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共产党人香港往事:1927年,这里成为红色避风塘
那天晚上,我外婆正在家里的小阁楼写信,就听到门外军警踹门的声音,连忙把信就装在口袋里,跑上楼,到隔壁房子的烟楼里躲起来。
太公,就是我外婆的爸爸,在床上拉着我外婆的手,叫我外婆:桂霞你赶忙走吧,军警肯定会回来再抓你的,你赶忙走。外婆连我太公的后事都没有来得及办理,就连夜拿着简单的行李箱逃走了。
香港本身一直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后方基地,因为整个海陆丰朝惠州已经全部被黄绍竑的部队封锁了。海上转移的话,就咱们陆丰的甲子港、湖东港这些,一直跟香港有通商往来,并且香港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在香港并不稳固。
交代任务的时候就说,这个“老周”对外叫李先生,是家里的大少爷,还有我外婆是大少奶,姓也改成姓王。跟“老周”一起的杨石魂是二少爷。
这是一整套的地下工作,应该说是比较严密。领导同志所住的点,就应该是领导机关所在地。比如说穆青,他当时是负责组织部的,他住那个地方就是组织部的机关所在地;沈宝同是秘书长,他和他的妻子所在的地方,就是省委机关的秘书处。
在阻击战中,当时周恩来身患疟疾病得很重,无法自己行走,叶挺和聂荣臻带着警卫,用担架抬着他一起转移。在云落(现隶属于广东普宁市-编者注)阻击战的时候,整个部队就被打散了。
所以叶挺就坚决地说,咱们不能走,他们(指贺龙、彭湃—编者注)先走。(留下)这些人赶快要给周恩来治病,先把这个命先救下来。
现在,他们就是背朝敌人面朝大海,大海的那边就是香港,就只有一线生的希望了。
郑阿健是个农民,不认识字,信的内容他也不知道。从兰湖村到金厢来回要30公里,他跑了两趟,将近60公里。这一带的都是山路,要翻山越岭,非常不好走。
我去过他们住的那个山洞,味道很难闻,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待在那。山洞里空气也不流通,就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的东西(孔)往外看,外面就是滔天大海。
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道路,没有前人开拓,他们就像在茫茫大海,希望找到那盏灯,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躲过这场屠杀。
他们就是那种信念:活着、坚持着,到达香港,找到党组织!他们只是一个憧憬,并不像我们现在人这样,真的能够闻到、感受到、享受到这种幸福。它只是一个在风浪里遥远的渔灯。然后,他们牵着手:我们过去吧!我们过去了,避过了这次风险,也许就可以星星之火燎原呢!
因为当时有个规定,你藏过当时所谓的红军,房子要烧掉、要铲平的,洲渚村一个晚上搜查了3次。
悬赏周恩来等起义军首领头颅的钱,已经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大洋了,这对于老百姓无疑非常大诱惑。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密。
陆丰的渔民被抓到以后,直接就被杀了,不用判决,直接是叫“通匪通共”。如果没有海陆丰人民的这种牺牲,这个事情(抵达香港避风港)根本不可能。
周恩来昏迷的三天三夜里,我外婆寸步不离守护在总理的床前。三天以后,总理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就很奇怪,看着我外婆不认识:你是谁?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苏醒以后,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范桂霞说当然认识了,因为搞妇运嘛。
他跟邓颖超分别的时候,没有告诉邓颖超他去哪里。后来,我看到邓颖超的一些回忆里,她是等到八一南昌起义过了很久,在报纸上才知道这件事情。周恩来当时非常担忧邓颖超的生命安全,因为在“四一五”清党附近,他们可爱的孩子因为难产,邓颖超是由陈铁军他们护送,也是到了香港再去的上海。
香港在中国革命中有着挺特殊的位置,无论是大革命还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在那种惊涛骇浪、血雨腥风里,香港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掩盖了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振作起来,向新的目标进发。
红色避风塘——1927年中共领导人香港避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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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二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