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好剧，何时才能轮到我们呢？
Apple TV的新剧《弹子球游戏》讲述了一家从朝鲜半岛移民日本、美国的三代史诗。笔者碰巧曾在美国学习东亚历史，游历过日本和北朝鲜，对日韩之间几百年的恩怨纠葛很感兴趣。本篇中试着结合专业所学和亲身见闻，为这部新剧提供一些历史文化上的分析。
《弹子球游戏》的体裁是家族史诗，它以“在日朝鲜人“家族中的初代女族长（the first-generation matriarch)善慈的一生为线索——她生于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之后的朝鲜半岛，从未见过日本统治前的故乡。
在善慈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有关爱她的父母为她遮风挡雨，但随着日本在亚洲各地挑起战事，殖民政府对朝鲜半岛的经济盘剥也越来越重：殖民政府对朝鲜半岛实行土地调查，按土地调查结果苛征重税，导致许多朝鲜人流离失所。而善慈一家人在釜山经营的住宿店也仅能勉强糊口。
所以，当男主——有着日本养父、说着一口流利日语、只穿干净的白色西服的高汉水——出现在善慈眼前时，他不仅仅代表着女主对丰富多彩的外面世界的想象，也切切实实代表着一种长期生活在物质匮乏中殖民地二等民对丰衣足食、不受盘剥的美好生活幻想。
然而事实证明幻想也只能是幻想，高汉水辜负了善慈的情谊。心碎后，在生存的重压下，善慈选择随白神父远赴日本大阪谋求生计，成了60万“在日朝鲜人”中的一员。
在大阪，善慈生儿育女，努力经营小本生意，让孩子受到教育。她熬过了二战时期的物资匮乏，熬过了轰炸，熬过了战后日本将“在日朝鲜人“重新定义为外国人、致使生长于斯只会说日语的二代三代无法取得国籍、在求学工作中处处受制，熬过了朝鲜战争导致的无家可归，熬过亲人去世。
终于，双线并行的电视剧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善慈在时代困境中努力最终似乎是成功的。待到1989年时，她的孙儿所罗门已毕业于美国名校，讲母语一般的英语，就职于华尔街，俨然金融精英。
然而，经济宽裕也不能免于被歧视，作为恒久的异乡人，他们在日本和美国主流文化面临的排斥，各种因身份认同产生的危机和磨难，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原著同名小说的作者李明锦本身即是移民。她在十几岁随父母从首尔移居纽约，然后在随丈夫外派东京工作的过程中，留意到了战后日本庞大的“在日朝鲜人”群体，并为这一移民群体的历史苦难和遗留难题所打动。
在进行了几年的实地采访之后，集这六十万人的苦劳和眼泪写成了善慈这虚构的三代人。
李明锦想借这三代移民的跨国流动，拷问民族、语言、族群、国籍的固定边界。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民族语言？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族群的“自己人”？说出生地、语言、文化、族群，哪个（些）才是决定国籍和归属感的标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日韩都是高度同质性的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国籍、归属感高度重合，然而“在日朝鲜人“这一群体对此印象提出了挑战。
在电视剧中最先注意到的是语言——字幕一上来就表示，剧情将以日语和韩语两种语言进行。
初代善慈只会说韩语，移居大阪之后，家族第二代的日语说的和母语者一样好，到了第三代的所罗门，就成了以日语母语为主（他跟父亲和朋友只说日语），跟上司说的英语由于从小上国际学校说的很自然，只有在跟祖母说话时才会磕磕巴巴说几句口音很重的韩语。看起来似乎是一代代越来越能更好融入了。
然而语言上的归化，并不代表着归属感的提高——至少国籍上，“在日朝鲜人”不能获得日本公民籍。二战战败后，朝鲜不再是日本殖民地，意味着所有在日朝鲜人，不管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不论讲韩语讲日语，不论出生在釜山还是京都大阪，都成为了外国人，要每三年进行一次注册登记。
后来随着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半岛南北分裂，所有“在日朝鲜人”都要选择持有朝鲜国籍或者韩国国籍。这一选择直到八十年代都很困难，因为“在日朝鲜人”的整体感情倾向是北朝鲜，然而北朝鲜的护照并不利于海外旅行，而南韩发展程度在八十年代前一直落后于北朝鲜，深受军事独裁、政变、腐败的困扰，是二者中的后进生。
由于取得日本国籍很困难，“在日朝鲜人”至今都要面临国籍上的困境，著名足球运动员、日本出生日本长大的郑大世就是一例，他最早随父母入韩国籍，但仍选择多次为朝鲜出战，最后回了日本。可以说，在日朝鲜人是有三个祖国但仍没有祖国的漂流人。
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日本，成为外国人，意味着不得不忍受医疗、教育、就业等全方面、制度性的歧视。
