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扩散：先秦时代的诸侯武器漂流记
在先秦时代，当各种王子皇孙和外交人才往来于列国之间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青铜武器也流散到了母国之外的地区，并在其他诸侯国的领土上出土。它们的流向，也是当时人口流动的一个缩影。
吴越地区的武器流散
1965年的秋天，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省江陵县八岭山附近的望山和沙冢发掘了三座战国时期大型墓。其中的望山1号墓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就是从这里出土的。根据此墓两棺的规制，和等级较高的玉佩等文物判断，加上墓中出土竹简的记载，这座墓的墓主人，是一个名叫悼固的楚国王族成员，应该是楚悼王的后代，虽然没有显名于史书，但是身份却并不低。
而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之所以会出现在他的墓地中，很可能与公元前4世纪楚威王灭越的历史事件有关，这件武器很可能是以战利品的形式，流入了楚国。当然，这件武器出现在望山楚墓中，也有可能是楚昭王迎娶的越王勾践的女儿越姬带入楚国宫廷，并就此留在楚国的。
事实上，先秦时代青铜器大范围漂泊的情况并非单例。越王勾践的对手吴王夫差的很多青铜器也也是在吴国故地之外出土的：
越人对吴国的历代先王墓进行了揭顶式盗掘，导致了吴越本地出土的吴器精致程度不算太高，传世的吴国重器基本上是在苏州----吴国核心地带之外的地区出土：除了丹徒、盱眙等地，以及南方的楚国、蔡国故地，也有相当多的吴国重器流落到北方诸侯。这些重器的去向，其实也暗示了吴国人在国破家亡后的人口流向。
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
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代县蒙王村的夏屋山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鉴”，高40厘米，直径70厘米，里面还有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吉金自作御鉴”，但是目前去向不明；另一件吴王夫差鉴是抗战期间，在河南辉县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44.8厘米，口径76.5厘米，而且上面还有衔环兽耳与伏虎；此外还有一件故宫博物院从河南收购的青铜鉴残片，上面也有类似的铭文内容，这些铜鉴应该是吴宫重器，不太可能是突围时带走的，而是以外交礼物或者战利品的形式流亡到其他诸侯。
夫差戈
由于安徽地区是中原和楚吴文化的过渡区，这里也有密集的吴国文物出土。比如1959年，淮南蔡家岗出土的蔡声侯产墓中，出土了一件“工虞太子姑发剑”，还出土了一件“攻敔王夫差戈”。蔡声侯在吴国灭亡两年后即位，而且蔡国一直是吴国牵制楚国、北进中原的重要盟友，他的吴王兵器可能是吴国人的礼物，也可能是吴灭后、吴国流亡贵族带来的财富。
1978年安徽南陵县的一座小山包里也曾出土了一把吴王光剑，上面的铭文是“攻敔王光自作用剑，以赏勇人”，但是这把剑没有纹饰，也没有剑箍，而且文字暗示了，这把剑是赏赐给手下剑士的，所以整体比较粗糙。到了1980年在安徽霍山县，还出土过疑似吴王余祭的青铜戈一件。吴国还曾经北上与晋国、齐国会盟或者争霸，所以还有一些吴国兵器进入了北方，比如1964年，山西省原平县一座春秋晋国大夫墓中，就出土了一把“攻敔王光自作用剑”，剑本身十分精美，上面还有罕见的火焰纹饰，可能是吴王使用过的高级配剑。1961年，山西汾阴贾家崖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其中就有一件王子于之用戈，上面鸟篆清秀，文字线条流畅，而王子于很可能就是勾余，也就是夫差，这也许是夫差当王子时打造的武器。当然，在所有山西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中，最著名的吴器莫过于1985年山西榆社城关出土的吴季子剑。“工吴王姑发訾谒之弟季子肵扃后余厥吉金甸曰其元用剑”。铭文大意为：吴王诸樊得了疾病，请告弟弟季子，为他祈祷福祥，求得永贞，免去灾难，行肵之礼并设扃后，制作了这把剑。这把剑留在北方，不禁令人想起吴季札在吴国正式称霸前，在北方列国进行的外交活动与政治考察，考察不仅体现了季札本人有很高的周礼素养，部分改变了中原人心目中吴人粗野的刻板印象，而且精准预见了列国未来的政治走势，还在出使途中和徐国国君结下真挚的友谊，还兼顾了去世好友的心愿和外交的使命，留下了季札挂剑的传说，成为了讲信义、守然诺的代名词。这把剑也是文物和历史文学交相辉映的典范。吴国灭亡后，延陵季子的后代们也是四散漂泊。其中季札的一支北上进入赵代地区，今日大同地区天镇县存在的延陵氏遗迹，也许与这支北上流亡的吴王族后裔有关，也是延陵氏和北方晋人友好关系写照的缩影。由于吴国曾经联合鲁国等小国征齐国，还打出了艾陵之战这样的经典战例，所以山东地区也有吴国武器的踪迹。