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一退再退
林建刚/文 今年上半年，最受中国人关注的动物，无疑是迁徙的大象。
大象为何迁徙？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现实中大象的迁徙，让人想起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那本《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在这本书中，伊懋可提出了一个问题：几千年前，一直活跃在中国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大象，为何在千年之后，最终退却到了中国西南地区？大象在过去几千年的千里迁徙史，其实就是华夏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几千年里的变迁史。
这里，既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又隐藏着中国迟迟未发生西方式工业革命的秘密。
一、大象退却背后
中国的远古时代，大象在中原地区还比较普遍。这可以从两个个方面得到确证。第一，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中经常提到这种动物。《孟子》一书中就有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的记载。与之相印证，河南省简称豫，豫字右边是一个象，有人由此认为当时的河南就是大象的聚集地之一。第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很多关于大象与犀牛的化石。这些化石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录恰好互相印证。
那么，生活在这里大象为何最终退却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呢？在《大象的退却》这本书中，伊懋可认为：除了气候变冷的因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大象栖息地的根本性破坏，最终导致了大象的退却。在他看来，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其古典文化中蕴含着对森林的敌视。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一点，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农耕的关键在于土地，而扩展土地的最好方式就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毁林造田。建立在对森林敌视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必然对大象生活的栖息地造成根本性破坏。
伊懋可认为：与汉族相比，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似乎更能与大象和谐相处。唐代文人在涉及傣族的文字中写道：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这段文字就描述了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伊懋可谈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环境保护方面迥然不同的表现，让人想起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的那段名言：历史时期一个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的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斫伐或清除不可。
伊懋可与谭其骧，真可谓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了。
然而，历史的反讽就在于，恰恰是与大象和谐相处的游牧民族，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具体而言，是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每当气候变冷，游牧民族草场上的草变少，牛羊严重匮乏时，游牧民族就会向南迁移，并由此入侵农耕文明的汉族。战争频繁发生，一方面导致了五胡乱华，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汉人的迁移与南下。
为了躲避战乱，汉人纷纷南渡，于是农耕文明伴随着汉人的迁徙来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引发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这种农耕文明方式的扩大，再一次侵蚀了大象的生活环境，促使大象再一次迁徙。就这样，游牧民族驱赶着汉族南下，南下的汉人驱赶着大象迁徙，仿佛一个连环套一般。可以说，这样的连锁反应是饶有趣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伊懋可看来，农耕文明导致的对森林的滥伐，一方面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周边地区土壤流失，并逐渐沉积到河床、洪泛区、三角洲等地，逐渐扩大了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面积。如今，这些地区，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这不仅让人想起中国古人所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箴言。
二、技术锁定与内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如何将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一大难题。最终，京杭大运河就像现在的京沪高铁一样，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不过，运河的修理与治理，就成了一大难题。在伊懋可看来，大运河也好，黄河也好，治理这些水域所建立起来的水利工程，既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又与经济发展与政治机制相互作用。
在伊懋可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所谓技术锁定，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当一种水利工程建立之后，一开始总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工程一方面给地方带来的利益开始减少，另一方面，维护这一水利工程所耗费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却越来越大。最终，负担远远超出了利益。这种水利工程成为了鸡肋。但是，由于这一水利工程在建造时耗费巨大，人们又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于是，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再也无法继续发展，最终陷入停滞状态。
与水利工程的停滞相类似，江南农业的发展也陷入到了这一窘境之中。在书的第二部分中，伊懋可用江南地区嘉兴的农业发展故事阐述了这一点。当汉人将农耕文明的方式带到南方后，伴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精耕细作式农业成为了江南地区的主流。这一劳动极端密集型的农业发展方式，通过持续增加农作物的劳动时间来获得粮食的高产。
在经过一番比较后，伊懋可发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业的亩产量要远远高于西方。然而，这完全建立在中国农民起早贪黑拼命劳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更让人痛苦的是，即使如此拼命，农业产量并非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毕竟，农作物也有增长的极限。于是就形成了劳动力报酬的递减效应，用人类学家舒尔茨的话来讲，就是内卷了。在内卷的情况下，中国就只能徘徊在前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西方式的工业革命就很难在这里发生。人们最终只能选择通过开荒的方式来拓展耕地面积，而这一粗暴的方式再一次带来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而森林环境的破坏，将迫使大象再一次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迁徙。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伊懋可在讲述了嘉兴的经济发展之后，顺便分析了西南地区贵阳与华北地区遵化的经济发展。他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就是：前现代经济的增长与人均寿命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在嘉兴，作为中国江南的富庶地区，人均寿命却不如贵阳。贵阳的经济要比遵化好，结果贵阳的人均寿命也不如遵化。就这样，经济越是发展，人均寿命反而越短。
我想，这恐怕也与内卷息息相关。毕竟，嘉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基础上，这必然会减损人的寿命。于是，问题来了，建立在环境的破坏与人均寿命降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还有意义吗？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动物的悲剧
大象退却的背后，不仅仅是大象的辛酸史，也意味着着其他动物的悲剧。
在中国古典籍中，与大象一同出现的犀牛，在9世纪末还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游荡，现在早已在中国灭绝。在古代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着巨大身躯的巨蟒早已不见，它倒是没有灭绝，只是蟒蛇的尺寸早已变小，我们很难看到古人所看到的蟒蛇了。
每个中国孩子都是读着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与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长大的。但是，如今，在长江两岸，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围观诗人的吃瓜动物了，它们是什么时候消失在长江两岸的呢？我们不清楚。或许，我们只能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长臂猿考》中追忆那些猿猴往昔的风采。
伊懋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来印证中国的历史，而在阅读一些中国古诗时，我总是禁不住出神。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过鸡鸣桑树颠，由此可见，在东晋时期，中国人养的鸡还住在树上。与陶渊明遥相呼应，杜甫在《羌村三首其三》中有一句驱鸡上树木，由此可见，唐代的鸡也是住在树上的。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鸡逐渐离开了树，来到了鸡舍当中呢？中国的鸡的生活变迁史，其实不也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变迁史吗？
同样的，大象的退却，也不仅仅是大象的命运，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命运史。如今，退却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象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一退再退的大象，它们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呢？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