许多日本出生的“在日朝鲜人”尽管一生和其他日本国民一样兢兢业业交着税，却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 日本高等院校不承认私立朝鲜民族学校的教育资格，但公立学校偏偏又限制外国人进入; 由于难以取得受认可的教育资质，“在日朝鲜人”
难以进入稳定的大企业就职，往往只能从事日本国民不愿意从事的“不光彩“工作。比如电视剧中善慈的儿子开的弹子球游戏厅，就是日本博彩行业的一种小类，这一行业80%由“在日朝鲜人“控制，是少数几个“在日朝鲜人“被允许占优势的行业。
然而，也正是由于“在日朝鲜人”群体往往从事缺乏社会声望的工作，日本人反而在这一“事实”中为自己的歧视找到了“正义“的由头——日本歧视朝鲜人并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而是朝鲜人自己懒惰、不上进、上不了好学校、做很差的工作，对社会稳定有威胁。
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社会的朝鲜人印象都和犯罪人士、博彩黑帮密不可分。制度歧视转化为文化歧视，文化歧视又反哺制度歧视，为制度歧视提供了看似正当的借口，形成完美的、自我强化的封闭循环。
这就像《弹子球游戏》标题的隐喻，弹子球游戏看起来是玩家通过操纵手柄来操纵输赢，但由于人工设定，结局在一开始就已偏向于输。按规则参与游戏并获得奖励，那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电视剧中，所罗门即便是爬到了VP的高位，所得到的来自日本人的傲慢评价，也不过是“对一个开博彩店的后代来说，干得很不错了。”
除了语言和国籍，日韩在文化上虽然相近（近到日本近代为了吞并半岛鼓吹“日韩同源论“），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可以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
电视剧中出现了很多善慈做饭的细节，比如年老的善慈做菜加葱，比如年轻的善慈切泡菜，这都指向了一个特点——在饮食文化中，朝鲜半岛更喜欢添加香辛料。对同样使用大蒜、葱、腌菜的中国人来说，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无论咸还是淡，辛还是甘，都只是不同的风味，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那时的日本人自命殖民统治者、亚洲中的欧洲人，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不同的即是劣等的。因此，李明锦原著中出现了对朝鲜人的饮食歧视，日本社会认为朝鲜菜重口，比“清淡“的日本菜低阶（当代日本社会对中华料理的态度也很类似，认为中华料理油腻，因而低阶，本质上是战后没有经过充分反思的日本社会面对异质文明时试图通过贬低他者来抬高自我的一种惯性），泡菜被认为是恶臭难闻，所罗门的父亲的上学时，被人叫“大蒜狗屎”。
这些细小的冒犯在现实中都自有其原型：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作家高史明曾经因为嘴里有大蒜的味道被日本同学嘲笑，因而苦求父亲不要再做朝鲜菜。而朝鲜出身的父亲也不能理解儿子夹缝人的处境，毕竟在父亲的认知里，朝鲜人，吃朝鲜菜，有什么错？（见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对于李明锦为何能以这样的激情和细心去写饮食文化差异带来的污名，我有一个小小的猜测——身为移民的李明锦在欧美社会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美国，每年三月是亚洲月（Asian Heritage Month)，这个月中许多亚洲移民会分享自己的经历。我曾听过两个女生的分享，一个是韩裔移民，一个是华裔移民，内容却都几乎差不多，是关于食物的：
韩裔移民小时候带自己最喜欢的咖喱盖浇饭去学校，结果被同学骂“臭不可闻”，只好回家告诉父母再也不要做咖喱盖浇饭，改带芝士三明治，她现在很遗憾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华裔女生的故事相反，她带了熏鱼午饭到学校，同学人人骂她臭，她不以为然，坚持带饭，以示对自己文化的骄傲。
两个故事结局不同，但信息是一样的：人对什么能成为食物、食物该有什么样风味，在很小的时候就凭借着有限的经验定型了; 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低劣的，就会受到排斥和歧视。
从那以后，在英语社交媒体中我看到了更多欧美移民家庭类似的饮食文化碰撞，仅仅因为自己的食材和风味不被主流文化所熟悉，就被污蔑为臭。
李明锦是80年代在耶鲁读书的婴儿潮一代人，她的时代，美国对于亚裔的歧视更严重。当时日本正值国力上升期，制造业向日本转移，美国人上下都是被日本取而代之的焦虑，认为日本人抢了美国人工作，仇恨亚裔的说辞基本和现在仇恨中国人的说辞相差无几（这也是电视剧里所罗门的老板 Tom不无忌惮地对所罗门说“日本准备超越美国了？“的背景）。
