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一路上他留下的都是笑声

2022年6月24日下午，突然在“思之先生九秩华诞”群里出现一个哭泣的表情，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中一惊，难道思之先生走了？我赶紧跟孙国栋兄联系，他确认先生刚刚离世。这个群是先生九十岁时建的，一直没有解散，但平时不大有消息。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在北京的一个餐馆，我参与策划的《中学人文读本》刚刚问世，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的长者就有张思之、戴煌、邵燕祥、蓝英年、何家栋、梁从诫等先生。中饭时我们在一桌，思之先生当时75岁，身体很好，我们虽然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却呼吸到了他传递的美意。他说早已读过我的文章。我问起他的一本书，他当时说，回头就给我找一本寄去。他那种待人接物的谦卑和周到，让我这个晚生了几乎四十年的晚辈都很不好意思。

我回到杭州不久，就收到了那本砖头般的大书，他谦逊地写着“资料一册”。后来，我没想到还成为他的忘年交。有过无数次的长谈，通过多封信，他的信似乎总是用原子笔写的。他对我的帮助更是令我一生感念，那些事足以写一篇长文，先留待他日。

作为律师，他扮演的角色却又常常超越了律师，或者说他无意中做了比律师更重要的工作。他有沮丧，更有愤怒，但他又总是表现得那样淡定、从容和平静，无论面对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案，面对山一样的压力。

他可以算是鼎革之后的第一代律师，但而立之年就落入了“阳谋”的网罗之中。等他从深渊中走出，大好年华已虚掷。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大兴安岭大火案辩护，参与组建北京律师协会、创办《中国律师》杂志的事迹，我完全隔膜。直到那个除夕之夜，他的名字进入我的生命中，从此，他辩护的许多注定失败的案子也正是我密切关注的，甚至跟我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但他的作为，他那些自谦很不满意的辩词，注定是要留在中国文明史上的，而不仅在律师史、法律史上，更不能以成败来论。论其为人，有绅士风度，谈吐优雅，风趣幽默，对人的好，让人几乎无法抗拒。论其专业，他从不大言、空饰，而是坚实地从法条、法理和人间正义出发，他的智慧不仅在看得见的辩词之间，更在看不见的辩词之外。即使对他大为不满的势力，也挑不出什么来。他站在那里，仿佛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法学院、律师资格证或所谓知名度就足以成就的，他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中走来，如今又回到历史中去了。

读他的辩词其实就是读历史，他的母语是民国教育陶铸出来的，经得起推敲，字斟句酌，追求优雅，却不浮华。他一辈子忘不了傅庚生先生，那是他高中的国文老师。2005年，我想编一册《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他很快就寄来了《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相隔六十二年，傅庚生先生的那堂国文课，关于李清照的名篇《声声慢》的赏析，令他一生难忘。他从此爱上了宋词元曲。

他16岁弃学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奔赴印缅战区时，这位少年随身带的三本书中就有《宋词选》（另两本是《鲁迅杂感选集》《英汉辞典》）。

记得也是2005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北京，他要请我们吃饭。在一家酒店大堂等我们，我见他随身带的就是一本《元曲选》。那时我儿子还是个小学生，在旁边画了一辆小汽车，撕下来送给张爷爷。他笑眯眯地夹在了那本《元曲选》中。

《过去的中学》于2006年问世，我寄了一册样书给他，我相信他一定读过。两年后，我读到他在柏林的演说，最后说：“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那正是《过去的中学》中一篇回忆文章中的故事，重庆南开中学国文老师陶光在一位同学作文的开头加了一个逗号，被叫做“一点师”，那个句子本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2011年8月，我和思之先生在北京见面，带给他复印好的一大包书稿，因次年是中国引入律师制度一百周年，我编了一册《追寻律师的传统》，请他写一篇序，他没有推辞。当年11月，他就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序言中的这句话而今读来依然掷地作金石声——

他来自律师这个职业阶层，却超越了职业给他的束缚。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不像个律师，而是说他身上没有那种律师气，与百余年来中国律师史上的那些大律师，无论是阮性存、刘崇佑、吴凯声还是施洋、张耀曾、章士钊都不一样。他身上的书卷气反而更浓些，这种书卷气又不是学究气，虽然他当过中学语文老师，甚至那段经历对他有深刻影响。他也没有那么天真烂漫，特别是没有那种革命者似的浪漫想象，他是脚踏实地的，对于现实向来有清醒的认识。他接许多案子，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在法庭内外一站，就是一个文明的身影。有时候面对他，我觉得，如果他是神话中的角色，那也是属于夸父、精卫这个序列的。他一生最光荣的逐日或填海事业，是从六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的。直到晚年，他的脚步都没有停下。年轻的律师同行对他怀抱敬意的大有人在，对他不以为然的恐也不乏其人。他对此很清醒，他从不以律师界的泰斗自居，更不想被尊为偶像。八十岁生日之后，他以“八零后”自许，从没有想过退休，直到病魔击倒他，他仍挺过来了。

