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城，仅剩61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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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响彻城市上空的防空警报，再次把我们带回1937年12月13日的人间炼狱。
如今，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1人。
84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过上了先辈们不敢想象的安稳日子。
历史蒙上尘埃，哭声逐渐远去，有些声音开始出现了。
有的置身事外，“南京大屠杀跟我有啥关系？”
有的掩耳盗铃，“天天恨这个恨那个，有意思吗？”
这段历史，不敢稍忘，不能稍忘！
30年代
直到白发苍苍，罗瑾老人仍清晰记得：
1938年1月，一个日本少尉军官提着尖刀，手里拿着两卷“樱花牌”胶卷，气势汹汹闯进店里要求冲洗照片。
那年他只有15岁，在照相馆当学徒，中途换药水时被逐渐显现清晰的图像吓住了。
劈刺、砍头、强奸、活埋……全是日军疯狂残害中国人的场面，惨烈程度难以言状。
图/《百家讲坛》
他决意偷偷多印一套保存下来，哪怕会赔上性命。
罗瑾挑选了16张照片，做成一本相册，写上一个“耻”字。
3年后，汪伪政府成立，18岁的罗瑾被征召到毗卢寺参加集训，几乎每天都要和日本人打交道。
从不离身的相册就像定时炸弹，随时会惹来杀身之祸。
为避免搜身，罗瑾把相册藏到厕所墙壁的砖缝里，用泥巴糊上，一有机会就跑去检查。
图/《档案》
某天他又去厕所查看，发现泥巴散落一地，相册不见了！
罗瑾以为，铁定是被日本人搜刮了去，只好带着家人连夜逃离南京。
没想到，是集训社的另一位爱国青年吴璇，无意中发现相册并将相册拿走了。
对方同样日夜提心吊胆，将相册收藏六年之久。
直至日本投降，吴璇把相册递交给南京法庭。16张照片，累累罪行，被法庭编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证据。
罗瑾、吴璇两人数次历险，半生流离，把一本小小的相片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图/《档案》
40年代
1946年3月20日清晨，近十家中国权威媒体同时报道：
图/电影《东方战场》
战败的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却压根没打算为战争的遗祸负责。
梅汝璈挺身而出，以法官身份，代表中国参与东京审判，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裁罪量刑。
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即将开始。
还没等到开庭，暗流早已汹涌。按照各国在战争中的付出和损失，中国的席位理应安排在前，但庭长韦伯却让英美优先。
图/纪录片电影《东京审判》
硝烟弥漫的战场，一点点微妙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梅汝璈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国法官的席位必须排在第二位，只因中国抗日时间最长，牺牲人数最多，接受投降书上的签字也排在第二位。
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关乎3500万冤魂的底线。
为了争得席位，他软硬不吃，甚至脱下法袍，拒绝参加法庭彩排，最终迫使庭长同意改座。
东京审判法庭，最高排左七为梅汝璈
但这只是开始。
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力求在判决书中单设一章，专门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法庭很快同意了。
到审判阶段，由于各国法官立场不同、背景不同，对于是否判处战犯死刑产生了极大分歧。
梅汝璈心焦如焚，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抱着赴死的信念，他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争论、说服，最终法庭投票表决6:5，以一票险胜，判处7名甲级战犯绞刑，其中，就有下达南京屠城命令的松井石根。
将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牢牢钉在法律和历史的耻辱柱上，梅汝璈做到了。
梅汝璈
60年代
一位历史系学生曾回忆：
那时候，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后来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量，国家与美日建交。
中日建交
凡此种种，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调查一度陷入停滞。
但高兴祖，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偏不愿放弃。
1962年，他带领着4位老师和7名学生，身体力行走访一大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从右至左：原纪念馆馆长段月萍、高兴祖教授、幸存者陈德贵和李秀英
高兴祖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仇恨或许会化解，但记忆一定要保留下去。
他一路收集许多照片资料，拟就书稿《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成为我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
可在当时，历史系的研究风潮都是重古轻今，这本书得不到重视，也不能公开出版流通。
但高兴祖一直没放弃，继续收集新的资料，并对原稿修订补充。
后来，他将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高兴祖著作
他所写的上百篇论文，也成为驳倒日方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铁证。
70年代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常有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来访。
他很少空手前来，要么肩背挎包，要么拉着箱子，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收集来的南京大屠杀相关物料交给工作人员。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林伯耀。
林伯耀
他是第一个提出要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设立纪念馆的人。
他出生在日本，几乎在日本生活了一辈子，却数十年来风雨无阻地为中国同胞奔走。
20世纪30年代，祖籍福建的林父为了谋生，流落到日本打工，出生在日本的林伯耀，从小没少受白眼和欺负。
以前邻里会喊他“支那人”，还放恶狗追赶他和母亲。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承受这些，他甚至从未去过中国。