这样的种族仇恨终于在积累中爆发，1982年，我曾居住过的工业锈带区底特律，有几个白人工人将一名华裔Vincent Chen误认成日本人，将其残忍打死。由于对亚裔的歧视，几个白人施暴者被法庭轻轻放过，这样的不公引发了全美首次亚裔联合大游行。
生长于那样的时代，李明锦对于移民共同承受的命运应该是深有同感的。她或许感到遗憾，狭隘人性中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和下意识地贬低、厌恶，这一点不管是在自称包容开放的欧美，或者是自认封闭同质化的日本，都出乎意料而又令人无聊地一致。
许多观众认为，《弹子球游戏》对于日本系统性歧视朝鲜人的反映是民族主义的，是成为文化输出强国的韩国对于日本历史上侵略和殖民历史罪行向西方读者所做的控诉。
但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个过于强烈的字眼，这个控诉是民族的，但未必是民族主义的。李明锦从同为移民的视角写了异国他乡求生之难，拷问了国族、语言、归属感的边界，这些在其他社会的外来人和边缘人的体验中也都是共通的。
更重要的是，《弹子球游戏》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二战记忆的一个有益补充。二战后，由于冷战，美国为拉拢日本，在东京审判中对许多战犯轻轻放过，使得日本从未如德国纽伦堡审判那样清算纳粹历史问题，亚洲诸国的和解成为一道怎么也炒不熟的冷饭。
日本经济腾飞后，又凭借强大的软实力输出，把自己打造成无侵略性的“酷日本（cool Japan)”形象，在西方收获了一众好感。同时，西方对使用核武器的反思使得知识学界日渐将日本视为纯然的“受害者”，以减轻自己的道德负罪感。
几股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西方人开始更多地将日本视为战后自我改革而不再具有威胁的动漫之国，反而认为其他揪着历史问题不放的国家民众，是被民族主义洗脑、斤斤计较、被政治宣传和仇恨蒙蔽了双眼的愚民。
电视剧中所罗门的老板Tom就曾对日韩之间的仇恨表示不解：“人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呢？”
李明锦原著中，她也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就日本历史问题向西方听众申冤之难——所罗门的女朋友，一位韩裔美国人，在得知在日朝鲜人在日本受到的系统性歧视后，向自己的美国朋友抱怨，结果她的美国朋友要么就是表示不相信：“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要么就是表示她作为韩国人的后代充满了偏见：“好了！我知道你们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不好。”
仿佛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被殖民一方的错似的。
我相信很少有脑筋正常的美国人敢跟犹太人抱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历史？为什么不能原谅德国？”但他们却会这样随意评论亚洲被日本殖民诸国的历史记忆和情绪，因为亚洲对二战的历史记忆从来都不是西方关注的重点。
我个人非常理解李明锦的沮丧感，西方对于二战中国的历史遭遇要等到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书籍出版后才有所起色。这也还只是学术界，在大众情绪中，日本人依然是亚洲诸国中最受尊敬的人群。
笔者在上学时曾参加过日本研究协会组织的毛笔字抄《心经》活动，坐在我旁边的老白男一开始认为我是日本人，对我态度友好，在我表明中国人的身份后便立马翻了脸。问东问西，问一些刻板印象的问题。
笔者感到非常沮丧，抄经活动无法继续，只好怼了他一顿自己离开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作为文化输出强国的崛起是对日本视角的一个有益补充，《弹子球游戏》如实地向英语主流观众呈现出了日本殖民统治和二战给亚洲国家和亚裔移民带来的伤痕，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二战历史记忆的拮抗。
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韩国的声音进入英文媒体主流，不禁要期盼，什么时候轮到中国呢？
后记
笔者在阅读李明锦原著之余，问了早稻田学国际关系的同桌，现代日本人对于“在日朝鲜人“的态度。现代日本人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人群感到过抱歉吗？
“当然了，还是很抱歉的。”同桌说。她想了想又补充道。“至少是在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