吴鲁联合期间，鲁国司马州仇受到了吴王夫差的欣赏，于是夫差赐给了他一把宝剑和一套铠甲，但是在中原列国，君主赐剑意味着暗示臣下自尽，结果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善于外交和贸易的子贡出来打圆场，避免了这一跨文化交流中的尴尬局面。1983年在山东沂水农民无意间发现了一把剑茎断裂的工虞王剑，虽然剑体残损，但是剑身呈墨绿色，光滑蹭亮，寒锋依旧，从形制和文字考虑，这把剑是年代较早的诸樊王铸造的剑。1965年，在山东省平度县废品收购站里，文物工作者抢救下了一把被截成6块的青铜剑，上面有着10字铭文：“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和其他的夫差剑相比，这把剑做工粗糙，可能是吴王一次性大量制造，然后分赐给不同臣下的礼仪用剑。这可能是吴国留在齐国的战利品，或者吴国灭亡后吴国人北上逃入齐地的结果。除了山东，1991年，河南洛阳东周王城的战国早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把类似的窄格圆茎剑，长48.8cm，剑茎上还有缠缑痕迹，这一把剑，可能与《国语》中记载的吴王夫差朝拜周天子有关：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乱，是以复归于吴。今齐侯壬不鉴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齐师还。夫差岂敢自多，文、武实舍其衷。归不稔于岁，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执事。”在黄池会盟中强行获得霸主地位的夫差为了纪念自己称霸，向辈分上是自己侄子的周天子派出使者报喜。面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黑齿雕题”的伯父夫差，久受冷落的周敬王大为感慨：“王孙苟，寡人的伯父吴侯派你来，说明他要继承先君的传统拥戴我，我嘉勉他的做法。过去周王室遭逢天降之祸，王子朝率民众作乱，我心里哪能忘记忧患，不仅是忧虑下面的诸侯不安宁。现在伯父吴侯夫差说：‘与我同心合力。’他如果真能这样做，那真是我的福气。希望他健康长寿，武德充沛！”
除了互相厮杀的吴越两国，一些由秦国著名政治人物监造或者随身佩戴的武器也以征服者的武器或者战利品，或者主人随身携带的形式流散到了很远的地方，比如吕不韦戈于1987年9月发现于四川青川县白水区：但是铭文显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说明这件武器是吕不韦担任相邦期间，监督成都的蜀东工打造的武器。此时已经是吕不韦政治生涯的末期，这也是吕不韦督造的最后一批铜戈了。此外，秦国国相张仪打造的“王二年相邦义戈出土”于河南河南，也和秦军在中原的征战不无关系。而另一件在秦惠文王四年铸造的张仪督造的戈，则出土于广州的南越王墓，应该是被南下岭南的秦军携带南下的。
出土于湖南楚墓的相邦冉戈，有可能是楚人的战利品，但也有可能是秦楚上层联姻时互相交换的礼物。
此外很多在河北和北地出土的秦国武器，则是秦军对燕赵的武力进攻和北伐留下的实物印记。
有的武器可以走得非常远：比如和蔺相如有关的铜戈，就在1981年发现于吉林省长白县葫芦套遗址，铭文为“廿十年丞蔺相如”的青铜戈“就是在那里，和其他的燕赵系武器一起出土的。这件武器上的铭文是“艹年丞 (蔺)相女(如)，邦左囗鹿智，冶阳。”两行铭文中间的穿孔下有一“肖”(赵)字。从戈铭上看，“艹年”为赵惠文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这一年正好是渑池之会，蔺相如狠狠杀灭秦昭襄王淫威的时候，也许是渑池会后，蔺相如得到赵王感激，获得了这件武器作为外交胜利的纪年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赵国的武器在东北地区的燕国故地：这些武器也许和战国末年，逃亡到燕国的赵国贵族，还有最后流亡到辽东的燕王喜有关。为了逃避秦军的追击，这些武器的主人才将他们带入东北地区。
最后到了秦灭汉兴的时代，很多先秦的宝物也活过了乱世，并被新兴起刘家人所珍藏，比如1978-1980年，出土于山东临淄的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墓葬的精美银盘，上面有战国三晋系文字，秦国小篆还有汉代刻字，不同的文字使用了从战国末期到汉代的不同计量标准，所以这件文物应该是出自韩赵魏的一家，秦统一后被秦始皇收入府库中，但是秦亡之后为刘家人所得，最后进入齐王府。
在历经了千年前的风云际会之后，上述那些大有来头的先秦武器，有的以随葬品或者战场遗物的形式埋入土中，有的则早早地当坐铜料被熔铸，还有的被老农樵夫当做生产工具用于农耕渔樵，每件精美武器的背后，都有独到的故事，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武器的故事，可以看看后浪出版社的《中国冷兵器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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