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联系人：宋庆龄与中共高层的“桥梁”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随后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知情。1931年，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发生，共产国际为营救这位远东局负责人多方设法，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从中斡旋。这样，宋庆龄与中共不可避免地直接接触。直到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对宋庆龄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有所了解。1932年，宋庆龄与中共开始秘密联系，由董健吾13岁的女儿担任地下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之间传递信件，直到1936年。1933年，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而中共无法出面营救。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专程赶到南京，开展营救活动。她巧借视察监狱之际，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陈赓等人与党组织的联系。经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向国民党交涉，廖承志得以释放。后宋庆龄秘密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宋庆龄让廖承志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宋庆龄再转交中共。
其后，宋庆龄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活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公布、恢复地下党组织电台工作并保持同中共中央的及时联系、提供人才和经费、国共二次合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多方面与中共都有程度不同的成功合作，逐渐进入更为亲密的新时期。宋庆龄也越来越觉得需要有专门联系人，在她与中共高层之间第一时间进行协商。从1936年到解放初期，先后有李云、廖梦醒、俞志英、顾锦心等四人承担起这个重任。
宋庆龄与“保盟”人员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保盟”于11月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派人前往取得联系。1947年初，同情中共的倪斐君得知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把黑名单透露给廖梦醒，后者立即把情报送到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廖梦醒也被注意。一天宋庆龄告诉她：“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周恩来后迅速转移，宋庆龄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帮忙购买船票，把她送到香港。当然，廖梦醒赴港还另有目的，即通过为母亲何香凝祝寿之际，为到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提供联络机会。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奉中共中央之命，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偕廖梦醒等人抵达上海。经廖梦醒两次先行交谈，宋庆龄终于高兴地向邓颖超明确表示同意北上，廖梦醒再次起到联系人的关键作用。
“保盟”《新闻通讯》英文版
作者：徐锋华
编辑：王富聪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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