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舍不得的节目完结了，谢谢你的陪伴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以下简称《全球史》）是看理想最引以为豪的节目之一，由历史学家葛兆光以及梁文道担任总策划，数位优秀的历史学者撰稿，播出近三年，上周终于到了尾声。在全球化的当下，不同身份间的撕扯又愈演愈烈，《全球史》旨在用中国的视角，去观察全球的变化与交流，将中国历史编织进更大的图景里。也正因为中国视角在国际历史学界中的稀少，《全球史》是一档具有开创性的节目。在告别之时，《全球史》的发起人葛兆光老师想和大家再谈谈，大航海时代之后出现的全球化，全球怎样成为一个彼此依赖的共同体，以及全球成为一个“历史世界”之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些看法。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之交的大航海，是此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契机，让全球卷进一个历史之中。十四世纪之后，海洋的往来超越了陆地交通。此后，欧洲的传教士、商人、殖民者，大多是通过海洋，来到美洲，来到非洲，来到亚洲，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荷兰人和英国人又先后来到大洋洲。传教士带来欧洲宗教信仰，商人来进行商品贸易，殖民者则到处建立据点，借由控制港口获取异域的财富，把它送回欧洲。有时候，你也分不清他们是传教士、商人还是殖民者，他们既服务于上帝，又想方设法赚取利益，还用枪炮进行殖民和掠夺。在这几个世纪里，海路越来越重要。由于海洋，美洲的辣椒、红薯、玉米之外，白银也流入亚洲，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也流入欧洲。日本的铜、硫磺输入中国，而中国的白糖也流入日本。再往后，大量的奴隶贸易，给欧洲带来了成本低廉的产品，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和白糖生产，使得欧洲工人有了便宜的热量补充，从美洲、非洲、东南亚掠夺的各种物质，为欧洲换回来亚洲的产品，这个时候，全球才成为不可分割，彼此依存的一体化世界。但是，先后崛起的帝国们，在广袤的大海上也会有冲突，于是就有了节目中提及的《海洋自由论》，作者格劳秀斯说，在海洋上“任何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贸易都是合法的”。从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和蒙古时代依赖陆地上的骑兵不同，这时，谁控制了海洋，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十六世纪以来，大海上往来穿梭的欧洲克拉克帆船，武装了厚厚的甲板，往往既装载货物又装有火炮，在商品交换之外，也实行武装侵略。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欧洲殖民者以枪炮掠夺了殖民地的大量财富，通过贩卖奴隶、强迫劳动、驱赶原住民、武力占有资源，几乎可以说空手套白狼般生产出大量产品。这些产品又经由航海贸易，换取了异域的丰富商品运回欧洲。武力征服、殖民化与基督教化，加上这种可以叫作“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使得欧洲在大航海之后迅速崛起。任何全球史学家都承认，在欧洲崛起的历史中，并不都是温良恭俭让的文明行为，也是手持枪与剑，充满血与火的掠夺过程。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争霸过程中，欧洲的各个新老帝国，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是英、荷、法、德的崛起，也有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方面的竞赛中胜出的一面。我们也看到，从英国大宪章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到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化繁荣，宗教革命带来的政教分离，以及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刺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出现后的主权国家和国际准则，法国革命促成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这些历史，逐渐型塑了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在《从黎明到衰落》中谈到的欧洲文化，它既是“东拼西凑和互相冲突”的杂拌儿，又是完整的“一套前所未有的思想和制度”。几个世纪来，原本只在欧洲通行的这一套被推向全世界，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成为全球不得不遵循的规则。加上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大发展，给这种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叫作“现代”的新文明，支撑着咄咄逼人的新帝国，对全球每个地方都虎视眈眈。这个叫作“现代”的东西，那些政教合一而转身困难的西亚南亚中亚老帝国，或是停滞在历史传统中故步自封的东亚老帝国都很难应付，本来国家体系就不够成熟的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国更无法抵抗，这就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争霸中胜负天平的倾斜。如果不是在大航海之后，这种文明差异也许问题不大，但在全球越来越紧密而一体化的时代，这就成了制度、技术与文明的全面竞赛。尽管我们不必把它统统算在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账上，但也不要完全否认不同文明不会发生冲突。我们并不简单地认定某种制度就比某种制度优越，但是不同制度确实会导致不同结果。我们也相信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向，可是在越来越拥挤的世界抢先一步就是胜者。现在有个流行的概念，叫做“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大航海之后欧洲形成的价值、文明和制度，包括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政教分离、法治原则和选举制政府，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这些来自近代欧洲的事物渐渐“迫使世界成为一个同质的统一体”，并使得现代世界逐渐和传统世界发生断裂。也许，这种“现代性”伤害了不同文化，也导致了弱肉强食，加剧了不平等，有很多弊病，但麻烦的是历史无法退回去再来一遍，我们只能从结果去反思原因。如果我们讨论大航海以来的全球史，就不得不思考，究竟莫卧儿、奥斯曼、萨法维、大清，以及美洲、非洲、东南亚，为什么在近世的竞赛中渐渐败下阵来？为什么不得不接受这种原本只是欧洲规则的“现代性”？有人说，如今是“地球村”，所有人就像隔壁家似的，原来是天涯，现在是比邻；也有人说，现在“地球变小了”，就是说交通发达了，过去《水浒》里豹子头林冲从开封被发配沧州，一路得走上好多天，能让童超、薛霸有机会害他，可现在从开封到沧州，开车不过就几小时，连从东半球的上海到西半球的迈阿密，转个两三趟飞机，也不过就一天时间。更有人说，现在世界是平的，这不止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Thomas L. Friedman）《世界是平的》里说的，现代科技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人们讲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地球已经没有未开垦、未发现的陌生角落，换了哪儿，都有7-11、星巴克、沃尔玛、耐克鞋和可口可乐。