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

《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可以作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补充。《货殖列传》关注的是经济，从经济到政治。《越世家》中的范蠡，关注的是政治，从政治到经济。两篇文章合观，彼此呼应，庶几题无剩义。

《货殖列传》讲述四个商人：计然、范蠡、子贡、白圭，各有其不可磨灭的光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范蠡，通常认为是中国商人之祖。文章的核心理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贯通古今，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值得反复琢磨。

《越世家》记述吴越争霸。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业，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又从长江中上游到下游（参见潘雨廷《纵论五霸》，文见《易学史从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到了春秋末期，发展为吴越争霸，反复角力，越国先胜后败。越王勾践痛定思痛，在范蠡、文种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再次战胜吴国，重新崛起称霸。

这段故事在中国人人知道，并不是此文关注的重点。要讨论的是其中一段插笔，从这里开始了另外的故事：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勠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事，辅佐。“苦身勠力”，非常辛苦地做一件事情，苦其心志，劳其身体，齐心合力。他和越王勾践处心积虑地奋斗二十多年，终于灭吴，报了当年被吴王夫差和伍子胥打败的仇，一雪会稽之耻。然后渡过淮河到北方，用军事力量威胁中原大国齐和晋，耀武扬威，处于周天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越国的全盛时期。勾践成为春秋末年的霸主，范蠡的功劳最大。上将军是一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封号。

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

这样的成功事例，古往今来甚多，并不怎么稀奇。范蠡的特殊是在凯旋以后，他的学问才真正显了出来。“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道家忌盛忌满，从古到今，没有例外。

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

同时，范蠡也了解勾践的政治品格，知道他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何去何从，正是需要决断的时刻。国家在战争时期产生的战力，进入和平时期以后，由于对外目标消失，必须经历再平衡的过程。这有些类似经济上的去杠杆，而政治上的释兵权，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并不以和平的方式体现。

在以后的时代中，曾国藩（1811—1872）也是做出决断的，那是在1861年打下安庆的时候，还在太平天国消灭之前。此时他已经决定收敛了，往低的地方走，一退到底，否则有可能来不及（参见拙稿《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

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

范蠡写封信试探勾践，信中的措辞非常冠冕堂皇，其实在看收信者的反应。范蠡通晓古今的事实，也深知勾践的为人，虽然大体决定了，但还要看看你的态度，再下最后的决心。没有看到明确的信号，他得不到出走的动力。

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

真是一代霸主蛮横的口气。我们现在正好享受成功呀，过去那么拼命奋斗，不就是为了今天纵情快意的好日子吗？然而，把国家分为一人一半，如果另外有个人可以随时制裁你，那一半国家要来有什么用？虽然得到一半国家，原来还是傀儡，随便可以加诛，哪里还谈得上分国而有之？再说，最大的功劳是奖赏不了的，奖赏一旦到了顶，剩下来只能是加诛了。

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范蠡下了最后的决心。你可以发布你的命令，我却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办。接收到的信号非常明确，毫无疑问，绝不能再留下了。愿意留下的人有，那就是当年并肩作战的文种。没有办法，不是不叫上你，我只能自己走。文种想，当初我们搞革命，还要接着搞建设呢。等到他最后明白了“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世家》“与文种书”，《淮阴侯列传》语异意同）的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绝不回头，这是逃跑性的出走。“装其轻宝珠玉”，因为是乘船，不能带过重的东西，绝不能贪恋。“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跟随他的是最亲密、最得力的部下或学生，直接去了海上。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一度也想带子路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乘舟浮海以行”，《货殖列传》原文是“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是太史公的政治理想，“江湖”有跟朝廷对抗的意思，“乘扁舟”是他内心克制不住的潇洒和浪漫（参见拙稿《〈史记·货殖列传〉讲记》）。《国语·楚语》原文是“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其实就是从东南的湖泊中出来，然后辗转往江海上走，从东海经黄海到渤海。

