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都院士之乡⑥|“文”以载道!这些五邑籍院士深耕历史人文厚土!
中国侨都院士之乡⑥
制图/方艺
陈垣:
励耕一生 风骨长存
陈垣档案
历史学、敦煌学家陈垣。
一生赤诚 高龄入党
陈垣先生一生赤城。少时,他随父居广州,1905年至1911年期间,陈垣先后与革命人士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等报刊,1911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致力宣传革命。
1913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在全国税务处、国家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陈垣任过两个多月的教育次长。任职期间,他兼研史学,特别是外国宗教史,曾发表《元也里可温考》,引起中外史学界注意。从1922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文献馆专门委员。其间,陈垣立德树人、诲人不倦,当代著名书画家启功大师就是他的学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陈垣仍随校留在北平,继续任辅仁大学校长。他身处逆境,不但拒绝出任所谓“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伪职,而且选择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和全祖望的著作授课,用以自励及勉励学生爱国。他还连续发表《清初僧净记》《通鉴胡注表微》抨击敌伪汉奸,彰显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他却坚持留城,等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阅读与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著作,当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认真学习。至1959年,陈垣以7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垣在他的文章《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中写道:“在北京解放整整10年的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阶段,我感到万分兴奋。”“今天作为一个新党员,我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继续改造。我以现在作为今后奋斗的新起点,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不断革命,以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无限忠诚地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贡献一切!”陈垣入党后,重新焕发青春,埋头苦干,之后的10年间,先后写了20多篇短文。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在怀仁堂国宴上,毛泽东与陈垣同席交谈。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是对陈垣的真实评价。陈垣光是收藏的图书就有4万册。陈垣先生的孙子陈智超回忆说:“1971年我祖父逝世时,我们家人遵照他生前遗嘱,将此4万册图书献给国家,将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还将几千件珍贵的文物都交给了国家。”其赤诚纯真之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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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
病榻上的考古斗士
梁思永档案
研究考古受梁启超影响
梁启超在1922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梁启超的这种影响力,对梁思永是很有效的。梁思永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班,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到哈佛大学读书。
留学期间,梁思永想回国实习并收集一些中国野外的资料,写信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非常支持他。1928年梁思永回国收集资料,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联系,促成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担任助教。
1939年,梁思永在为“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所提供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然源于梁思永当年的创见。这项发现,提高了我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从此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1931年,梁思永刚结婚3个多月,就告别妻子,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秋季又到山东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的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未了的工作。在这次野外发掘中,他在后冈发展了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和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后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报告由梁思永主编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撰写,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考古所的所长郑振铎兼文物局局长,所以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落在梁思永肩上。
当时梁思永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他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了。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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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不为名利执著于建筑研究
梁思成档案
梁启超长子,广东省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一年。梁思成毕生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和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在实物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史,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梁思成曾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参加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具体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4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同列榜上。1955年6月,梁思成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留美攻读建筑专业
