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溯源

邓演达

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页。）从这两段中可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而“平民革命”就是实现民权主义的革命；两者的关系是：前者包括后者，后者是前者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但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继续论述并经常论述“国民革命”这个概念，少提“平民革命”。1925年3月11日，他在《国事遗嘱》一文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此处的“国民革命”仍指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但1924年以后，孙中山所谓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亦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其性质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目的是在中国建立起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亦即“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国家，或者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

孙中山逝世以后，起初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一直沿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这个概念。如1926年1月1日，邓演达在《关于游欧的报告》一文中多次使用“国民革命”概念，并说：“与外国的革命党人和革命民众联合，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策略。”1926年5月1日在《今年“五一”节之意义》一文中又多次使用“国民革命”概念，并说：“中国的国民革命自然不是欧洲民主主义式的单纯对封建制度的革命。”

但在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的“国民革命”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的“国民革命”如同此时期孙中山的一样，是指实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如1927年7月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其中，“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其狭义的“国民革命”则是指中国革帝国主义的命，亦即实现民族主义的革命。如1927年6月19日，邓演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说：“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对帝国主义的，所以叫做国民革命。”（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继续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概念，逐渐使用“平民革命”来取代“国民革命”。1927年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一文中阐述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意义，主张建立“平民的政权”。1928年3月5日，邓演达在柏林写信给上海的季方（正成），信中就提出和使用了“平民革命”概念，说：“伟大的平民革命”“在中国说是农民革命”。（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1931年6月25日，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还解释了他现在为什么要使用“平民革命”来取代“国民革命”概念，说：“‘国民革命’的名词在过去曾经普遍的称道着，但是因为他的内含与实际的表现，已非常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称呼中国革命为平民革命。”（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邓演达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平民革命”概念的内涵主要是：1.如同孙中山一样，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但不同于孙中山，邓演达还主张要打倒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2.如同孙中山一样，邓演达认为，要扶助农工和利用农工进行中国革命，但不同于孙中山，邓演达主张“平民群众”必须“以农工为中心”。3.如同孙中山一样，邓演达认为，小资产阶级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动力之一，但不同于孙中山，邓演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大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属于革命对象，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反帝反封，但并不彻底，不过还是“应该可以”利用的。显然，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概念，不仅在概念表达上沿用了中国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平民革命”语词，而且在概念内涵上继承和发展了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国民革命”概念的内涵。因此，也可以说，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概念是邓演达“平民革命”概念的思想渊源。这从一个角度更加说明，邓演达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所以，宋庆龄于1941年11月28日在香港《华商报》上撰文说：“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地想得其实现。”

（作者系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