在他最后的岁月，在北京崇文门并不宽大的公寓里，他常常在老虎图前的那张躺椅上静静地坐着。每次去北京看他，他总是要送到电梯口，那时他已腿脚不大方便。最后一次见他，是和国栋兄约好了一起去的。疫情以来，几年都没有进京，只是在心中念着他，有时候将他的书拿出来翻翻，也是当作历史书看的，虽然时间并不那么久远。

死亡从来就不是结束，尤其对于他这样的人而言。思之先生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许多诗句都能脱口而出，他也是从那个古老的根脉上来的。但他已生活在20世纪到21世纪朝向现代文明的轨道上，他的努力也已成就了一种新的根脉。我为自己曾近距离亲炙过先生这样的人而无比欣慰。从今天起，他的肉身虽然脱离了这个世界，但只要文明史还能继续，他就不会消失。

（文并供图/傅国涌，文史学者，著有《百年寻梦》《追寻失去的传统》等）

在杭州蛰伏两周，摘了京城的“星”，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

却，惊闻思之老在2022年6月24日下午走了，是那种永远离开我们的“走”！哭之悼之，心碎！按说应该为思之老95岁高寿而欣慰，可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可爱老人，我们永远贪心不足，何况我们之间还有个历史性的美餐聚会的约定啊。就这样，在他病倒之后，期待着，一年又一年的期待着，如今期待的聚会永远等不来了，疫情阻隔了多少相聚啊！

过去的两年，世事皆离不开“疫情”二字，它拉长了我们的各种期盼。曾看望思之老几次，从说话吃力，到逐渐好转，又可以吃点小肉，喝点小酒，聊点小天，笑脸微红，似乎人世间的一切都被他忽略不计了……

“等待聚会”是2016年先生病倒之后的期待……

六年前的一天，接到思之老的电话，是老人家在东欧旅行将欲回国的前一晚，大意是说，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来我这儿喝茶吃饭聊天。太开心了，想不到思之老回国第一件事要吃我的“手艺”。

推开窗，望着小院紫藤树下，思之老坐的那个长方凳，那也是老人家与恩师刘泽华先生曾经并肩而坐的长方凳，让我想起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俩老头先是愣愣的，然后彼此望望，紧接着冲向对方拥抱，再惊喜拍着对方的肩……呵呵呵，我一边拍照一边流泪，那是千禧之年前后呀。

我开始琢磨着给老人做些什么好吃的。想来想去，我最想的却是思之老吃到满意时的微笑。书房外，一只蝉鸣不倦，轻风从窗口进来，让我感知夜的透亮，静静地享受为那微笑寻找定格的坐标。

他那真诚开怀的朗笑，常常是在享受一块红烧排骨之后，再与晚辈们碰上一杯而且是不输一杯的得意之后。思之老喝酒绝不“婉约”，常常自我“豪放”之后，爽朗大笑。这笑声会激发我对“食色”的灵感，乘隙放纵想象力，沉溺于“矫情”之中，比如用餐地点是在餐厅，还是小院，抑或地窖式书房？用一色的青瓷餐具，还是用羊脂白碗碟儿？喝白酒当然是青瓷堆釉小蛋壳杯，喝红酒嘛，酒杯也要本土化，那就一只一只挑选，参差不齐但个性十足的各色手工瓷杯。当然，自认厨艺，在南来北往的同道中也算略有小名，不然思之老也不会浸淫了几天东欧的面包香肠之后，便想着我的“中产阶级”餐桌了。解释一下：借用“中产阶级”之谓，指餐桌必有书香相伴，这也是中产阶级之“胃”的最后炫耀了。

其实是，心有灵犀，我懂思之老的心智缜密，那另一番的心曲，只待秋风吹过，生命本质在冬天裸露无遗时，史笔才能弹奏出来的。

师弟“人猿泰山”，音讯阻隔旷日，我只有从思之老处探知一二。他是他的律师，这一老一少的。此事颇费周折，人的年轮有时会被人的精神健硕、思维清晰掩藏起来，尽管思之老还在游泳，还在一年四季的冷水浴。但，就像以一当十的老将，在战场上，各种较力的虚实，变化莫测，只能在不确定中期待尽人事了。

这个阴晴欲雨的养花天，人不会因为不合时宜的天高气爽而心旷神怡，也不会因过分的阴郁而抑郁。已经很久了，可以均匀呼吸的日子，实在难得。于是，给思之老电话——休息得差不多了吧，请您老屈驾来赏餐啦。