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潜在的威胁消失，勾践也就不为难他了。范蠡毕竟有大功劳，而勾践也不是完全的昏君。以会稽山为奉邑，照顾好他的家族乡里。所以一定要彻底地走，才能善始善终。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

“浮海出齐”，在茫茫大海边颠簸航行，最后在齐国上了岸。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这样走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变姓名”，改换姓名，销声匿迹，以免被人追踪。追踪他的人，估计主要有两路：一路是越王勾践的人，不放心他的消失；一路是当年的老部下，想跟着他再次起事。“鸱夷”是一种皮制的酒袋，可以展开，也可以卷起来。孔子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耕于海畔”，在齐国沿海种田。这里的“苦身戮力”，就是上文的“苦身勠力”，再一次艰苦奋斗。第一次“苦身勠力”是君臣同心，以政治振兴国家。第二次“苦身戮力”是父子同心，以经济振兴家庭。“勠力”和“戮力”意义相同，就是并力、勉力。“勠力”的偏旁为“力”，用上了全身的力气，或者说吃奶的力气；而“戮力”的偏旁为“戈”，相通杀戮的戮，好像是拼了性命，从千军万马中挣扎出来。

你看范蠡真是潇洒，“乘扁舟浮于江湖”，挥洒千金，飘逸出尘。然而，他吃过多少苦，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个说法，一个人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做些什么，决定他的命运。老天所看到的，自己也能看到，所以用不着算命，也用不着骗自己。往往在关键的时刻，这个人成功了，那个人没有成功，在说不清的种种巧合中，包含深远的因果。

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

父子齐心协力地劳作，很快积累起财富来。范蠡用政治的眼光来看经济，当然是洞察了，再加上吃苦耐劳，当地的人不能和他竞争，于是马上就富裕起来。

齐人闻其贤，以为相。

“民以食为天”，谁搞得好经济，就请谁当宰相。

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他虽然获得了成功，还是感受到危险。这条经济的路线，终究跟政治搭着界。根据时间推测，范蠡为齐相之日，正是田氏坐大之时。天下形势由春秋渐渐转入战国，然而他已经不愿加入此局了。

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于是辞去相位，把多余的财产，分散给朋友和乡亲。

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

乘船走水路，所以装的是轻宝。乘车走陆路，所以怀的是重宝。他把最贵重的物品带走了。“间行”，真的想走，就从别人不注意的小路上走。如果走大道，摆出走的姿态，那就是邀请人来截留你了。

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

陶在山东定陶县西北，是当时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为生”是谋生、做生意，在此地从事商业买卖。我曾经说，“做生意”是非常好的词，就是永远寻找有前途的投资标的。这需要穿越时间的判断力，“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

“复约要”，重新或再次约定。“复”，指前文的“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约就是要，《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就是“旧约”，《广雅·释言》：“要，约也。”父子来到新的地方，彼此击掌，振奋精神，把原来的那套致富程序再启动一遍，如何？

“父子耕畜”，农牧社会的生产领域，“废居”云云是流通领域。“废居”，可以对应《货殖列传》“积著”，一般认为两者同义。我的意思是，姑且把“废居”看成先卖后买，“积著”看成先买后卖。范蠡没有单纯地囤积货物，而是一边卖一边买，不断地调整，于是出奇制胜。《史记·平准书》：“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停也。一曰贮也。”又引徐广曰：“废居者，贮畜之名也。有所废，有所畜，言其乘时射利也。”

“候时转物”，根据时机贩运货物，倒腾来倒腾去，A转成B，B转成C。“逐什一之利”，我相信这不是按年计算的，如果每一单生意赚百分之十，一年做上三到五次，获利非常可观。如果能做到年复利百分之二十几，维持数十年就是世界首富。

