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1949年上海工商界

开局良好，又再接再厉。6月21日，周恩来、陈云、李维汉在北平宴请即将赴沪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建议他们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封锁和破坏活动。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十四人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给华东局电》，要求华东局、上海市委将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14人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同日，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70余人到达上海，开始参加华东局统战会议，商讨粮食、劳资、就业、公用事业等问题，并积极贡献力量，为接管上海和发展生产出力。聂凤智忆述：“上海是我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陈毅高瞻远瞩，战斗的炮声还没有停下来，他就提醒我们做好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准备。到了6月，陈老总先后邀请上海的爱国资本家和知名人士座谈。他们对发展生产，疏浚河道，发展水利，恢复交通和如何学习改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7月下旬，受中共中央委派，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赴上海就解决恢复生产等全国财经问题进行调研。8月17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一事，致电陈云及华东局：“据陈叔通来谈，你在上海并未公开有关财经问题，尚未与民族工商业家会谈，不知实情是否如此。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在他们所提意见中，如有显而易见的对美幻想、畏惧封锁及反对土改等等，必须当场予以教育，批判其错误观点及错误想法，如确有好的或不完全好的建议及批评，我们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页。）

遵照中央指示，8月19至23日，陈云与饶漱石、陈毅分头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海产业界代表座谈会、上海机器工业代表座谈会、上海银钱业代表座谈会以及上海纺织业、卷烟业、化工业及西药业代表座谈会，如实通报财经困难状况，虚心征求对发行公债等对策的意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其间，陈云8月20日在中国银行大会场作报告，指出上海的困难虽大，但不应悲观，要看到市场的远景是空前广大的，对主要产业的主要部分，要公私协力加以维持。8月25日，陈云在上海拜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向张元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张元济深受感动，后来改变了不再从政的想法，应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充分肯定上述统战工作，9月3日，他致电饶漱石，指示：“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577页。）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指导下，上海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在工业领域，上海解放后的第五天，人民政府就开始对私营工厂进行收购产品和加工订货工作，使300多家私营工厂在解放后十天内，就从极度困难中逐步恢复了生产。为了帮助私营企业进一步摆脱困境、迅速恢复生产，人民政府当时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配售原料，如当时配售给丝织业的大量厂丝，其售价只及实际成本的四分之一；配售给棉纺业的棉花（当时采用以棉易纱的办法）一般也比市价低廉。截至1949年底，在轻、纺工业方面，占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纺织印染厂，三分之一以上的绸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粉厂，以及一部分造纸、水泥、橡胶、肥皂、火柴、毛纺、内衣织造等工厂，都受到国家收购产品、加工订货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助。在机器工业中，不仅大型工厂得到加工订货，那些同大厂协作、为他们制造零部件的小厂局面也随之有了好转。在资金周转方面，从事正当经营的私营企业也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到1949年底，国家银行对上海私营企业的放款已占其全部放款总额的76.3%；在国家银行组织和推动下，上海整个金融业对私营企业的放款也占全市放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扶助下，上海民族工业很快摆脱了解放前夕停厂倒闭、奄奄一息的境况，逐步恢复好转。据1949年12月对全市68个主要工业行业的调查，在10078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已达61.7%，其中有些重要行业的工厂开工户数已占全业总户数的80%以上（如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棉纺织工业等），有的甚至达到100%（如造船、碾米、医疗器械工业等）。到1949年底，私营棉纺工业的纱锭运转率已达83%，产量较同年6月份增加34%。其他轻、纺工业的产量在同期内也都有增加，如毛纱产量增加59.5%，卷烟增加84.6%，火柴增加80.1%。水泥工业的产量，增加了将近17倍。全市工业用电量，如以1949年5月为100，到12月则已增至180.6。（集体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82—83页。）短短半年时间，上海民族工业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令人惊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的伟大力量。作为亲历者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由衷感佩：“我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可是在旧社会，我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一扫而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25页。）

上述史实即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和巨大感召力，广泛团结上海工商界爱国进步人士，同心协力迅速实现上海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力地推进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壮大，足以彪炳史册，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