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亡于司马光？

王安石所建立的功绩在当时所存留的，只有恢复熙河几路、扩大国家版图这一点了。司马光对此也耿耿于怀，想要把王韶在王安石坚决支持和指导下苦心经营多年，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也完全放弃，拱手归还给西夏。

当他提出这一意向的时候，邢恕劝司马光说：“这可不是小事，有关国家的安危，应当征求访问一下边人。孙路久在西北，在河湟地区四年，他很有见解，人品也好。应当去问一问他。”

司马光觉得有理，派人去请孙路。孙路一听这个消息，连忙抱着地图就来了。见面后，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条小路，熙州之北已经和西夏接壤。今自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捍卫蔽护中原。如果将此地送给敌国，整个西北一道就都危险了。”

司马光看后，恍然大悟说：“多亏征求您的意见了，不然的话，几乎误了国家大事。”从此，再也不提把河湟归还西夏的事。幸亏司马光采纳了孙路的意见，否则，仅此一点，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晚唐“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人物牛僧孺，也是个朝野闻名的大人物。他在朝廷当政时，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一切处置都很妥当。

可牛僧孺闹意气，从中进行阻挠，说服文宗下圣旨令李德裕把维州和悉怛谋都交还给吐蕃。李德裕没有办法，只能遵旨，造成唐朝的极大被动和损失。这给牛僧孺留下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遭到后世许多人的批评。司马光要返还河湟的做法，比牛僧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不仅仅是污点了，应该说是罪行，而且是永远的罪行。

同年九月，在王安石死后五个多月，司马光除了没把河湟地区还给西夏外，把整个新法和王安石执政时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废除，尽行恢复旧制。他似乎也完成了一种夙愿，寿终正寝。

呜呼！司马光无论个人品质即私德多么高尚，但在公德在政治品格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他闹意气而处心积虑要把王安石执政时所实行的一切都废除，把王安石的历史作用都抹杀而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朝廷百姓的利益，犯了极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罪行。我想，如果把司马光和王安石换位的话，王安石是不会这样干的。可《宋史》和许多史书却都歌颂司马光而贬低甚至诬蔑中伤王安石，真是令人憾恨，难怪梁启超说：“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所以，后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在北宋衰亡问题上，司马光负有很大的责任。明朝学者陈汝錡就很不客气的说：“非君实（司马光）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司马光）也”。明末清初时，身为“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更在其著作《宋论》里怒批司马光，他认为司马光“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也就是除了清算王安石变法，毁掉变法的成果外，他根本没有做一件利国利民的业绩。如此做法，几乎是在“砸”大宋的江山。

如果再对照司马光去世后，宋朝政坛上的一些活剧，就能理解一些后世读史者愤怒的原因了。

司马光死后，保守派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派系斗争格外激烈，朝政日非。朝廷中分成三派，即所谓的“洛党”、“蜀党”和“朔党”。苏东坡等人对尽废新法和朝廷里的相互倾轧极为不满，主动要求外任。执政的梁焘等人制定出两个名单，一个是“蔡确亲党”四十七人，一个是“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要进行狠狠的打击和整治。

范纯仁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排斥异己，容易伤着正人君子，而且以后对方上台，恐怕也会如法炮制而进行报复的。但高太后坚持蔡确有党，吕大防和刘挚也支持太后的意见，于是对所谓的“蔡确亲党”便进行残酷打击，全部清理。打击面太宽，不问是非善恶而只是从人际关系上进行划界，凡是政见稍有不同或与执政者有嫌隙者均被指为蔡确亲党。后来的新旧党争就是从这里开始激烈起来的。范纯仁因为反对这样做而被罢免宰相之职。

五年后，高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认为奶奶执政这几年远远赶不上爸爸神宗和王安石那时的情况，于是提出要继承先皇的遗志，重新恢复新法。朝廷又来个大换血，元祐年间被打击的所谓蔡确亲党等人又被重新起用。一些投机分子钻进朝廷，名义上虽然是恢复新法，但具体执行起来与当初已经大相径庭。