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前文“致产数十万”，这里“致赀累巨万”，累巨万就是数万万。我估计他离开越国时带出来的轻宝，主要还是父子的生活费。在齐国“父子治产”，积累了“第一桶金”。辞职归还相印的时候，他是带着重宝走的，以这个数量的资本来到交通发达的陶，努力经营，很快成为巨富。

“天下称陶朱公”，他富甲一方，名气也出来了。在齐国时“致产数十万”，这样等级的富人还可能有一些。到了陶以后“致赀累巨万”，这样等级的富人没有了，范蠡成为当时的首富。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

他的三个儿子，我姑且认为大儿子是越国出生的，二儿子是齐国出生的，三儿子是迁居陶后出生的，此时生活条件已经完全稳定。三儿子长大的时候，二儿子杀人，被关押了起来。

家的功能在于繁衍子女和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过程，必然伴随生活的波澜。这里引入新的故事，无法判定是否出于小说家言，其中多有发人深省之处。

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职”就是常（《尔雅·释诂》），应该受到处罚，那是本分。然而“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货殖列传》引谚），如果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有可能争取免死。生命到底是有价还是无价？是非常深的问题。如果赔偿多少倍于当时人一生耗费的总数，或许可获得减刑。

告其少子往视之。

派他小儿子去处理。

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

“黄金千溢”，溢亦即镒（王叔岷《史记斠证》引《艺文类聚》《御览》作镒）。一溢是二十两，也有人说是二十四两。“置褐器中”，表面上看起来，里面放的是粗布衣服。用贵重物品去打点行贿，必须掩人耳目。

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

正要派小儿子出发，大儿子坚持请求让自己去，范蠡不同意。

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

长子代父，大儿子是主事的当家人。现在二弟犯了事，不派我而派小弟去，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这位当哥哥的着急死了。可以判断：第一，他和二弟的感情非常好。第二，他不放心这个三弟，知道他不是做事情的人。

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

范蠡的妻子在旁边插话，提出了折中方案。她可能也是不放心，知道小儿子能力不足，所以主张还是由老大去。这就是我曾经说的，老师的境界和师母的境界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参见拙稿《“风姿花传”讲记》）。像范蠡这样的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眼光不是一般的深远，身边的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他。

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

范蠡拗不过家里人，只能违心听从。这就是众生的共业，智慧高超的人即使有所预见，也无法勉强。

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

范蠡的人脉比较广，他写了一封信，给过去有交往的庄生。两个人虽然也能算朋友，其实程度差距甚大。达到范蠡这样境界的人，在一个时代中不可能多。庄生只会用占星学术语来哄骗楚王，近似于心理治疗；范蠡却实实在在地灭了吴国，使越国称霸。

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

交代大儿子，这件事情并不难。你把钱交给庄生就离开，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要干涉。

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这个大哥真是好，手足情深。父亲给了他家里的钱，他担心还不够，贴上自己的私房钱，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可能他当初奋斗治产的时候，看着弟弟在旁边玩，间接也是他带大的。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

庄生的家住在靠近城旁边，一路上都是野菜，环境很荒凉。藜藋，《史记会注考证》称当作藜藿，引岗白驹曰：“周围藜藿，以给朝夕。”我觉得非常奇怪，居然有人（司马贞《索隐》）认为庄生就是庄子，因为庄子也很贫穷，也在楚国居住。我相信这个说法一定错了，理由放在后面讲。

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

把信交给了他，钱也交给了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做。“然”在这里不是衍文，种下了后来反悔的因。王叔岷《史记斠证》指出：“长男见庄生居甚贫，似嫌多。然因父言在先，故仍发书进千金也。”

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

庄生说，你赶快走，不要留下来。如果你弟弟出了狱，不要问为什么。

《周易·系辞上》：“几事不密则害成。”因为隔墙有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极其秘密。即使只有两个人谈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仿佛也有他方生物之类在偷听。

