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后不久，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委员李大钊、中央局委员蔡和森、谭平山、中央局委员兼秘书毛泽东五人联名致信孙中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他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2)最近的北京危机……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您是四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李大钊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286页）

写信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是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者。陈独秀作为革命小团体岳王会的会长，在1911年担任过独立后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毛泽东在辛亥湖南起义时的新军中当过兵。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辛亥革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当时程潜先生就参加，他是师长”。（《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1956年，毛泽东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曾听过孙中山的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1922年8月底，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6日，指定陈独秀等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

1923年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10月，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与鲍罗廷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与鲍罗廷的力劝下，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会上，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事宜。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了该通讯处的筹建。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6名代表中，有23名是中共党员。李大钊作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大会选出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24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共产党员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名列候补委员（共17人）名单。谭平山、林伯渠还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共产党员冯菊坡担任了以廖仲恺为部长的工人部秘书。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部。

图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代表们步出会场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林伯渠是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时，林伯渠就“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林伯渠负责管理同盟会宣传品在湖南的秘密发行。1907年，林伯渠被派至东三省联络绿林，策动边疆革命；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召回湘，在新军与巡防队中做军运工作；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奉命回国，组织反袁斗争。林伯渠先后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1920年，林伯渠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参议，年底又离粤赴沪，找到了陈独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林伯渠一样，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也是同盟会老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1905年8月，时在日本留学的吴玉章参加了同盟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1906年以后，同盟会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吴玉章积极派人回国支援起义，并为起义者购买军火。他先后参与筹备1907年末创刊的《四川》杂志和1908年成立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共进会。1910年吴玉章去香港，参与黄兴直接指挥的广州起义，并为之到日本购运军火。同年保路风潮兴起后，吴玉章奉命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并在9月间宣布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11月下旬，又在内江发动起义，被选为内江军政府军政部长。吴玉章后到南京，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1913年，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8年吴玉章又参加了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广州军政府的工作。

董必武也是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经居觉生介绍谒见中山先生。孙中山在谈话中表示，“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董必武发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就和孙中山先生的事业是不可分离的，特别是铲除帝制，建立民国，非中山先生莫办”。（《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些曾经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以及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毛泽东、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吴玉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次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董必武经赵世炎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写信回川，取消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这种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轨迹，在1922年8月朱德与孙中山的谈话中表露无遗。1909年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先后参加云南辛亥重九起义、护国战争。1921年8月，已经是滇军旅长的朱德离开军队，次年从四川到了上海，8月间会见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要朱德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饷十万元。朱德婉言谢绝了，并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孙中山又向他建议，不如到美国留学。朱德诚恳地回答说：“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正是在德国柏林，朱德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1924年5月5日，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第一批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任兼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11月，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也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

孙中山的故乡邻居杨殷，1911年初，经孙眉介绍加入同盟会，奉命往来于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及南洋一带做交通联络工作。1914年，他在上海只身行刺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史郑汝成，将其炸伤。1917年，杨殷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兼孙中山的侍卫副官。杨殷于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底在上海龙华牺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16年，曾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贺龙在湖南打出了讨袁护国军的旗号。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尚未平息时，贺龙派周参谋晋见孙中山，表示愿意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同年12月，孙中山致函贺龙，称他“边徽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并表示“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逭。切望秣厉待时，共戡大难”。（《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9页）1923年11月，大元帅孙中山任命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长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开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

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守卫在宝璧舰上，全力护卫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同年冬，叶剑英到达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1923年11月中旬，他参与广州保卫战，击退陈炯明叛军主力。1927年7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叶剑英元帅撰文说：“特别怀念当年追随中山先生的日子。……中山先生在那个的时代里，能很快地接受了新的思想，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种不断前进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叶剑英：《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文汇报》1956年11月10日）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作者为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