利益阶层，谁想打破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发起集团攻击，而且有人递刀，有人杀人，有人站岗放哨，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精锐部队，或者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纵横连动的“黑社会”。这个“社会”之“黑”，足以让所有激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梦想打水漂。

当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做谏官，范仲淹上疏的第一条就是裁抑冗滥，为官场“瘦身”；他还上疏《百官图》，矛头直指任人唯亲的宰相吕夷简。他发起“庆历新政”，矛头所指，就是职业型官僚，但他反而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他的新政也随之夭折。

宋神宗即位时虽只有十九岁，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改革的负责感、使命感不可遏制，更何况，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王安石横空出世。熙宁元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入朝，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高呼“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一手打击腐败、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手推出富国、强兵、取士之法。所谓“新党”，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变法本无不好，尤其对于“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北宋］苏轼：《策略一》，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治平”为宋英宗的年号）的北宋王朝更是必要。然而，新法的战车隆隆开动，不仅急躁冒进，而且党同伐异，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样的荒腔走板，使得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旧党”人物对这场改革保持了警觉，纷纷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上。

王安石要改革吏治，反对任人唯亲，却通过任人唯亲的手段，达到反对任人唯亲的目的。王安石的偏执，对苏东坡这些“道学型”“理想型”官员的力量形成了打击，却助长了吕惠卿、曾布这些“职业官僚”的势力，让那些唯唯诺诺、唯利是图的官员有了往上爬的机会。除了王安石本人，他身边那班“重臣”，后来几乎全都进了《宋史》的《奸臣传》。

苏东坡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北宋］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这样的激愤之语，就是那样的背景下说的，意思是一个人自从有文化，他的忧患也就开始了，所以不要那么有文化，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以卵击石，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他从徐州去湖州任知州，到达只三个月（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乌台诗案”事发，苏东坡被囚入御史台监狱，一百三十天后幸存一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官职。

黄庭坚和苏东坡一起反对王安石，他们的命运也就别无二致。因为给苏东坡的那一封信，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本该被荐为著作郎的他，也失去了他的“远大前程”，被贬去了山高水远的太和县。

四

黄庭坚虽只是一个小知县，七品芝麻官，和王安石的官级天差地远，但他比王安石更接地气，更知道基层社会这个神经末梢的苦乐痛痒。其实王安石变法前，也是做过基层调研的，派遣苏辙、程颢等八人至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举、徭役利害”（《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一。），但由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来自苏辙、程颢等人的反对声音对他就起不到丝毫作用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已经下野，但变法的政治效应依然在发酵。比如王安石极力推行的食盐专卖，禁止民间买卖食盐，百姓必须定量购买官盐，反而肥了官府，让百姓吃不到盐。官府不仅哄抬价格，短斤短两，掺杂施假，坑蒙拐骗，俨然成了奸商，令民众苦不堪言。意在改革弊政的王安石变法，此时已变成了最大的弊政。在太和县任上，黄庭坚一口气写了十二首纪行诗，假若王安石能够看到这些诗，一定感到无比尴尬。诗中写：

苦辞王赋迟，

户户无积藏。

民病我亦病，

呻吟达五更。

（［北宋］黄庭坚：《己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见《黄庭坚》，河北教育出版社。）

诗可以怨，那时没有社会评论，没有报纸社论，诗就成了士人批判社会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黄庭坚的确继承了杜甫的传统。黄庭坚诗歌境界很高，创江西诗派，但后人总把杜甫作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源流，这种奇崛瘦硬的诗歌风格，也一点点贯注到他的书法笔墨中。

无独有偶，苏东坡也写过许多相同题材的诗，无情地批判官盐专卖制度：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见《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诗中描述一位老翁，腰插镰刀，到山中挖笋，却为自己吃不出春笋的鲜美而深感惭愧。他可不是孔子，因为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只是他已经三个月无盐可吃罢了。