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长子不大相信庄生，私自留下来看情况。他虽然完成了父亲的嘱托，却另外走了一条上层路线，用自己的钱去贿赂楚国的王公贵族。“用事者”是有权力的当班人。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

庄生虽然穷困，却以廉洁正直闻名。我说此人一定不是庄子，不仅因为范蠡和庄子时代不同，两个人的活动时间，相差一百多年。而且因为庄子遇到此类情形，早就隐去了，怎么肯作秀“以廉直闻于国”呢？

阎是里门，也指里巷，“穷阎”可以对应《论语·雍也》中颜回的“陋巷”。《荀子·儒效》：“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

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

楚王带头尊重他，其他高级领导人，当然也会跟进。

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

这个人追求的不是钱而是名。他准备在事情完成以后，再把钱还给范蠡。庄生想象还钱时受到各种称赞，自己非常有面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旧交，给一句话就够了，不把钱带过去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把钱带过去，这是出自内心的尊重，也是事情本身的分量。给了钱，又还钱，似乎没有出入，其实完全不同。《季布栾布列传》引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庄生达不到这种程度，所以“进金”的环节缺少不了。

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

他对妻子说，这是老朋友的钱，我们将来要还给他。这个钱随时随地可能派用场，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动。“有如病不宿诫”，好比病说来就突然来了，不会隔夜提前警告你，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用完，要以防万一。

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大儿子不理解庄生的意思。高手布的子，一般人怎么看得懂呢？他以为庄生没做什么动作，钱白白地扔下去，没有看到水花。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

“间时”，趁空闲的时候，别人不察觉的时候，是进言的时机。国王和商人往往最迷信，因为他们做的事具有不确定性，而风险无法完全消除。讲大道理他听不进，反而容易相信神神道道之说。“某星宿某”讲的是占星学，我夜观天象，某颗星星到达某个地方，对楚国不利。

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

“独以德为可以除之”，多行善事可以消灾弭祸，这是古代的老生常谈。其实“为德”永远是对的，《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星的位置本身也在移动，过一段时间不再针对楚。

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

你放心回去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两个人沟通有点基础，庄生一说，楚王马上明白，不就是以前做过的老一套吗？

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

他派人封闭保管钱财的库房，防止有人因为大赦而犯罪，加强关键部门的警卫。

裴骃《集解》认为，“三钱”指赤、白、黄三种不同的金属货币。有论者指出，“三钱之府”为税务机构，封闭表示停止收税。此为“德政”，故与大赦相关（艾俊川《论“三钱之府”》，《中国钱币》2012年第2期）。

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

当王真是不太有吸引力，难以避免受蒙蔽。你一旦当了王，所有人都在研究你。手一伸、脚一动意味什么，早就被千百遍揣摩透了。封库房这样明显的动作，身边的人马上判断出你将要做什么事情。任何人都有其弱点，这么多眼睛盯着你，哪里还存得下秘密。

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为什么呢？他说，过去王将要大赦的时候，“常封三钱之府”。昨天傍晚又看见他去封了，所以一定会大赦。

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

即将大赦，弟弟本来就要放出来，跟庄生有什么关系呢？他根本没有出什么力，又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大儿子心有些放不下，于是又去看庄生。

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

庄生大惊：“你不是已经走了吗？”大儿子说：“我还没来得及走。本来想搞定弟弟的事情，现在听说朝廷准备大赦，这件事情落实了，所以来跟你道别。”其实人性就是这样，一旦威胁到生命的时候，生命最重要。而对生命的威胁一旦解除，马上又变得财产最重要了。

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

有庄生这样阅历的人，你私下盘算的那些小九九，怎么会不懂呢？一看就明白你的来意。来道别是假，心里舍不得钱，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庄生说，你自己去拿吧，就在里屋。

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他把钱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商人本性获得了满足。这下太成功了，没事偷着乐，怎么会天上掉馅饼呢？“独自欢幸”。他的悲哀还在后面，但仅限于这一时刻来说，他的快乐是真的。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