学建筑主要同梁思成的爱好和特长有关,也是林徽因的建议。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相识的,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很要好的朋友,大人们经常在一起,孩子们就自然容易接近。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识那年,梁思成17岁,林徽因14岁。林徽因16岁时和父亲去英国学习一年多,住在伦敦时,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常常在家里画图,林徽因很感兴趣,从中了解到英国有建筑这一学科。梁思成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准备去美国留学,在考虑学习专业时,林徽因说她想学建筑,梁思成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学建筑也很适合他,于是决定选择学习建筑。
梁思成本该是1923年5月去美国,但遭遇车祸,休养了一年。第二年,林徽因考取清华的半官费留美,他们同时选择了美国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梁思成读建筑系,林徽因读美术系,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这样就成为同学了。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东北大学时,与他们共同任教于建筑系的几位教授也是留美归来的年轻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他们是一个有朝气的集体,梁思成曾说, 建筑系是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系。
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加入朱启钤创建的中国建筑营造学社。朱启钤对北京建筑非常熟悉,认识很多维修古建的工匠。当时的工匠的技艺是家传的,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没有文字记载。朱启钤搜集了许多工匠传授的建筑经验的小资料,并将这些工匠介绍给梁思成。
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后,开始中国古建筑实物考察工作。考察队伍很精干,是梁思成和中国建筑营造学社的另一位专家刘敦桢分别带队,有时林徽因也参加。从梁思成加入起,营造学社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调查,拍摄、测绘了大量古建实物。当时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中国大量的古建筑在偏远的农村,交通极其不便利,他们什么车都坐,驴车、骡车、马车等等。没有车子,就得靠双脚走。考察当中,他们对所有的建筑物都做了详细的测绘。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林徽因说,那时的农村和城市生活相差200年。通过这样的考察,他们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整理出中国古建筑大量的第一手详细资料。
抗战开始了,梁思成把考察队伍收集的资料、近2000张手绘的图册都存到天津一个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抗战期间,天津发过大水,资料几乎毁掉。
梁思成和林徽因知道这事后,为此大哭一场。抗战期间,他们又重新整理资料,又重新绘画考察过的古建筑,写出《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
梁思成在抗战时期还参加了一项机密工作,到重庆参加“战区文物保管委员会”。那时,中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合作准备反攻。为了保护中国的古建筑不在战争中受到损害,梁思成要在地图上标示出中国的古建筑,以此提供给中美军方参考。
这个工作艰巨而繁琐。要在地图上将古建筑一个个标识出来,并配简明扼要的中英文说明。那时的梁思成,身体非常差,1923曾经遭遇车祸,抗战时期,他的脊椎软骨组织出现病变,有时整个背弯得很厉害,连脑袋都抬不起来,靠花瓶支撑着下巴画画写字。后来,我们国家的大量古建筑免于战乱以及建国初期第一批、第二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归功于这份资料。
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系主任。这个系最初的师资来自吴良镛先生等一批抗战时期成绩优异的大学建筑系毕业生。1946—1947年,梁思成曾在美国讲学一年,而在此期间,清华建筑系的创建却并未停顿。
1947年,梁思成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梁思成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翻拍)
梁思成认为建筑反映文化,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梁思成从宾大毕业后,曾在哈佛读了一段时间,他在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中痛心地看到了中国流失的珍贵文物;同时注意到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对中国古建筑的浓厚兴趣和所作研究。他想,中国的古建筑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来研究呢?中国建筑应当由中国人来研究。这是梁思成一生的信念。
从个性上来说,梁思成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图名利,有赤子之心,所以有很多朋友。我的家里,常有建筑系的师生来做客,一起研讨问题,也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师生来访,所以很热闹。梁思成的心思主要在教学和研究上,从中的收获就是他行动的动力。
梁思成在研究古建筑时,看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盖房子的人,也就是他的古代同行们——那些无名的建筑师和工人们。他从这些建筑物中看到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他尊重他们,佩服他们,这点在他的学术文章里,时有表露。
梁思成把中国建筑看成一个东方独立体系,与华夏文化同长,他认为,建筑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建筑不仅仅是砖瓦木料。
梁思成研究的方法是,由近及远,先从清代建筑的研究入手(清代建筑在北京仍大量存在),进而上溯到明、元、宋、唐、汉,等等。他在考察中常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但特别强调实物的拍摄和测绘,他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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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达:
大地之子
陈国达档案
陈国达,广东江门新会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
