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中的一处细节，戳中宋朝残酷真相

近日，由刘亦菲、陈晓等人主演的《梦华录》再次掀起了追剧热潮。不少观众追剧伊始，本是冲着古偶剧的招牌，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们渐渐发现，整部剧的看点并不仅仅是刘亦菲的颜，剧中的历史知识与宝藏细节，同样可圈可点。

比如整部剧开篇时出现的钱塘县令郑青田私开海禁，放南洋番商到杭州市舶，还想方设法钻市舶税的空子谋取暴利的桥段，就让许多观众在品味精彩细节之余，也不禁好奇地想：剧中出现的市舶司，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01从丝绸之路到海上贸易

如果我们有机会从空中鸟瞰宋朝的海疆，就会发现北起胶州湾，南到广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处处散布着宋朝商人与外国友人开展外贸的港口，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

这里出现的“市舶”，其实就是商业性质的海外贸易。宋朝时期，江南地区河港、海港众多，海外贸易十分发达，为朝廷提供了丰厚的商税收入。

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赵匡胤在开宝四年成立了广州市舶司，也就是最早的海关机构，其职能包括检查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发放通商许可证及完税证明，以及查禁走私及违禁品，维修港口设施等。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宋朝之前，丝绸之路早已架起了对外贸易的桥梁，为何宋朝人放在现成的陆运不用，转而发展海上贸易呢？

其实，大宋发展海上贸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唐代安史之乱后，西北的游牧民族频频骚扰边境，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对中原与中亚、中东等地区的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干扰。

北宋时期，西北的“地头蛇”变成了西夏和回鹘。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兜里没钱，手里没粮，便去打劫往来客商，一来二去，商人们闻之色变，纷纷放弃了陆上对外贸易这项业务。

然而，商人们可以不要陆运业务，但北宋王朝不能没有财税来源啊。为了发展商业扩宽税基，大宋王朝只得转而发展起海上对外贸易。赵匡胤设立广州市舶司后，北宋历代帝王又陆陆续续在杭州、泉州、明州、温州等8个城市相继设立市舶司，一些县级、小镇港口则设立市舶务或者市舶场。

一开始，这些市舶司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由“州郡兼领”，也就是地方官员兼职市舶使。宋神宗时期，朝廷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出台了《市舶司法》，将原本由地方领导人兼任的市舶使，改由“专委官”的运转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市舶司也就此脱离地方机构自立门户。

宋徽宗时期，朝廷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日益突出，财政压力不断增大。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宋徽宗高调推出“专置提举制”，将市舶司改组为提举市舶司，并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由朝廷派专人直接管辖，从而增强朝廷对海外贸易活动的控制和管理。

02唯有开放，方能富国

在大宋王朝的一番操作下，市舶司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很快凸显出来。雍熙四年，宋廷派出官方采购团，前往海外市场疯狂采购，一下子让各国商人都记住了大宋这位大买家，算是给宋朝的海外贸易做足了广告。

广告效应下，各国商贾纷纷赶来大宋做生意。这时，大宋王朝又指示地方官员在外商聚集的居住区设立“蕃坊”，由朝廷选取德高望重的外商担任蕃长，协助朝廷管理外贸事务，并授予相应的官衔。

与此同时，大宋王朝还贴心的设立了“蕃学”，专供外商子弟就读。若是外商要离开中原，市舶司则会在外国商船离港时，举办宴会为外商送行。

更让外商们交口称赞的，还有大宋王朝对外商合法权益的保护。宋朝法律规定，外商如果遇到市舶司相关人员或是地方官员强买舶货，有权越级上告；若是经商途中遇到风浪漂流到中国沿海，宋朝政府不但二话不说提供援助，还友情提供食宿及离港的便利条件。

种种举措，让大宋的海外生意越做越大。宋朝的贸易伙伴一度超过了六十个国家，进出口货物种类达410种以上，进出口额与财政总收入之比达到了惊人的一比五。

这其中，单是瓷器一种货品的出口量，就造就了宋朝海船经过之处，随处可见瓷器的惊人效果。据相关学者估算，仅宋代的广州路一带，每年瓷器产量就超过一亿件，其中绝大多数用于出口。

出土的宋代瓷器文物（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庞大的海外贸易，简直就是大宋王朝的“赚钱利器”。而海外贸易的广阔市场前景，也让大宋民间掀起了一股出国经商的热潮，比如大才子苏东坡就曾靠着海上贸易，将东南亚的苏木转运到四川，体验了一把“下海经商”的快乐。

无独有偶，杭州僧人净源，也曾跟着海外经商的大军出国摆摊，还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宋代知名海商。

