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十大改革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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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破除“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启改革开放闸门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铺路架桥。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出来之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表态反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就是破除“两个凡是”，而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就是邓小平。他在1977年5月的谈话中讲明明白白。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被《光明日报》转载，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在高层遇到很大阻力。邓小平接连发表三个讲话，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

这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前台的锣鼓声，真正推动这场讨论的是邓小平。

真理标准大讨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全党和全国范围的一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它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政治路线上看，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而我们国家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从组织路线上看，它既成为了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巨大推动力，又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不断解放的一大批中老年干部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为培养年轻干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帮带的伟大历史作用。

石仲泉：我作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参加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历史决议，邓小平作了十几次谈话。

他提出，毛主席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犯的错误。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相比较，这是第二位的。他功大于过。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做决议，最重要的是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我们起草的初稿有五万多字，很像学术文章。简明的论断较少，毛主席的地位也不突出、不鲜明。邓小平同志十分不满意。后来，陈云同志出了个好主意，回溯建党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把毛主席的地位凸显出来了。胡绳同志负责写这一段，回顾了2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段历史，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我是参加写建国后头10年那段历史的，龚育之是我们的负责人。整个稿子是乔木同志统领、统改。他是逐字逐句进行修改的，有的地方基本上是他重写。改完之后，他病了一场，真是呕心沥血。

完全可以说，小平同志是历史决议的总设计师。没有小平同志，历史决议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格局和总体把握。没有乔木同志，历史决议也不可能在总体上有这样的严谨文字和论断。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1979年10月成立，前后历经20个月的辛苦工作。1981年6月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最终一致通过了这个两万八千多字的决议。今天看，这个历史决议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重温这个历史决议很有必要。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还要坚持这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偏离了就会出问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就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决议，犯了全盘否定历史的错误。我们的经验要好好研究，苏联的教训更要吸取。我们国家之所以历经改革开放之后这么大变化，没有发生颠覆性错误，就是这个历史决议起了政治保证作用。

石仲泉：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后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早在1985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在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中，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目前出现的穷富差别扩大的社会问题，不是这个政策本身的问题。当初如果不提出这个大政策，我们很可能还是在平均主义共同贫穷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二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邓小平支持农村改革，提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还在包产到户等被视为“异端”时，邓小平就支持这样的“异端”。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没有邓小平的担当，这一改革很难普遍推广。邓小平也不搞一刀切，对于个别愿意继续坚持集体经营的，也允许存在，如华西村、南街村等。但他们也不是搞计划经济，而是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些人拿这些村说事，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错误的。

可以说，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就不能取得成功。这个政策的英明之处在于，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并没私有化，而且死守这条底线。经营权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现在还可以流转。这就将土地盘活了，同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体现在国家根据需要能发展交通能源事业，没有土地私有化的干扰。

三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经济开放首先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在1979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省委就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听了汇报之后就说“你们广东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我们在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中央就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几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春天，他就考察了正在建设的深圳、珠海、厦门特区。

针对当时的许多议论，他指出“深圳特区是个实验，一切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这么些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变成了工业基地，并且打响了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对特区建设的肯定，也是对那些怀疑改革的明确回答。

石仲泉：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深刻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问题，是十多年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文件。1986-1987年间，邓小平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是这个讲话的具体展开，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邓小平着重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他说：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他特别分析了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与制度要求的某些不实际、不合理、不完善的关系。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如不坚决改正，干部队伍势必发生腐化。“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他还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民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的这些话，到现在依然有很强的针对性。

对于我们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制度的目标，邓小平提出：“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全新视野的讲话，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开始扬帆起航。

正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既是提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又是提出制度治党思想的历史起点，因此，它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贡献。

石仲泉：这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有一系列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就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完全搞清楚。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邓小平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式，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还没有完。他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说，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就在考虑我国的历史方位，重新认识基本国情。1981年的《历史决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条主要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人对这条基本路线缺乏深刻理解，不时要动摇它、改变它。所以邓小平在此后一直反复地讲，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动摇不得、改变不得。

1987年，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讲话精辟地概括了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

此后，党的领导人不断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并提出了坚持基本路线的基本经验。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又对坚持基本路线的基本经验做了新的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石仲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那时初具雏形，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指导思想意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作为这个理论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也随之提出来了。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内涵做了科学界定，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这是我们党最早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建设的论述。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不仅《历史决议》的有关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可以说《历史决议》本身实际上就是重要的思想理论建设，就是新时期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成就。

党的十二大揭开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认识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十二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已为我们党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口号，标志着这个理论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主题。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明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的召开，既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毫不含糊地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不仅是对广东而言，实际上是说，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石仲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马克思没有讲过。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谁主张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那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邓小平同志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个“紧箍咒”束缚住。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从实践层面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对内改革和兴办经济特区推进的对外开放，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实践基础。

从理论层面说，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探索做了重要理论准备。他从1979年就在思考、探讨这个犯禁的理论问题。他与来访的外国人探讨、与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他前后讲这个问题至少有十二三次，最后在南方谈话中公开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谁利用它，它就为谁服务。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以跟社会主义相结合。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无所谓姓资姓社，说得难听点，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国家才走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开始富起来。也正是由于邓小平理论肯定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与其他创新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后，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我们国家从此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石仲泉：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十分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四个字，邓小平加上“解放思想”，变成了八个字。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动态的实事求是，因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两回事，解放思想可视为动态的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81年制定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提出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也在邓小平党建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党的建设时，提出了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教育人民成为“四有”的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的干部。他指出：在这四条里面，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搞革命就要团结人，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也就没有一切。同时，有如前述，他还提出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思想，这是对毛泽东的思想建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又将毛泽东的思想建党和邓小平的制度治党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理论基础。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石仲泉：一个国家搞两种制度，是一个开创性设想，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有过初步设想，但没有具体落实，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并把它实现了。

“一国两制”构想的语言简明，涵义有三。首先，“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基础。其次，“两种制度”中的一个方面，作为国家主体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变的。第三，“两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这“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却是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首先获得成功。1984年6月，邓小平对来访的香港知名人士阐释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他还指出：对于香港来说，这个高度自治权还包括实行“港人治港”。这个“港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并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由于邓小平反复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并直接指导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一国两制”构想迈出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性一步。

邓小平在直接推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同时，也为台湾提出了构想。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将会继续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最终统一而奋斗。

石仲泉：我们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负责制定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指导一切重大对外关系活动。这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伟业，至少有四大贡献。

第一，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和平”内涵，强调集中力量搞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新界定，不仅更加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世界和平的内在统一性；而且更加突出了国内经济建设同国际和平环境的内在统一性。

1989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第二，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搞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适时改善中苏关系，我国的国际活动影响愈益增强。

第三，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思想，并且成为十八大以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东西南北联手发展的一个理论根据。

第四，面对苏东剧变和西方国家制裁，提出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成为中国那时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还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想把中国搞垮。我们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不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只要这样搞下去，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国家顶住制裁压力、开辟对外关系新局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