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在澳门
1937年12月，史良与澳门妇女慰劳会成员合影。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拘捕救国会七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时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底，七君子被释放。11月底，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著名律师史良由上海赴香港。她与在港的郭沫若、章乃器等人，多次应邀为香港各界人士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反响热烈。澳门各界闻讯，即派员赴港邀史良、郭沫若、章乃器莅澳演讲，指导抗日救亡工作。12月18日，史良离港赴澳，郭沫若、章乃器因事未能成行。
12月18日上午，史良由港乘船抵达澳门。澳门各社团代表在码头迎候，史良抵达澳门后，由澳门中华总商会代主席徐伟卿在东亚酒店予以招待。是日下午，各社团代表前往与史良晤谈。晚上七点半，全澳文化界举行座谈会，恭请史良莅会指导，参加者200多人。史良以“如何动员民众”为题进行了演讲，详细论述中国抗战必胜的理由，以及全民动员对于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演讲和讨论至深夜11时许始散。
12月19日12时许，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各界救灾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澳门报界记者联合会、同善堂、镜湖医院、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中央国医馆澳门分馆等九大团体召开欢迎史良大会，并请史良演讲抗日救国问题。是日，莅会者除各团体代表外，各界来宾达400余人。徐伟卿致欢迎辞后，史良即席发表演说，由濠江中学教师区梦觉翻译成粤语。史良在演讲中，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形势，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虽“微有失利”，但不影响整个抗战大局。其次批驳主张对日本妥协者，斥之为“丧心病狂”“为促进我国灭亡之先导”。最后阐述后方民众应如何协助政府，发动总动员，肃清汉奸，与敌人经济绝交，“则将来最后胜利，终归于我”。史良演讲完毕，澳门中华教育会常务理事兼总务梁彦明起立致谢。继而茶会、摄影而散。
尽管澳门远离战火，但濠江妇女的爱国热情不甘人后，热切期盼能一睹“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全国女界救亡领袖之风采，并希望得到史良对澳门妇女抗日救亡赈灾运动的指导。当时澳门三大妇女团体分别是澳门妇女慰劳会、澳门妇女后援会、澳门妇女互助社。澳门妇女慰劳会，成立于1937年10月，是澳门上层妇女的救亡组织，会员300多人。香港《大公报》有文章称之为“澳门妇女团体的先锋”。该会与香港妇女慰劳会一样，会员多为贵妇名媛。由澳门富商毕侣俭夫人莫翰声担任主席，主要成员有张瑞英、崔瑞琛、徐焕容、杨惠馨、廖奉灵等25人。会址设在板樟堂街5号。该会主要以筹集款物支持内地抗日和赈济因战争由内地流落澳门的难民为主。澳门妇女后援会，成立于1937年8月，会员80多人，以学生为主，抗日救亡工作偏重于募捐。澳门妇女互助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曾枝西等人发起，初期组织很不健全。1937年9月改组后，组织比较健全，会员有70多人，以女教师、女学生、女工和极少数家庭妇女为主。该会致力抗日救亡工作，并注重唤醒、教育下层妇女群众，如举办女工识字班、座谈会、下乡宣传、救助妓女等，出版周刊《妇女呼声》。
12月20日，澳门妇女慰劳会、妇女后援会、妇女互助社三大妇女团体联合举行欢迎史良大会，史良与会发表题为“抗战与妇女”的专题演讲，说明抗日救亡的责任男女各半，妇女群众应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中国抗日战争，如果没有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史良在澳门的活动，推动了澳门妇女界的大团结、大联合。《妇女生活》刊文指出，“史先生这次到澳门，使那里的气像尤其是妇女界顿时的奋发了起来，以前虽也有各种妇女团体，都是各立门户，因此也产生不出多大的工作来，这次由于史先生的一行，使各种团体都集合起来了，不管是女学生的，女公务员的一一统统都凝做了一团，成了一个坚强而有力的组织，在史先生的恳切的指导之下，各种工作也都积极地发展开来了，使整个的沉沉的澳门燃起了猛烈的救亡的火炬”。史良离开澳门的第三天，三大妇女团体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妇女团体大联合有关问题。由于三大妇女团体意见不统一，澳门妇女大联合虽然没有实现，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澳门妇女统一战线基础的扩大和加强。史良访澳，客观上推动了澳门妇女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澳门妇女慰劳会号召太太们募捐劳军，成绩显著。该会部分募捐提供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香港《大公报》多次做过报道。
