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其现代思考

北方经济开始下滑始于东汉末年。自东汉末年至三国初立，由于各军事集团对中原的争夺，使得关洛地区遭到严重破坏。《魏书》载，东汉末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羸。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战乱使得中原地区呈现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继之而起的西晋出现“八王之乱”，导致“海内大乱”，其中尤以中原为甚。战争带来的是“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此后，十六国纷争、政权更迭更是让北方经济雪上加霜。由于十六国统治者肆意杀戮无辜、破坏农田和村庄、断绝商路，加之天灾频繁，使得北方经济难以恢复并持续下降。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如北魏孝文帝对随着拓跋氏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在此基础上又推行均田制，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的景象。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在南北对峙和北方政权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北方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南方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北方有较大的不同。自东汉末孙吴政权至南朝，南方一直处于政局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条件也比较安定，经济得到比较大程度的发展。南朝时，南方以荆、扬二州最为繁荣，这二州“民户繁育，将囊时一矣。地广野丰，民竞本业，一岁成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樟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南方显然处于更适合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这为之后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必要条件。

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良好基础，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北方的战乱频仍给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如唐中期“安史之乱”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为躲避战火，大批百姓背井离乡向南迁移，北方民生凋敝的同时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安史之乱”后，由于河北全部、河南大部等皆为藩镇所割据，经济难以恢复。

这一时期，南方凭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快速发展。南北方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唐宪宗时期政府财赋缴纳的数量来看当时南北经济的发展情况。《资治通鉴·元和二年》有一段记载：“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这段记载大致勾勒出唐中期以后政府赋税缴纳的变化。由此可见，“安史之乱”以后，南方逐渐成为唐王朝的财赋倚重之地。对此，北方人韩愈也认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唐代中后期南北方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态势。

五代时期，北方长期处于混乱之中，战事频繁、政局动荡、社会失序、百姓流离，经济再一次遭受重大打击。此时的南方，战事较少，社会环境较为稳定，这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加之战乱导致的北民南迁，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最快的东南吴越十二州，“下令以境内田亩荒芜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杭州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富庶城市，史载“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盛概也”。

学界一般认为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时期，确切地说，北宋末年至南宋前中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靖康之乱”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不仅为南方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此外，为应付连年增长的财政、军事需求，南宋朝廷极为重视南方的经济发展，推行一系列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一时期，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巨大发展，全面超越北方。从文献记载可知，南宋时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于浙江、福建、江西和四川等地。《宋史》载，“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其所指的“东南”就是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区域，四川地区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宋代该地区又远离战事，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农业发展

北宋统一江南之初，便在南方实行奖励垦耕政策，通过采用减免赋役、发放各种借贷、将垦耕成绩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南方耕田面积迅速扩大。据记载，宋神宗时全国耕田面积为461.65万顷，而东南九路合计295.3578万顷，占全国总数的64%。由此可知，此时南方的耕田面积已远超北方。除了耕田面积得到显著增加外，农业单位亩产量也有提高，当时全国单位亩产量最高的是两浙路地区，尤其是苏州，普通年成可达每亩三石，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两石。

北宋南方农业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人口的激增。以江西为例，北方移民以及人口的自然繁衍使宋代江西人口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崇宁年间，江西人数达445.9547万人，是唐天宝元年（742年）的两倍多。两宋时期，江西人口数量一直居江南各路前列。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增加意味着需求增加，有需求就必然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南宋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北宋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田面积的增加，二是单位亩产量有了更大的提高。水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垦田数量日益增加，主要有圩田、葑田、山田、涂田和沙田等。当时江西、浙江、福建和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梯，远引溪谷水灌溉”。范成大的诗“小舟撑取葑田归”描述便是平江府（今苏州）农民种植葑田的情形。宋代，沙田在浙西、淮东和江西等地极为寻常。据记载，南宋孝宗时，这三路共开垦沙田280多万亩。南宋时，由于水稻品种的优化和耕种技术的提高，单位亩产量比北宋有了明显提高。高宗时，浙江明州地区单位亩产量高达六七石，创造宋代单位亩产量的最高纪录，比北宋时产量最高的苏州还多出一倍。

商业发展

两宋时期南方商业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商业的繁荣使得经商之人迅速“富贵”起来，经商变成社会“热潮”，社会各阶层纷纷卷入商业浪潮之中。史载“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纴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就连官宦之家也不能免俗，“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代商业的繁荣使商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以江西为例，太宗至道年间商业税收为年400万贯，真宗景德年间为450万贯，天禧末年为800万贯，仁宗庆历年间增加至1975万贯。南宋时，商业税收成为朝廷的主要依仗。南宋绍兴、乾道之际，仅茶盐榷货一项就占总税收的49%，非农业税收占79%；南宋淳熙、绍熙之后，茶盐榷货所占比重增加至56%，非农业税收高达84.7%。商业税收的快速增加表明宋代南方商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宋·苏汉臣《货郎图》（局部）

手工业发展

宋代南方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以四川地区蚕桑丝织业为例，两宋时期四川是桑蚕丝织业的三大生产中心之一，以产量多、品质优闻名于世。四川丝织品除供应市场外，还上贡皇室，如北宋后期四川一年上贡的绢、绸就有117.5315万匹，占全国总量的17.9%，绵367.4208万两，占全国的26.8%。同时，四川丝织品还供应西北边防地区，史载“成都岁市布织缣数千万以给秦、陇军用”，陕西和河东两路，“军装绸绢绵，皆出益、梓、利州”，依赖于四川的供应。

同时，商业也是促进手工业技术改良的重要动力。以江西制瓷业为例，两宋时期江西制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景德镇窑、赣州七里窑和吉州窑等著名瓷窑。其中以景德镇窑最为著名，时人称：“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代表了宋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其“尤光致茂美”受到达官贵人的称赞，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名品。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历程，影响经济重心迁移的因素既有社会历史的发展因素，又有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也有政治环境的客观影响，还有当政者的主观行为等。梳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对我们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镜鉴作用。

南宋纸币

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在北方战乱而南方相对安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北方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的现象，这种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南方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较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以古鉴今，我们认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当前，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更应懂得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决策正确是经济发展的保障

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两宋南北历史发展脉络可知，南方政权统治者较为重视发展经济，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如刘宋的刘裕，采取了奖励耕织、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安抚流民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宋史》记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宋朝廷还积极采取措施招抚流民复耕。在这个历史时期，南方政权统治者重视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以推动南方经济持续发展。

学习研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需要有正确的决策予以保障。近年来，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利好政策，如2020年2月18日，财政部出台阶段性减费政策，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保5个月，同时对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等等。

曲辕犁

人才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支撑

人才与技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时期南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才和技术的支撑。如魏晋南北朝时，黄河中下游农业区为了抵御干旱，逐渐确立了“耕-耙-耱”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体系，这个技术在北民南迁时带到了南方。隋唐五代时出现了适应江南水田耕作的曲辕犁，其犁坪“进之则箭下，入地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地也浅”，适应深耕和浅耕两种需要，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耕具。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耕作技术传到南方，促进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江南地区普遍实行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五次人口大迁徙，北方人民流离南下，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高端人才。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的《梦溪笔谈》，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也成书于这一时期。

回望历史，立足当前，我们深知，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其本质就是人才创新与技术创新，发展越往前，人才与技术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越重要。

（作者邹锦良系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晓鹏系南昌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作者：邹锦良 杨晓鹏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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