后来，林伯耀知道了日本俘获、虐待中国劳工等事情，知道了东京审判以及南京大屠杀，虽是素未谋面的同胞，但他的内心无法再平静：必须要为祖国和同胞做点什么！
林伯耀向记者展示受害者刀伤
1978年，林伯耀第一次来到南京，想给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献花，却找不到任何相关场所。
他当即提议，应该建立纪念馆，祭奠亡魂，铭记历史，警醒后人。
与此同时，他在日本不断搜集、收购当年的物件和资料，悉数送回祖国，作为筹备纪念馆之用。其中有日本老兵的日记、手绘图、照片，甚至还找到了一把侵华日军使用过的机枪。
林伯耀从日本已故老兵处征集来的一幅手绘图
40多年间，林伯耀往返中日两国间300多次，年逾八旬仍步履不停。
他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远的馆员”。
80年代
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星云大师的回忆。
图/青年时的星云大师，中评社记者翻摄
后来，星云大师结识了青年油画家李自健，问他：“能不能画一幅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巨幅油画？”
李自健立马应承下来。
李自健根据大师的讲诉，悲愤执笔，耗费80多个日夜，终于完成了这幅警世巨作。
这是一幅让所有中国人永远过目不忘的油画。
整幅油画由“屠”“生”“佛”三部分组成。
画面的主体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几乎看不到尽头，画面的左侧为“屠”，是两个趾高气昂的日本军人，在“砍人大赛”比拼完后，正狞笑擦拭沾满鲜血的尖刀。
尸山的上面，一个孩子正趴在袒露着胸膛惨死的母亲身上，声嘶力竭地哭喊，“生”于血泊，一夜成孤。
画的最右侧，谓之“佛”，是一位佛家弟子，正拖起一位惨死的老人，试图救赎尸山血海里的灵魂。
逼真的画面犹如往日重现，战争的疯狂刺痛着每一个人。
星云大师看完画作后，久久不发一语，泪水夺眶而出……
他鼓励李自健把这幅作品带到世界各地，因为只有让更多人了解和正视历史，才能有真正和平的希望。
从此，李自健自掏腰包，带着油画走遍世界六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回海外巡展，都引起巨大轰动，常常有西方观众在《南京大屠杀》前伫立沉默许久，泪流满面。
一路走来，遇到无数打压阻挠，他却始终坚持把真相带到世界面前。
2000年，星云大师与李自健一道，将油画《南京大屠杀》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陈列收藏。
90年代
某年，一位父亲去中国台湾探亲，给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布满蚕卵的蚕纸。
小姑娘对这种神奇的生物着迷，更对它背后遥远且陌生的东方国度产生巨大好奇。
她时常问父母：“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会到美国，而不待在中国呢？”
每次听到这样的提问，父母总会黯然神伤、陷入沉默。
长大后，女孩常听长辈描述：日本侵略者攻下南京城后，对全城百姓大肆屠戮，连婴儿都要剁成两半，整条长江被鲜血染红……
她又惊又疑：“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吗？当时的中国真的那么惨吗？”
作为一名理科生，她想找到证据，可翻遍图书馆，找不到任何资料。跑去问老师，老师也一无所知。
直至偶然一次机会，女孩参观了在加州举办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
张纯如
对于年轻的她而言，眼前的一幕幕情景和父母所说过的话联系起来，让她顿感心悸，以及彻底的愤怒。
她哭着问母亲：“的确有这样一段历史，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否认它，为什么所有英文书籍里对这样的事只字未提？”
如果历史的真相无人提起，那她就做第一人。
这个女孩就是张纯如。
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合影
那一年，她27岁。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由于每天接触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张纯如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创伤。
失眠、脱发、手脚痉挛、体重锐减，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揭发。
1997年12月，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轰动整个西方，还被列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要做的事已经完成，可张纯如受到的折磨从未停止。
那段日子，她受到强硬势力的恐吓、跟踪和监视，甚至收到两颗子弹的死亡威胁。
长期的压力和恐惧，加剧了她的抑郁症。
沉重的历史和丑恶的人心，终于压垮了这个女孩。36岁那年，张纯如吞枪自杀。
张纯如的母亲表示，希望外界不要渲染女儿为研究大屠杀的真相而死，这会阻挡后来者想要揭露黑暗的脚步，与女儿生前的选择背道而驰。
人们只需要知道，张纯如的一生“为何而活”。
21世纪
有这样一群老人，如果没有战争和侵略，她们本该和所有普通老人一样，安享晚年，儿孙绕膝。
但这群老人的一生却饱受苦难，直至离世，仍被许多人误解、歧视。
历史给了她们一个共同的身份，“慰安妇”。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导演郭柯说：“她们不是‘慰安妇’，是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当时，20多万女性受残害，截至2012年，仅剩32名老人在世。
也正是在这一年，导演郭柯把镜头聚焦在这个沉默的不幸群体身上，创作出中国首部“慰安妇”纪录片《三十二》。
郭柯并没有深挖老人们的创伤，逼迫她们回想那段血色的过往。
而是平静如实地记录，在时间的长河里，老人们如何学会隐藏伤口，努力过上普通琐碎的生活。
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老人们比想象中的更强大乐观。
韦绍兰阿婆，因遭遇日本人的摧残生下了孩子，遭受非议大半辈子，连儿子都在埋怨她。
可她却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王玉开阿婆，偶然看到一张日本老军人的照片，她不仅没有痛哭或生气，反倒笑着说：“日本人也老了，都没有胡子了。”
陈林桃阿婆，几乎不提自己的悲惨遭遇，只是祈祷：“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不经意触及内心的隐痛，她们也是克制地摆手表示：“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难受。”
这种苦难过后的坚强，反而更让人为之动容。
纪录片筹备了两年，从最初的《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等到真正上映时，幸存者只剩下8人。
终有一天，这个数字会清零。
我们能做的，便是如郭柯所说的那样：“记住她们。”
记住老人们来过、苦过、挣扎过，也精彩过。
记住她们，就是记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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