民间百姓靠着海上贸易发家致富的同时，宋朝政府也凭借着海上贸易获得了数不尽的财富。据史料记载，仅宋仁宗皇祐元年，宋廷岁入折合成铜钱，高达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五万贯（包括了粮食、丝绸、布、牛羊等各种物资），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则超过八十万两。

朝廷的巨额收入，离不了市舶司的功劳。根据宋代的规定，市舶司负责征收外国商船来华经商的税费。这笔费用在宋太宗时期原本是20%的税率，后来宋朝搞了次减费降税，将税率降到了十分之一甚至十五分之一，而且出口不征税。

不过，若是对外贸易中遇到某些名贵物品，原本开放的商业环境就会立刻在行政指令的干预下，变成大宋王朝全面垄断市场。比如大宋王朝就曾专门规定，玳瑁、珊瑚、玛瑙、紫矿等珍贵进口物，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购买，民间不得私自交易。

而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的大宋官方，则会将这些利润较高的稀罕货拿到一个叫做“榷易院”的地方，再高价卖给汴梁或者临安的有钱人，以便获得可观的利润。

市舶税及销售海外名贵物品带来的利润，撑起了大宋王朝摇摇欲坠的财政。宋仁宗时，宋廷每年市舶的收入就达到了约50万贯左右，而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仅广州市舶司变现的关税，每年就高达110万贯，各市舶司收入总和约占当时朝廷财政收入的4%至5%，以致连《宋史》里都留下了“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的记载 。

03繁华背后的残酷真相

宋朝繁华的对外贸易，让一代代后人为之惊叹，惊叹之后却也捎带不解：赚了这么多钱的大宋，为何还一直这么弱呢？

这问题，同样可以从“大宋外贸赚钱”这事儿来看。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宋生产发达，造船业强大，“大宋制造”对于各国来说，都是绝对的刚需。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价格优势明显，贸易利润极大。看上去应该很赚钱。

但实际贸易过程中，这利润就缩水了。当时大宋的进口货物，主要是原料性商品，比如香料、香药和象牙、珍珠等奢侈品。出口多是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所以大宋的外贸收入里，如金银铜等贵金属“硬通货”极少，相反为了获得香料等物资，宋朝都需要用铜钱支付，自家的铜钱反而外流不少。

所以，虽然账面的利润，宋朝很赚钱，但铜钱外流的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毕竟外贸利润巨大，铜钱外流的损失完全能够弥补。可后来很多“聪明人”发现商机了：宋朝铜钱做工精美信誉度高，反而成了“国际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宝货。做啥贸易都不如走私铜钱“来钱快”啊。外加后来宋朝机构臃肿，腐败程度越来越厉害，走私的空子也就越来愈大，“铜钱走私”也就日益猖狂。

比如在南宋理宗年间，来自日本太政大臣家的“海商”，凭着轻车熟路的走私操作，在台州、温州等地大搞铜钱交易，一夜之间竟叫整个台州城里“忽绝无一文小钱在日行用”。而在宋朝同时期的日本，宋朝铜钱一度就是日本的法定货币。上世纪末日本一份考古报告告诉我们，日本各地目前已经出土了四十六万枚宋朝铜钱，占日本已出土古钱币的百分之八十。可想而知，单一个日本，就靠非法手段“顺”走大宋多少铜钱。

所以，当很多后人惊叹宋朝“大赚”时，从北宋中期起，宋朝就陷入了严重的“钱荒”问题，“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当一个王朝的管理体制腐烂了，效率拉胯了，再繁荣的贸易也换不来钱。

而且更需要后人明白的是，宋朝发达的海外贸易，到了南宋末世的时候，其实已经急剧衰退。要知道，发达的贸易，首先建立在强大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宋高宗一直为“海外贸易”得意。但就是从“宋金和平”起，南宋一面承受着金人酷烈的盘剥，一面满足于上层花天酒地的生活，结果就是南宋各产业急剧衰退。

比如宋朝的荆南地区，南宋年间的粮食赋税，竟只有北宋年间的七分之一。以丝绸业著称的淮南路，南宋年间的丝绸产量，竟不到北宋年间的百分之一。这样的南宋，还有“本钱”发展外贸？我们在教科书里熟悉的泉州、广州等外贸口岸，在南宋中后期都是日益萧条。以泉州为例，宋宁宗年间的外贸收入，只有南宋初期的十分之一，却已经是多年后宋理宗年间的两倍多！

与这段历史比起来，《梦华录》里的“外贸大案”，真实小事。当我们惊叹南宋繁华的航海时代时，不该忘的，也有这看上去有些残酷，却发人深思的教训。

参考资料：高莹《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杨基宁《宋太宗的一笔“败家投资”，让大宋赚足全世界的钱》、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

《梦华录》中的一处细节，戳中宋朝残酷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