后来哲宗死，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徽宗赵佶当上皇帝，这是个极其荒淫昏庸腐败的帝王，重用变色龙、大奸臣蔡京。这对君臣虽然仍旧打着新党的旗号，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大腐败分子了。他们对元祐年间（1086—1093）打击新党的大臣进行疯狂的报复，最后竟立什么“元祐党人碑”。

其实，“元祐党人碑”上的名字也不全是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是蔡京任意确定的。他嫉恨谁就把谁的名字往上一写，就可以使此人及其子孙在当时都别指望翻身，恶毒残酷到了极点。

陆游的爷爷陆佃本来是王安石的学生，其政治倾向是属于变法派一边的，当初王安石对他也很信任。可他却榜上有名。更令人不解的是王珪和章惇二人，本来都是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王珪在世时一直是宰相，所接替的是王安石之位，王安石退隐后，王珪在协助神宗继续推行新法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他和章惇也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的名单里。在绍圣五年（1098）九月的时候，朝廷还专门为他发了一道圣旨，把他的子侄们全部罢官。

徽宗和蔡京打着新党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对百姓进行盘剥。政治极度黑暗，天怒人怨，一些江湖好汉被逼上梁山，他们便“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了。国力大丧，不久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正因为徽宗和蔡京打的是新党的旗帜，而后人又把王安石看成是建立新党的领袖，所以便把北宋灭亡的罪过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甚至把他说成是集古今所有大奸之恶于一身的特大奸臣，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千古奇冤。有人说：“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乍看似乎逻辑谨严，实则不值一驳。如果没有元祐毁坏新法，又怎么会有绍圣？天理昭彰，王荆公一生事业诗文尽在，只要能正视历史，功过自明。关于这一点，还是李来泰《荆公故宅》诗比较公允：

王安石变法是后世争议颇大的问题，本书不想在这里进行考证论析，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取得了成功。其主要表现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一是当时的社会效果，一是以后的历史影响。

先说前者。两宋三百年间，只有在王安石变法的后期国力最强。整个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平，文化教育事业昌盛，军队强大，对西北、东南、西南地区都有相当规模的开发。王安石退隐后，虽然在西北打了两次败仗，遭受很大损失，但并没有损伤国家的元气，整个朝廷的经济状况依然是非常良好的。而元丰后期的败仗王安石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

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当司马光要被重用时，基本上属于保守派成员的毕仲游曾给司马光写信，劝司马光不要急于废除新法，而应该加强节省各项开支，把国家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如果迫不及待地废除新法，弄不好会使国家财力大丧，新法还会重新推行，将要误国误民。

毕仲游在信中说：“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钜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见当时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好的，各种钱财统一收归地方财政的话，可以用二十年，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国库封桩的钱更是充足丰富。

仅这几句话，就可以证明王安石变法在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毕仲游是保守派阵营里的人，他的话不就更能说明问题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是北宋乃至于两宋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不正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标志嘛！

再说后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所制定的一些新法虽然被司马光所废除，但几年后就被全部恢复。而有一些新法则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免役法就是如此。

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对于这一点有个精彩的比喻，先获我心，今原文引用之：“我认为，绝对不应把司马光的推翻新法，认为是新法的失败。正如一位建筑师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设计建造了大面积的庭院房舍，虽还未必可称之为美轮美奂，然而已可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之用，却不幸有仇人冤家突然到来，只为发泄其怨怒之气，便不问缘由，一律将其拆除推倒，这怎能算是建筑师设计与施工的失败呢？”

至于北宋由于新党执政而灭亡，那是因为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执政的缘故，与新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与王安石更没有丝毫的关系。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人制而不是法制，所以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人的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犹如很多人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备受欺凌的耻辱，归结为儒学误国，这是最大的荒谬之说。

南宋理宗表面推尊儒学，而那帮执政大臣多是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慝，诸如贾似道之流，全身都是欺骗的细胞，哪有一点儒家学者的基因？故中国的亡国时代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或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掌权，与学术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北宋之亡，亡于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