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帝师，三朝元老，却活成了最失败的人
1898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
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惨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后，清朝统治集团终于从春秋大梦中醒过来了。这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时代潮流淘汰了。
这一年的6月11日，清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变法自救运动的序幕。
然而，变法仅过去4天，《明定国是诏》的作者、被公认为“帝党”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却被他的学生光绪帝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勒令罢官回老家。
这一天，正好是翁同龢69岁生日。
▲两朝帝师翁同龢，来源：网络。
面对皇帝突如其来的苛责，身为臣下的翁同龢失声痛哭。他不相信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好学生，居然会让尊师在将近古稀之年，承受莫大的打击。
接到圣旨后，翁同龢并没有立即启程返回老家，而是以“明日须磕头”为由，在光绪下朝回宫的路上，堵住了这位学生，一个劲地磕头谢罪。
可是，对于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光绪连看都没看，就匆匆与他擦身而过。
翁同龢只能目送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离去的背影。
自己也从历史舞台上，黯然离场。
师生缘尽，光绪与翁同龢二人，此生不复相见。
光绪其实谈不上有多厌恶翁师傅。在他的成长历程中，翁师傅亦师亦父。
光绪二年（1876年），6岁的小光绪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毓庆宫就学，翁同龢成为他的老师。对于离开父母没多久的小光绪而言，见到如此伟岸且慈祥的师傅，难免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依恋。
因此，刚入学的光绪有时会在翁师傅身上寻求安全感。据《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小时候很害怕打雷，每逢上课雷击之时，就会像小猫咪一样躲入翁同龢怀中，玩弄他的胡须。
但对翁同龢而言，此时做光绪的老师，压力山大。在日记中，翁同龢表示，当时接到慈禧太后懿旨时的心情是，“闻命感涕，不觉失声”。
按理说，“人臣高贵，无如帝师”，能被委托如此重任，换做旁的大臣早就跪地高呼皇恩浩荡了，可翁同龢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先帝同治的学业启蒙也是他教的。那时尚在幼年的同治帝出阁授读于弘德殿，为人聪明好学。在教授学业时，翁同龢倾注了全部心血，旨在教出万人敬仰的圣君。然而他这个学生，在正途上“大业未成”，反因不成器早夭而闻名史册。
▲同治皇帝载淳，来源：网络。
翁同龢不清楚，尚在冲龄的光绪未来会不会也如同治那般不服管教，带领大清朝步入无法挽回的深渊。
在思索良久后，翁同龢给慈禧太后上了道折子，声称“自问己难称职，若复腼颜就列，必至有负圣恩”，请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另请高明。
对于这位年仅26岁就考中大清状元的两朝股肱，慈禧太后相当清楚，翁同龢绝对胜任帝师职务。所以，翁同龢的请辞奏疏刚一递上去，慈禧就批示道：“凛遵前旨，毋许固辞。”并指定光绪帝的所有授业课程，只由翁同龢一人来完成。
此后，除非光绪生病请假，翁同龢一般都早出晚归，四季如常，风雨无阻。
翁同龢对光绪的教育并不止于四书五经。在书本之外，他尤为看重帝德教育。在给光绪启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就郑重地告知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针对光绪一路成长可能遭遇到的问题，翁同龢早早准备了预案。当时，根据清朝传统，八旗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受骑射洗礼。对此，翁同龢特地向两宫太后反馈自己的意见，要求两宫太后看在帝王基础教育的份上，对光绪帝骑射方面的要求稍缓，一切以治国读书、保卫圣躬为主。
▲骑在马背上的满族小孩子，来源：网络。
多数时候，翁同龢成了小皇帝温暖的依靠。史书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某日，慈禧太后降下懿旨，要求光绪帝必须完成当天学业功课后才能回宫，否则就在课堂上传膳，吃完继续读书。太监传完圣旨，就冷漠地走了。此时，光绪的神情颇为紧张，手心冒汗，厌学情绪陡然上涨。见状，翁同龢赶紧安慰小皇帝：“唐诗、讲书两项皆可伸缩，不必定在书房用膳。”
在翁同龢的理念中，罚读、罚坐并非教育良方，应以正面鼓励、表扬为主的方式，来激发皇帝的自信心。为使皇帝的教育不至于脱离现实，他还时常将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引入课堂中，训练光绪处理政事的能力。
种种体贴关怀，给了孤独的小皇帝最大的安全感。小皇帝对翁师傅的敬重之情也与日俱增。《崇陵传信录》称，“常熟（翁同龢）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光绪皇帝）所亲”。
谁能想到，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浓厚的师生情谊，才是翁师傅后半生的悲剧根源。
就在光绪帝与翁师傅感情日深之时，华夏大地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进入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在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持续打压下，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到了光绪年间，大清王朝国力更加衰微。各国列强虎视眈眈，瓜分中国领土的外国侵略者团队不断扩大。除英、法两个老牌的欧洲列强外，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年间，大清国战争赔款名单上多了美、俄、德、意、葡等国。就连原先在亚洲东边，与清廷一样抱有闭关锁国思想的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确立“大陆政策”，准备到中国分一杯羹。
当时，来自中亚的侵略者阿古柏在沙俄的撑腰下，悍然发动了侵略新疆的战争，占领了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新疆南部地区。沙俄趁火打劫，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从西伯利亚地区发兵南下，公然进犯新疆伊犁地区，并扬言：“清朝无力管辖伊犁，可暂由沙俄先行管理，待清廷有能力了，我国再退还不迟。”
所幸，在清朝官员中，还有像左宗棠这样的国之柱石。
▲左宗棠画像，来源：网络。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着左宗棠钦差督办新疆事务，负责收复失土。在“剿抚兼施”的策略下，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进入新疆后，很快打跑了阿古柏一伙，成功收复乌鲁木齐及新疆南部等地。
然而，左宗棠战胜后，沙俄却赖死不走。
清廷只能派出使臣崇厚前往谈判协调。结果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崇厚阳奉阴违，只按要求收回了伊犁地区的主权，而将原来由左宗棠等爱国将领拼死收复回来的新疆领土让出，并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事后，清廷震怒。朝野上下也就要不要继续收复新疆伊犁展开激烈讨论。
当时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痛心疾首，却也审时度势，向慈禧太后提出“和局不可破，战备不可缓”的解决策略，声称必要时可“缓索伊犁，保全大局”，并坚决拒绝执行崇厚签订的条约，建议朝廷委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前往俄国圣彼得堡，重启和谈。
在翁同龢的思想中，暂缓收复伊犁并非放弃收复，而是根据清廷落后的军备现状，提出务实建议。如果因“强索”伊犁，导致沙俄再起兵戈，即使有左宗棠的西路军应战，对于落魄腐朽的清廷无疑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最终，朝廷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派遣曾纪泽出使沙俄负责谈判事宜。尽管过程曲折，但在曾纪泽的力争下，清政府还是保住了新疆大部分领土及通商权，令各国列强不敢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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