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王安石，是出于为百姓争福利的目的开始变法的，而变法的反对派苏东坡、黄庭坚，同样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这说明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变法的手段上。在“道学型”士大夫眼中，“士”来自“民”，就理所应当成为“民”的代言人。这一方面因为宋代是“儒家统治的时代”，而儒家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之道”，王安石说：“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所说的“天下”，民众是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至于这样的意识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而是集中出现在11世纪上半叶，余英时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这与宋代以来，尤其是仁宗以来科举考试录取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他说：“宋代进士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少人早年且经历过很困苦的阶段，范仲淹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是他们‘济世’‘泽民’理想的重要源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如是说来，科举录取机会的不断增加，对宋代政治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让更多的士人进入朝廷，“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群众大声呐喊，成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道学型”士大夫，同时也让“职业官僚”大量拥入政府，一步步沦为不顾百姓疾苦、只求个人利益的贪官狗官。

五

无论宋朝颁布《戒石铭》，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变法，皇帝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就是整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让王朝政治得以平稳运行，但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充满“善意”，宋代的王朝政治一直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一点在宋仁宗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宋仁宗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但他性格犹疑不定，决定了他在决策上边走边看，王朝政治晃晃悠悠。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身子骨又不好，无力发动改革。再往下是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把接力棒传给宋哲宗。宋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屁事不懂，事事要由太皇太后决定，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安石，索性来了个政策大转弯，废黜了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新党”全部被扫地出门，“旧党”分子司马光、吕公著被任命为宰相，这件事发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吕公著向朝廷举荐，应当重用的人事名单中，苏轼和苏辙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他们的举荐下，苏东坡结束了在黄州的贬谪生活，出知登州，继而被召入京，回到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汴京，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正三品，开始了“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岁月，黄庭坚也结束了太和县令生涯，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在春天的汴京城，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苏东坡。

关于黄庭坚第一次拜谒苏东坡的时间，二人的诗文皆没有明确记载，黄庭坚《题东坡像》只说是“元祐之初”，苏东坡《题憩寂图并鲁直跋》说，元祐元年正月十二，苏东坡、李公麟为柳仲远作《松石图》，黄庭坚赋诗，说明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不会晚于这一天。此时距离他写信给苏东坡，已经过去了八年。

他们的身影，被记录在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这一水墨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王诜的西园进行雅集的场景。我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民文学出版社。）

那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艺术人生。他们互相唱和，争胜于毫厘之间。他们彼此激赏，又互相“挑刺儿”。苏东坡说黄庭坚：“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对老师也非一味奉迎，而是认为苏东坡“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彼此之间如此直率，说明二人的情感，已达深度默契。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们彼此评论对方的书法，一个像“挂梢挂蛇”，一个像“石压蛤蟆”。苏东坡是这样说的：“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蛇一样。”黄庭坚不示弱，说：“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说罢，二人相对大笑。

假如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那么这个以苏东坡为首的政治—文化“团体”，也可算作一个“党”吧。历史学家把他称作“蜀党”（除了“蜀党”，“旧党”中还有另外两个“党”，一个是“洛党”，一个是“朔党”。），只是这个“党”，没有蝇营狗苟、阴谋诡计，只有志同道合、生死不移，用欧阳修《朋党论》话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北宋］欧阳修：《朋党论》，见《欧阳修集》，凤凰出版社。）黄庭坚与苏东坡，就属于“以同道为朋”的“朋党”。

可惜，那样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过世，宋哲宗亲政，把烙饼又翻了个个儿，太皇太后喜欢的“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被逐出朝廷，“新党”（变法派）又被请了回来，被奉若神明，王安石实施过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像“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销声匿迹很多年后，又卷土重来。

苏东坡的死敌章惇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苏东坡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去了遥远的岭南。

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黄庭坚也被贬涪州别驾（今重庆市涪陵区。），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安置。

黄山谷，真的要跌到他人生的深山低谷。

接到命令时，身边人都忍不住大哭起来，唯有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大睡，鼾声响彻屋宇。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已出版长篇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