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爱国精神践行社会责任——张謇精神的现代启迪

张謇出身寒门，青年时代力图通过科举道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1894年，张謇中状元以后，他本来应该沿着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路走下去，步入官场政坛，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事实上，张謇也通过努力成为绅士名流、立宪派首领，甚至登上清朝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高位。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本来可以通过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府权力而大展宏图，然而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政府的软弱无能、官场的昏聩腐败，不仅令他的许多建议、方案不被当局者采纳，身居高位的他也无法实施救国救民、兴业强国的计划和方案。

在对现实政治极度失望后，张謇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家乡。“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他辞去了官位，回到家乡履行一个绅士所应拥有的乡土责任，把他的爱国情感落实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为。

张謇从士大夫向企业家的转型并非今人谈论的“官员下海”“教授经商”那么简单。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社会阶层“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社会地位始终被压制。同时，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允许作为道德象征的士人投身商场。所以，张謇的转型是冒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的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舍身喂虎”“一意孤行”。

张謇的下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弱点，而崇尚“实干兴邦”的新理念。“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有务实、开拓、实干的个性特征，具备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潜质。

大生纱厂

和近代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张謇的救国理想和实践方案是着眼于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思考和提出的。归纳起来，在政治上，张謇曾经向往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很快顺应历史潮流，支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经济上，力图改变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提出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商业的方案；文化上，张謇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普及现代教育的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所有这些不能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不用通过政府权力来实现时，他便在家乡，以状元的身份、名流的地位来号召、来推动，他领导了南通人民，开始了“地方自治”实践。所谓“地方自治”就是全面开展社会建设的代名词。

张謇把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家乡的内容归纳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主要方面，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儒家文化中的进步成分：民本思想。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南通开始兴办实业，筹建大生纱厂，纱厂的定名来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说，他之所以办厂就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他后来兴办的许多企业都用了“生”字。在当时国家贫困、社会残破、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解决民生问题尤为迫切。同时，张謇出身于农民家庭，对社会底层民生疾苦有更深切地体会。因此，他发展实业，实施“棉铁主义、棉尤宜先”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的方略，是着眼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劳动力，实施沿海垦殖，将工业与本地传统产业土布业、植棉业相结合，力图实现资源、要素的集约综合利用，计划构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实施“内生型”“在地化”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达到“利用厚生”的目的，利用本地资源把民生做厚实。可以说，张謇的民本思想和乡土责任，是他确立南通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关注的也是基本民生问题。张謇关注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例如，他对南通小学的布局规划是根据人口地域分布来提出的。张謇在南通开展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的是从构建基层社会保障体系来着手，他设立了一大批救助、优待和抚恤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特别强调“养教结合”，重视被救助者的生存技能培养，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张謇领导乡绅、企业家们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的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履行着许多本应政府来实施的职能，这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是一个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它可以有效排除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迅速集中起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大规模建设，使南通在短期内就实现了一次惊世崛起。

更俗剧场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形，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是用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来实施的。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为此提供了大量捐助，甚至于负债，他长期登报卖字来获取慈善经费。在张謇的事业发展之时，他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是一种让今人难以理解的俭朴，他秉持节俭、任劳的美德直至终生。张謇常说要“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追求。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张謇才成就了常人所难以匹敌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建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拥有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37家企业集团；沿海地区建立了20家的盐垦公司，形成了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同时，形成了由400多所各类学校，一大批文化、公益、慈善设施构成的地方文教与社会保障体系。南通由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迅速变成了一个近代化的新兴城市。

在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南通一度呈现国内罕见的安定的社会局面。中外人士留下过无数赞美之语：梁启超认为南通是“全国第一个公认的先进城市”，美国哲学家杜威称南通是“中国教育之源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理想的文化城市”等等。南通的“地方自治”不仅造福于南通人民，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可贵探索，并奠定了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地位。

回顾张謇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张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突破传统的身份评价标准、阶层限制，实现从士大夫到企业家的跨越；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自强不息、艰苦实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发展实业公益，造福乡里，改变了社会对知识分子“清谈误国”的负面形象；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企业发展方略才能更好地与乡土民生、地方资源很好地结合，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间产生出强大的联进效应，带动乡民共同富裕；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从乡土着手，从民生入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南通地情的区域发展道路，并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民盟南通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