庄生于是恼羞成怒。这个人一定不是庄子，他对于名这个坎过不去。有什么可以恼怒呢？你看的是朱公的面子，又不是他儿子的面子。非要我亲自还给你，你自己拿回去就不行？《庄子·齐物论》所谓“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说的就是这类情形。我给你办了事情，本来就要还钱，现在有人拿回去，正好省得送过去。我还可以笑话你，你朱公一世豪杰，派出来的儿子如此委琐，岂不是也可以连带看轻了。

“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

“道路皆言”指舆论，路途上老老少少，里弄中婆婆妈妈，都在这样说。陶朱公家里“多持金钱”收买人，王原来想为楚国做好事，结果反而成全了坏人。

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

楚王也真容易受骗动怒。如果楚国君主都是这样的素质，那么与秦国的竞争中老是处于下风，也就没什么可奇怪了。

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论，判决、研究。把范蠡儿子的案卷调出来，单独审理。先杀了以后，明天再大赦。

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大儿子没有完成使命，只能把弟弟的尸体带回去。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

到家以后，所有人都在哭，只有范蠡一个人在笑，虽然心里也充满苦涩。杀人必须偿命，终究没有逃脱惩罚。

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

我知道他一定办不成这件事。大儿子不是不爱弟弟，但是他有突不破的瓶颈。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瓶颈，也就是过不去的坎。庄生也算是求道之人，并不完全是作秀，但是他过不去名这个坎。

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

大儿子从小在我身边吃过苦，知道谋生艰难，所以不舍得钱财。其实一个人在少年时吃过苦，可以算一生的财富，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优点变成了缺点。

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

小儿子生下来就过富裕的生活，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乘坚驱良逐狡兔”，乘牢固的车，驱策良马，逐狡兔打猎，是当时最奢华的排场。

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可以附记于此：洛克菲勒到某旅馆要了一间普通房。旅馆的老总去看他，问他为什么只要了普通房，上次儿子来住的却是豪华套间。洛克菲勒回答了一句妙语：“他的父亲是洛克菲勒，我的父亲却不是。”

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

小儿子不知道财富从哪来，对于这些他无所谓，只管消费就可以。范蠡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习性，才朦朦胧胧地判断出其趣向。

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这是事情本来的道理，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是不是范蠡当初坚持己见就好了？坚持不了。如果坚持，还可能产生更不好的后果。这就是共业，所有的选择都无法不受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事后解说，事前不可能有人听进去。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范蠡换了三个地方，三起三落，或者说三落三起。“成名于天下”，成名要突破时空的藩篱，让其他时空的人看见，不是容易的事情。“非苟去而已”，不是随随便便走的。《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一句话：“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国家要灭亡的时候，经济在崩盘之前，有道的人一定会先离开。淳于叔通，《参同契》的作者之一，他在东汉末年当洛阳市长，看看形势不对就走了，因为见到了甲兵之象（《搜神记》卷六、《开元占经》卷百二十引《会稽典录》）。“所止必成名”，古代的成名由立德、立功、立言而来。因为你有特殊的成就，其中的光辉怎样也掩盖不住，终于为天下人知晓了。

范蠡为什么要“三徙”，在我看来，他的内在动机是试图脱离政治，脱离人间世的牵绊。他离开越国和齐国，已经算逃脱了，但依然不得不牵扯到法律，其背后如影随形的还是政治。然而，反过来讲，他已经最大限度地减低政治的干扰，通过经济这条路，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

范蠡的一生非常了不起。金庸说，古人他最佩服范蠡，今人最佩服吴清源（《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金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像前文“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跟他走的应该是部下和学生，《越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到了后来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就附会了跟他走的是西施。

英雄美人，书剑飘零，三致千金而不拘于物。这些都是民间美好的想象，人们愿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过得更好，也愿意自己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