电话那头，思之老忐忑不安加委屈——原定的“会见”以及一切七七八八的复杂手续，像变幻不定的战术一样，打乱了时间秩序，聚餐恐怕要后延下一周啦……呵呵，我略作轻松一笑，赶紧安慰那头委屈的声音。其实，这头的我，小有快乐是真实的，遗憾中的紧张稍有释放。这情绪想必是能够被理解的，就算是我的假想吧。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我又多知道了一些“人猿泰山”的情形，至于为此事而后延相聚，后延吧后延几周都行啊，只要事情有人在言说，就是好的趋势，最怕在沉默中消失。

意外，就是事情来得不是时候，而且往往是雪上加霜。不出两天，突然听到了思之老出事情的传说！

电话，没人接；微信语音，亦不见回。记得思之老刚刚学会微信语音时，就给我来了一段语音：以后咱爷俩通话更方便了。看来真是出事儿了。

脑溢血——患者往往由于情绪激动，费劲儿用力时突然发病——百度来的。尽管我鄙视百度，却又因苟且惯性而丧失了凌空另一次元的能力，不得不依赖这个低次元的产物。看来，我还是回到纸上书上去“刀耕火种”的好，一个将近耳顺之年人的励志。

总之，谁都明白思之老的脑溢血是怎么突袭而来的。

焦虑中等待，等待中焦虑。终于，我的一位好大姐与思之老共住一公寓——斜对门，给我电话了，约好陪我一起去医院看望老人家。

那是一个大早，穿行在熙攘之前的安静胡同里，习惯于喧嚣时代的喧嚣，似乎有点儿不适应安静。我有点儿精神恍惚，脚若蹈虚，时间在脚下溜走，是我留不住的历史。想着人们耳熟能详的思之老的历史，真有点儿穿越的体验，从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走来的，又即将走向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去，思之老无愧于世纪老人啦。

病房净静，思之老就躺在那儿。人都哪儿去了？也不见护士。大姐提醒，这几天“放小假”了。唉，我为思之老抢时间的治疗程序忧虑。

初晨的阳光透过窗纱倾泻进来，正好满床，思之老斜躺在大枕头上，沐浴这大自然的恩典，看着我们微笑。太震撼了！

白色床单，蓝色靠枕，思之老身穿一件灰黑毛衣，被柔和的阳光洗练得干净、明亮而沉稳，似乎它们全是背景，只为一张脸的出场。

微笑是粉色的，弹性的，生动的，沉郁的，那里有太多的表达。思之老想说话，但很吃力，努力几次，最终只好将声音吞回去，病人正处于脑溢血后的失语状态。仍是那迷人的微笑，我有些慌乱，有点儿梗塞，就是无话，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的确没有什么能够宽慰老人的思想积蓄，虽然我能发声，但那声带背后的杠杆却如此干涩贫寂，哪怕有一条好消息讲给他听也行。也许我可以告诉他，我先生在无锡的小机场落地尚能正点，并在下飞机时电话我，看望张老的计划是否有变，他也在惦记他和“他”。可我不想说，徒然增加老人诙谐的负担，因为老人喜欢我先生的不苟言笑和深邃，还有辩论起来决不妥协的大眼睛。

思之老的幽默是那一代人自由素质的底色，只有自觉自由教养的人，才会深懂幽默的乐趣。那是心智上的欢愉，我在他身边时，常常遭遇这种欢乐，并为这种欢乐所感染。

大姐打开ipad平板电脑，以播音员的专业水准，给思之老读起一篇“发声之文”。我，对着思之老，报以羞愧而真诚的微笑。是被他的微笑感染的微笑，是赤子之心才会有的赤子微笑。我的微笑逻辑是清晰的，一切穷尽之后，我们还有赤子般的真诚。

我举起手机，立此存照，拍下思之老这张望着我的微笑。

耳际是大姐好听的声音，内心是酸酸的，眼前这位还不能发声的老人，曾经的声音具有多么强大的逻辑力量啊。如今羸弱如一根苇草，躺在那里，听任时间的摆布。但我相信帕斯卡尔所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思之老是高贵的，他思想着，他终于又站起来了。

放不下的“等待聚会”，碎碎念，只要有机会去看思之老，总会对着老人家的微笑唠叨几句，“抓紧练习走路哟”，“您老人家还有好多应许没有应约噢”，“我们的美食聚餐还在等待中呐……”每每，老人家的眼神都会跳出光芒，脸上浮出美食后微醺的微笑。

笑是他的人生赢手，胜败的事儿，不是人世间的判官能判定得了的，俗世间的一切都在无常的锁定中，唯独对笑无论如何也抓不住。

唯笑捉不住，飞去逐惊鸿。思之老奔赴天堂了，一路上他留下的都是笑声，这个又老又坚强的开心果。

真想超越时空，与思之老拥抱。

（文并供图/李冬君，文史学者，著有《文化的江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