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件文物，带您感受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登上遵义会议会址二楼，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保留着一张褐色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张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

遵义会议开会的长方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正是在这张长方桌旁，经过激烈讨论，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党心归一、军心归一，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伟大的领航者！

1935年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红军二渡赤水前发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指战员书》，号召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策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指战员书》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2月24日占领贵州桐梓，26日攻克险要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在斗争实践中，都尚未成熟。统治中央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使我们党损失了90%的根据地、几乎100%的白区。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我们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避免了更大的挫折。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时光的表盘上，总有一些耀眼的时刻，标注着历史的进程。

遵义会议的会议室东墙上有个挂钟，长50厘米、宽22厘米、厚11厘米，是一架自鸣木壳机械摆钟，刻度为罗马数字，钟顶饰有变形植物图案木雕，底部为倒梯形木座，钟面有玻璃门，门的四周有木质雕花边框。

遵义会议室挂钟

遵义会议期间，与会人员3天的激烈讨论，始终伴随着墙上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如今，这个老式挂钟早已停止了摇摆，仿佛将时针停驻在那一刻。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这是党的事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

岁月为证。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焕然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陈列馆展示着张闻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这是张闻天同志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发言的内容起草的，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

馆内展陈史料铭记了这样一刻：决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

这份决议，肯定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认为党“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这些深刻的认识，这些自我的纠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青史如鉴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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