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曲：农工党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自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南京上海路黄宅庭院合影。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

抗战时期，黄琪翔是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的总书记，为了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不参加组织活动。这期间，黄琪翔以相对超脱的身份，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中间人的作用。本文讲述的是发生在黄宅的两次聚会，分别在全面抗战之初和胜利之后，从侧面见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破裂。

第一次聚会，在全面抗战之初，时间是1937年8月中旬，地点在南京黄宅。与会的除了黄琪翔郭秀仪伉俪，还有共产党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国民党的张群。

据郭秀仪回忆，聚会时间是在1937年春末。但据《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等资料显示，朱德是1937年8月9日与周恩来、叶剑英等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谈判，并于8月16日离开，这是朱德1937年唯一的一次南京之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聚会应该就发生在这几天。南京黄宅，位于五台山脚下的上海路永庆巷13号（现上海路11号），是一幢黄色的新式砖小洋楼。黄琪翔夫妇1937年辗转来到南京后，便居住在这里。

此时，淞沪抗战于8月13日爆发，日军正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早在大革命时期，黄琪翔就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有良好的私谊。这时，黄琪翔更是完全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亡主张，于是便利用自身条件和机会，为国共合作做一些推动和促进的工作。

一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到黄宅走访时，黄琪翔便约了张群一起来谈，并留他们在家里共进午餐，然后在庭院里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中，六人并肩而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精神抖擞，分立于黄、郭伉俪身旁；张群身着军装，表情严肃，双手背在身后；郭秀仪身着旗袍，神采奕奕，站在黄琪翔一旁。此后，周恩来等与黄琪翔一家的交往越来越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随着团结抗日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红军改编等问题形成共识。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次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9月下旬，黄琪翔临危受命，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淞沪抗战。不久前发生在黄宅的这次聚会，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如今，这张照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均有陈列。

第二次聚会，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国共谈判的大门已被关闭，内战已不可避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决定撤回延安。

据郭秀仪回忆，时间是在1947年春。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此后并未返回上海，故郭回忆时间有误。因聚会发生在撤离前夕，故推测事情大概发生在1946年11月，地点在位于上海靖江路（今桃江路）的黄宅。

与会的除了黄琪翔、郭秀仪夫妇，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他们在离开上海回延安前，借黄宅举办一次聚会，和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话别，邀请了几十位客人，其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这次聚会，大家的心情非常不平静，对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领导同志的离去，感到难过。但大家一致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团聚。

郭秀仪亲自在厨房帮助做“自助餐”，还把家中仅有的一瓶三星白兰地拿出来，并为大家斟酒。郭秀仪斟满了一杯酒递给周恩来说：“周公，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们这次回去，早日回来。”周恩来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并安慰她说了声：“谢谢！”在这次聚会上，周恩来依然谈笑风生，和大家亲切交谈，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坚定信心。临别时，邓颖超交给郭秀仪一些钱，作为代办“自助餐”的费用，郭秀仪推之再三，也只得接受了。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这次难忘的聚会，没有留下照片资料。但这次聚会，为继续留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提振了信心。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黄琪翔伉俪同周恩来等共产党朋友的心却更近了。

1949年3月，朱德与彭泽民在北平合影。

彭泽民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被共产党朋友亲切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早在大革命时期，彭泽民便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患难与共，尤其是在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之时，彭泽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他一心挽救共产党、挽救国共合作、挽救国民大革命、挽救武汉国民政府，体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友谊。

彭泽民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曾亲自聆听孙先生讲解新三民主义的含义和“以俄为师”“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群众”的关系。1926年1月，彭泽民以华侨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海外部部长，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共合作。彭泽民主持海外部期间，重用共产党人和爱国华侨，如海外部的秘书长是中共党员许甦魂，使领导权牢固地掌握在革命者手里。此外，彭泽民还效仿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模式，创办了华侨运动讲习所，虽然仅办了一期，但为推动华侨工作和国民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形势变得非常险恶，彭泽民却毫不动摇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彭泽民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联名痛斥蒋介石，号召全国各团体和民众一起声讨蒋介石，大声疾呼“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外，彭泽民还向汪精卫力陈利害，劝汪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改变立场，放弃分共，汪竟暴跳如雷，大骂彭泽民是“叛党投共”。对此，彭泽民毫不犹豫地说：“先生今日之见，我绝不赞成。倘若先生坚持如此，我认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当然不及先生，但我自知力薄识浅，不能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辞去，再返南洋，不复留此！”说罢，昂首离去。自此，彭泽民与汪精卫彻底决裂。