陈国达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曾任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前身)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所长,国际地洼构造与成矿研究总中心主席,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副主席兼地洼学组主席,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8年起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陈国达教授最突出的贡献是于1956年发现大陆地壳的新构造单元──地洼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壳体大地构造学,发展成为地洼(活化)构造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广泛运用于找矿,取得显著成效。地洼学说的诞生被列入世界科学技术史年表。
问学之路
陈国达在进行科研工作。
初出茅庐
陈国达在张家界研究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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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年:
躬耕不止 锐意进取
叶大年档案
历经苦难见证国家走向富强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广东地区的陆上侵略。惠州、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叶大年父母躲避战火撤到香港。动荡中,1939年,叶大年在香港出生。
此时,随着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相继沦陷,中国亟须一条后方国际通道。在云南,东起昆明、直达中缅边界的滇缅铁路开工建设。叶大年的父亲叶勉之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通过老师的介绍,在滇缅铁路局找到一份技术员工作。随后,母亲带着襁褓中的叶大年和两岁的哥哥,也来到云南。
之后随着局势动荡,叶大年一家不免颠沛流离。期间,只在鹤山老家短暂住过半年时间。“我7岁前,我们一家在广西、云南、四川转了个圈。”直到1946年秋,叶大年一家才在贵阳安顿下来,开始读小学。
少年时的漂泊,使得叶大年尤其珍惜如今的国家富强。现年80岁的叶大年,回顾当年的苦难,却用了“幸运”来总结:“我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最危险的时候,而现在又看到了中国辉煌的时候。”
叶大年回忆,当年在铁路子弟学校读书,学校设施很落后,“但教师的水平不低,有的是工程师的太太,有的课程就是由工程师兼任。”
作为铁路子弟,从小随着工程走,叶大年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极其直观的认识。“我父亲在抗战时候修飞机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压路机,用一个两三米直径的石头碾子。”叶大年举例子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贵阳念初中,当时贵阳最大的工厂做了一个断钎机,能把钢钎打成一截一截,用去修铁路修公路。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县城机械厂都能做;当时做了断钎机,就‘敲锣打鼓跟毛主席报喜’了。”
“现在再看我们国家,贵州都有飞机制造厂了。全世界建筑机械大半是中国生产的……我父亲在贵州修过铁桥,现在我们有港珠澳大桥……”讲起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大年滔滔不绝,感慨不已。
阴差阳错读地质
1957年叶大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贵州出台规定只能报考本省大学。叶大年和同学不服,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到教育厅“请愿”。虽然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但被认为是发动者的叶大年被“打入另册”,在高考中被除名,沦为“社会青年” 。
“我打主意干别的事,想去当火车司机,也没报上名。这个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自修再考一年。” 因仰慕华罗庚和李国平等数学家,叶大年当时立志做数学;除了复习高中功课外,还自学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高考前夕在《数学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二元二次联立不等式的图解法》。
“这是我做科学研究的最开始。我感觉到,虽然没有上大学,我证明我是有才能的。”叶大年回忆。1958年第二次高考,叶大年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录取到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普查系。
大学里,结晶学家彭志忠很欣赏叶大年的悟性。他告诉叶大年,矿物学和结晶学中也有很多用到数学的地方,并引导他走上矿物学道路。
“阴错阳差也好,遇到高人的指点也好,就跑到这条线上了。”叶大年说。
本科期间,叶大年就因“成绩很好”小有名气。大二时,他发现“光性矿物学”这门课程只讲技能,不讲理论。了解深入后得知,该领域只有数据,几乎没有理论可讲。这给叶大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叶大年大学毕业,他被批准报考研究生,考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何作霖教授的研究生。叶大年向导师提出,自己想做光性矿物学的理论研究——也即“结构光性矿物学”。“何先生本意要我研究花岗岩接触带,我把自己拟定的科研方向告诉他后,何先生很开明,同意了我的想法。”
1964年,叶大年发表了第一篇结构光性矿物学的中文论文,1965年又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英文论文。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即使是“文革”期间,叶大年也没有停止研究,终于在1987年实现夙愿,出版了世界第一本结构光性矿物学专著,从而开拓了矿物学的新领域。
1991年,刚过50岁的叶大年,因上述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除了光性矿物学,在矿物材料科学、变质岩石学和统计晶体化学等领域,叶大年均有涉猎,且取得了不俗成绩。地学部的另一位院士欧阳自远曾评价说,叶大年之所以在好几个领域做出成绩,关键在于其善于思考,特别是有“立体性思维”。
叶大年在采访中则多次强调,自己能够有点成绩,都是在恩师的提携下取得。他历数在各个阶段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们,有的是专业上的导师,有的指导了他科研方法,有的在特殊年代为他仗义执言……
“老专家提携过我,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提携别人?”也因此,从1978年开始,叶大年担任所里的研究生部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投入大量精力做教育工作,一直到今天。叶大年戏称,自己是所里的“黄埔军校”校长,培养出来仅院士就有7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几十名。
“这是一种传承,”叶大年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走到哪都有学生‘叶老师你好’,这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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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门发布综合整理 封面图:彭伟宗/摄
责任编辑: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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