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女王”的真相
宋朝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朝代。两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由皇太后（妃）垂帘听政。后妃参与政治的频率，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似乎并不嫌恶。
除了极个别权力欲旺盛的后妃曾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名化处理，比如艾公子之前写过的宋真宗皇后刘娥，绝大部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均在历史上赢得了美名。官修史书《宋史》对宋代后妃这一群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9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摄政时间基本上都少于一年，仅有两人属于“超长待机”：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刘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后身份摄政长达11年；另一个则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9年。
也正是这两名皇太后，在宋朝垂帘听政者中留下了两极化的口碑：刘娥被认为口碑最坏，史书说她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誉为“女中尧舜”——这是她在历史上接受度最高的人设，翻阅史书，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此殊荣。
那么，问题来了：
高滔滔被捧得这么高，是因为她真的很有作为，还是另有隐情呢？
与刘娥出身极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显贵，父母两边都是当朝的名门望族。
她的曾祖父是名将高琼，曾在澶渊之役中立下战功；祖父是高继勋，被时人称为“神将”；父亲高遵甫，是高继勋的第三子。
她的母系更显赫，其母是大宋第一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
这么说吧，高滔滔的人生起点就是刘娥奋斗了一辈子的终点。
宋真宗当年要立刘娥为皇后，被朝臣喷得满脸唾沫，所有人都讥讽她“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但高滔滔绝无此种烦恼。
她自小跟随姨妈曹皇后，在宫中长大，与宋仁宗和曹皇后的养子赵曙青梅竹马。两个小孩子刚好同岁，宋仁宗见他们天生一对，曾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
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果然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1063年，赵曙继位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则被立为皇后。
高滔滔先后为宋英宗诞下四子四女，而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
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没有他晋封嫔妃的记载，宋代私人笔记则曾提及宋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滔滔在夫妻关系中确实比较强悍，限制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于1067年病逝了。他与高滔滔的长子赵顼，随后继位，是为宋神宗。
36岁的高皇后，变成了高太后。
宋神宗是个热血青年，继位时20岁，不久就大胆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场和站队开始出现撕裂。
此时，以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向氏为核心的后宫，分别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压，反对变法。在她们的影响下，宋神宗压力山大，一度向王安石诉苦：“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王安石说，后宫有异议，一定是向经（向皇后之父）、曹佾（曹太后胞弟）怂恿的结果。
变法派认为，新法损害了豪商巨贾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企图使新法流产。外戚家族是阻挠变法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后宫成为他们施加影响的切入口。
不过，从王安石点名的外戚来看，并没有高滔滔的娘家人，可见高滔滔虽然站在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上，但她的私德确实不错，至少抑制了自己的娘家人进行政治关说活动。这是她生前死后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带着未竟的雄心壮志，忧郁而逝。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在这个关键节点，54岁的高滔滔正式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宋神宗病情恶化之时，谁来接任皇帝，朝中各派开始了秘密酝酿。
由于宋神宗的几个儿子均已早夭，眼下年纪最大的儿子是皇六子赵煦，但也只有10岁。假如由赵煦继位为幼主，则势必要回到宋仁宗年幼继位后由皇太后刘娥摄政的“故事”，那么，此时升级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无疑是临朝听政的自然人选。
然而，高滔滔对新法的敌意，让宰相蔡确不得不谋取另一种可能性。蔡确是王安石去位后，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变法派颇为顾虑，一旦高滔滔真的开启垂帘听政，势必要罢除新法，引起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
蔡确于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种继位模式，来排除这种最坏的结果。除了“父死子继”，宋朝还出现过“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先例。宋神宗临死时，他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都是30来岁，年富力强，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资格。蔡确联合另一个大臣邢恕，密谋选立其中一人为帝。
与此同时，宰相王珪在问疾时，抢先请宋神宗早日立赵煦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同意。
在这场皇位之争中，高滔滔的态度就显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自己的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过，关于高滔滔最初的立场，史书的记载已经模糊不清了。因为记载这场皇位之争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实录》，在宋徽宗朝以后经过了数次重修，随着朝中政治斗争形势的转换而出现截然相反的书写。
最早的版本，说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赵颢）不立子（神宗子赵煦）”，因为她一直宠爱儿子、雍王赵颢，而赵颢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时频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当请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属意立幼主赵煦，而高滔滔与王珪“谋废立”。
到了南宋，《哲宗实录》经过大改，专门为高滔滔辩诬。大改后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弥留之际秘密请宫人缝制小孩子可穿的黄袍的细节，说明高滔滔一开始就遵从宋神宗的意愿决定立赵煦为帝。
同时记载说，高滔滔勒令自己的两个儿子（即神宗的两个弟弟）不得再来探问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和邢恕以观花之名，邀请高滔滔的侄子参与谋废立遭拒后，遂使了一记毒招——造谣和污蔑高滔滔与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而他蔡确才是赵煦继位的真正支持者。
对于卷入这场皇位之争的当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造真相，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终，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四天后，宋神宗驾崩，宰相王珪宣读遗诏，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皇位之争，暂时尘埃落定。但在多年后，当宋哲宗开始亲政时，围绕当初到底谁才是自己继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场风波。
没有迹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动谋取摄政太后地位的意愿。幼主继位，按照历史惯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她没得选。
本朝第一个摄政太后刘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两三年间就深度参与处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继位时，刘娥已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顺利进入摄政太后的权术生涯。
但与刘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
唯一的政治态度流露，是在王安石变法后，跟随当时尚在世的姨妈曹太后，劝谏宋神宗废除新法。仅此而已。
当她开启垂帘听政之后，必须面对的抉择，就是如何处理宋神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显，这些政治遗产，与她本人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
为了快速上手，掌控帝国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开启了路径依赖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间寻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选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时期的重臣，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事也是“旧事”，就是要废除神宗朝以来施行的新法，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最关键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地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个个都是新法的反对者，祖宗旧制的拥护者。
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了结夙愿。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本文选自艾公子著《文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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