7月14日晚间，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委员，如谭平山等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会上，汪精卫捏造谣言极力诋毁共产党，宣布与中共分裂，彭泽民当即严词抗议，他说：“要分共，我不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革命策略，今总理才死不久，立要改变他的政策，如何对得起他呢？这是不应该的！”虽然国民党左派激烈反对，力指“清共”的错误，但终因势单力薄，使汪精卫一伙强行通过了“清党方案”。从此，国共合作被反革命势力破坏殆尽。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彭泽民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会场，他深知此后共产党朋友的处境将更加危险，需要在汪逆清党行动前作好突变准备。因此，彭泽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找到了吴玉章和林伯渠，把会议情况告诉他们，以便及早采取应变措施。

回忆当夜情形，吴玉章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一文中写道：“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来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宋庆龄没有参加会议，请陈友仁作代表，在会议上极力反对‘分共’……”彭泽民的这一壮举，为共产党人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

次日清晨，彭泽民迅速召集在海外部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华侨青年，以遣散方式发给每人100大洋作为盘缠，让他们迅速撤离或转移，使一批共产党员免遭厄难。随后，彭泽民自己觅一小旅店隐蔽下来。

当获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恽代英等一批共产党朋友将要在南昌举事时，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彭泽民，毅然决然追随到南昌，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在《回忆“八一”起义》一文中，彭泽民回忆道：“后来，我觉得不能再在武汉停留，便于次日和一班革命同志投奔南昌。”

吴玉章回忆道：“到九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来到了。”

参加接待的金学成也回忆道：“我们曾接待过谭平山、吴玉章、张国焘、彭泽民、丁晓先等。”到南昌后，彭泽民和刘伯承同住在一处。

在历史危难关头，彭泽民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表现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高尚品格，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彭泽民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那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他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一九五四年，毛主席接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周谷城。

周谷城是毛泽东主席早年同师受教的学友之一，自1921年春，两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相识，在长达5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谈经论道、君子相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谈起两人结识，令周谷城终生难忘。当时周谷城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伦理课，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两人经常相互造访、促膝谈心，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毛泽东还送给周谷城一些共产主义者的丛书，对周谷城以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影响甚大。同年8月，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还聘任周谷城等到校任教。

1927年3月，周谷城来到武汉。当时，毛泽东正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来找周谷城，邀请其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一次，周谷城把自己写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于是，周谷城将该文发表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失去了联系。

上海刚解放，周谷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务长。面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周谷城无比激动和兴奋，挥毫向毛泽东修函致意。毛泽东复信说：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如见故人”，足见两人的友谊甚笃。“相期共同努力”，足见毛泽东对周谷城寄予很大的希望。不久，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周谷城多次相聚长谈，并鼓励周坚持真理、坚持争鸣。

1956年，周谷城写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周谷城的文章一发表，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崭新见解。

1958年4月，《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把周谷城叫到中南海来谈，并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当时，周谷城正在着手写《古代世界史》，所以只收集了很少一部分，定名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考虑到是毛泽东提出的，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为作序。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讨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这是毛泽东的谦虚之词。他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发表意见，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显示出睿哲英明之见。

后来，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提出了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并在中宣部编的关于时代精神讨论的小册子上写道：“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究竟谁的观点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场讨论的开明态度。

周谷城说，过去我和毛泽东谈天，经常说到一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和周谷城这种无所顾忌的即兴漫谈，无疑是他们友谊的最好体现。

作者：农萱

编辑：鲍家树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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