其实也不尽然。回看大航海之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尽管欧洲文明席卷世界，给全球带来了所谓“现代”。但这种看上去强大的欧洲文明，还是没能彻底改造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特殊文化。许多国家在现代的冲击下，表现出相当惊人的传统韧性；看上去充满优越性的欧洲式民主制度，还是没能彻底改造其他的制度；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还是没能扭转各自的价值偏向。从各国传统里顽强生发出来的制度选择和观念偏向，不同区域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加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历史带来的反感，还有过去被掠夺、被压迫、被侮辱的悲情，就像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低音”一样，始终在顽强地修饰、改造甚至抵抗着这个叫做“现代”的主旋律。尽管现在全世界都承认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学说，接受他们发明的蒸汽机、机器船、火车、飞机，享用那里来的电灯、电报、电话，尽管人们也都明白现代、富强或者发达的意义。但是，在国家制度、思想文化和生活传统上，仍然不是“一二一，齐步走”。进入“主义”的时代，全球仍然没能真的走到一块。欧洲尤其是西欧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现代道路，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进行现代世俗化改革，曾引入了现代的一些理念与制度，结果还是走上了一条曲折特殊的道路；日本呢？则从明治时代的“尊王攘夷”、“撤藩置县”和“神佛分离”，走上了集中帝国权力搞现代化，甚至迈向现代军国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上，经由自改革、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方面从专制皇权国家走向共和，一方面却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徘徊在如何走向现代的犹豫之中。特别是，二十世纪经历的两次大战，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各地区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对于大航海之后欧洲文明引导的现代性，就带来了很多争议，对于日渐全球紧密联系的趋向，也有许多质疑。“现代性自西方普照全球，迫使世界成为一个同质的统一体”。这是两位西方学者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科尔奈（Douglas Kellner）于1991年在《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里谈论的。所以有人就追问，历史真的必须走上欧洲引导的这条路吗？从传统到现代是不是一定要经历这种欧洲式的变革？现代性只有一种吗？因此，这几十年有人提出“多元现代性”的说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承认各有各的现代道路。这当然很有道理，给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找到自身发展走不同道路的理由。可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多元，那些没有“现代”标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怎么多元好像也不是“现代”。同时，也有人追问：“现代”是必须的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承认所谓“理性”，追求所谓“进步”，必须进入所谓“现代”，从而牺牲各自的文化与传统？近几十年来，一些聪明的人看到现代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现代反思现代，甚至站在后现代批评现代，提出要“超越现代性”，或者进行“现代性批判”，这当然很了不起。可是，从现实看，全世界真的都过度现代了吗？如果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充分现代，就寅吃卯粮提前“预支”去蔑视现代，这能行吗？从历史看，破易立难，批判现代性并不难，可以对它反思并且修正，但拿出一个另起炉灶，而且行之有效的替代性方案，又谈何容易？也许，正如哈贝马斯说的，现代性虽然有它的弊病，但它还是一个“未完成事业”。十四、十五世纪大航海之后的几个世纪，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不谈制度，不讲政治，不说文化，就说说看得到的。在这几个世纪中，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多少年？对抗灾害和疾病的能力比传统时代强了多少？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像食物、住房、交通，比过去好了多少倍？人类对世界的知识，也爆炸性地增长了多少？在这个叫做“现代”的历史阶段，人类可以上九天揽月，也可以下深海探险，我们置身于这种历史形成的“现代”，安享现代的福利，难道我们都被近代欧洲带上了一条错误道路吗？说得太远了。还是让我们从15到19世纪全球史，回到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重温中国不得不进入全球史时的心情。大航海时代把全球连在一起，五大洲四大洋开始像科学史上的“板块漂移说”讲的那样，互相挤压和碰撞，新老帝国纵横卑阖，弱肉强食，因此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命运。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卷入这个大变动中，就如李鸿章说的那句话，遭遇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那时候中国不得不转身，面对全球尤其是西方。从林则徐、徐继畲、魏源以来，睁开眼睛的中国人逐渐走出了天朝上国的心态，开始观察世界。刚好那个时候，传教士也在不断撰写、翻译和出版各种关于世界历史的书。二十世纪之交，广学会出版了《万国通史》。一本并不算出色的《十九世纪史》被翻译成中文，改了个名字叫《泰西新史揽要》，居然大卖几万本，而且差点成了大清的官方必读书。人们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就是读书人要“视万国当一家”，因为“诸国之体如身之存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把万国当一家，全球就像一个人，人有四肢，血脉相通，痛痒相关。一百多年前的这段话说得多好。尽管如此，我们要反思，现在的人类能够把“万国当一家”，并且让全球的喜怒哀乐都和自己一脉相通吗？能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唱的那样，“你和我，心连心，都是一家人”吗？最后，再次谢谢三年来你们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从左到右：段志强（《全球史》最强声优）、葛兆光、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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