1938年9月17日《大公报》以“澳门慰劳将士”为题予以报道：“本澳妇女慰劳会，于去月十二日演剧筹款，共得银毫九百七十余元，经该会议决，购买品物慰劳第八路军前线将士。兹查共购得毛巾五百打，已装箱于前晚由瑞泰轮义务运寄香港中国妇女慰劳会转送八路军。”1938年11月20日《大公报》以“澳门募衣慰劳”为题予以报道：“侨澳中国妇女慰劳会缝制棉衣，工作异常忙碌，现已缝得八百件，决托香港妇女慰劳会寄与八路军及新四军两部队壮士。协和女子中学学生缝得约三百，亦交与该会一并付寄，合共一千一百余件，即于最短期内运港。”1938年11月30日，《大公报》以“澳门寄赠棉衣”为题予以报道：“侨澳中国妇女慰劳会于26日将缝制棉衣五百件，托由泉州轮寄香港慰劳会，代寄第八路军及新四军，分赠前线杀敌将士。”
史良十分重视动员澳门青年参加抗日救亡。1937年10月，徐伟卿、梁彦明、毕侣俭、高伯英、柯麟等人发起组织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由徐伟卿任团长，柯麟为训练部部长。从11月9日起，该团连续六周在镜湖医院训练第一期救护人才，参加培训的有200多人，学习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有急救法、消毒法、绷带用法、运输伤病者法、避弹法、军用毒气防御法、急救法、防空常识、看护学等。术科主要有担架术、步法、绷带实习。学员不分性别，凡在16岁以上，有普通中文程度者，皆可报名参加，第一期学员有200余人。1937年12月，史良在澳期间，适逢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举办救护训练班，她便应邀到救护班作题为“抗战期中青年的任务”的演讲。她指出，自卢沟桥事变迄今已5个月，在这5个月中，我们得到许多教训。第一，“敌人的魔手一天天抓紧我们，由华北而华中，并企图华南，于是激起中国空前未有的觉悟和团结”，日军凶猛的侵略，“反是我们抗战胜利有利的条件”。第二，“自我们团结抗战后，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同情，就是给国际上一种信念，中华民族有抵抗精神，有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的”。第三，敌人武器优于我们，不是我们失败的主因。主因一是没有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反被敌人欺骗利诱走上汉奸道路，破坏抗战；二是不应该采取正面阵地战，应该组织民众和军队配合起来，运用游击战，在敌人的前后左右给它予以袭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等。第四，政府机关仍存在着亲日派、妥协派，同时还有官僚政客害怕民众，不敢放手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第五，坚持持久抗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军事上我们虽有一时失败，但在消耗战的意义上我们是成功的，短时间消耗了敌人很多军队、钱财，如果我们长期抵抗下去，敌人必然失败，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在阐明五条“教训”后，史良强调，参加救护班的青年都是“有智识、有学问的青年”，都是抱着牺牲精神为国出力的，应从三个方面去开展工作：一是唤醒一般青年，因为他们“不了解抗战的意义和前途”“我们要使他们知道个人的自由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密切关系，只有民族解放个人才有出路”。二是用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来说服一部分青年放弃个人利益和主观立场，“拿出实力帮助抗战”。三是发动群众。仍有不少人害怕民众，不敢开放民众运动，甚至摧残民众救亡运动。她勉励救护班的青年，学好救护技术，投身抗日救亡，“为国家民族出力，求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作者单位：香港中联办广东联络部）
《团结报》文史周刊七版5月26日刊登此文
作者：彭建新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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