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与国民党的斗争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从江苏淮安出发。当全团从镇江辗转至南京之际，周佛海、陈果夫、马超俊等国民党右派对他们旅行全国的想法，或是敷衍冷落，或是责难驱赶，或是监督利用。

新安旅行团要实现长途修学旅行的计划，首先需要向政府申请全国通行证，但屡屡碰壁。10月11日，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主席陈果夫以公事繁忙为由避而不见，后来碍于团员赠送的书籍《我们的旅行记》的作序者是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勉强题写了“鹏程万里”和“幼学壮行”的赠言，但以无权办理通行证为由，搪塞他们自行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10月16日，经过团员们多番请求和长久等待，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答应见面，但却责怪他们拟赴全国宣传国难的想法甚为幼稚可笑，勒令他们速回新安小学读书。值得玩味的是，南京国民党党部、宣传部试图说服新安旅行团在旅途中帮助他们放映有关“剿共”的影片，以充当政党宣传的机器。对此，领队教师汪达之知其深意而婉拒。由此，南京国民党党部和宣传部开始对旅行团生疑甚至产生反感情绪，一方面，责令《新江苏报》发文批评，认为纵容这些毫无学识的儿童，废弃课堂和书本，周行各省，是无实际之消耗；另一方面，派遣特务严密监视，如1936年11月，团员参与鲁迅的送葬仪式时，国民党特务联合租界巡捕房紧随其旁，观其动静。

以上种种导致全团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和经济拮据的困境。寒冬已至，为解决生存问题，新安旅行团只有通过代售书籍、投稿和放映电影等方式自筹经费。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团员们早上只吃一小碗豆浆和一根油条，中午和晚上只能以一小碗清水煮面果腹，手脚都长了冻疮。12月底，新安旅行团终于暂时缓解了危机，他们用赚来的经费为每人购置了一身绒衣、绒裤和袜子，并择机离开国民党控制力度较严的华东地区。

上述国民党官员为什么不支持新安旅行团的旅行计划呢？其实，这与他们在抗战和中共问题上，同蒋介石的立场保持一致存在一定的关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而该团公开宣传国难，无疑是背离了蒋介石的政治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对新安旅行团的态度，表现出与上述官员截然不同的一面。在陶行知的接洽下，新安旅行团赴冯玉祥在南京的住所拜访。冯玉祥对他们实施长途旅行、宣传抗战的勇气大加赞赏，还特意安排了丰盛的早餐，每人一大碗小米粥、一个大馒头、一块大头菜和一双白竹筷子，这是当时贫苦家庭的孩子鲜能吃到的。共进早餐席间，冯玉祥嘘寒问暖、交谈融洽，并亲自题字赠言，叮嘱他们一旦旅行到他以前管辖的区域，可以此“信物”作为接洽的凭证。

冯玉祥为什么愿意主动为新安旅行团提供帮助呢？概而论之，有四个原因：一是人际网络。冯玉祥考虑到该团的带队老师汪达之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陶行知的儿子陶宏则担任其自然科学课程教师；二是“亲共”立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始，冯玉祥和中共来往甚密，是国民党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在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过程中，也受益于中共的群众动员工作，使得队伍由数千人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三是支持抗战。在交谈中，冯玉祥多次向团员表达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并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将国难的消息传递至全国各地；四是与蒋介石在军权、地盘上的矛盾。1929年和1930年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冯玉祥处于下风。1933年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在蒋介石的围剿和分化下瓦解，在派系斗争中失意的冯玉祥也迫切希望能够在抗战中重整旗鼓。

结束华东地区的修学旅行活动后，1936年12月中旬，新安旅行团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陆续转道至北平，后赴西北慰问前线将士。此间，多数国民党爱国将领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款待。

在北平，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其132师师长赵登禹召开慰问座谈会，组织将士表演“大刀操”、与团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并合影留念；在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派遣副官至火车站专候，准备招待所，邀请他们参加收复百灵庙战役的追悼阵亡烈士仪式及祝捷阅兵大会，支持团员开展士兵抗日歌咏活动；在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派遣军用卡车赴平凉迎接团员至兰州，邀兰州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欢迎座谈会，支持他们在兰州放映电影、表演话剧、组织歌咏、组织妇女儿童工作等，并协助接洽陕西省政府以及解决从兰州至西安的交通经费等事宜。

上述国民党将领为什么积极地向新安旅行团提供支援呢？一方面，该团从事的抗战动员工作与前线将士抵御外侮的英勇奋战具有价值认同。1933年，佟麟阁、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予日寇以重创；1936年，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对进犯绥远的日军及蒙伪匪军奋起还击，在红格尔图战斗取得大捷，收复了百灵庙及大庙。另一方面，他们认同中共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傅作义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壮举，支持全国各阶层各民族搁置争议，共同投身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业。

诚然，在旅途中，虽然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新安旅行团表示肯定和支持，但也有部分将领依旧采取冷落的态度。例如，在北平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派遣下，新安旅行团与华北学联一道，前往国民革命军第29军慰问，传递各界希望联络团结军长宋哲元参与抗战的意向，但是，宋哲元避而不见。

1938年6月28日，结束西北旅行的新安旅行团辗转抵达武汉。内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官员一反此前的冷落或责难，转而表现出“热忱”的姿态。新安旅行团初抵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召开迎接大会，高度肯定新安旅行团在西北的群众动员，允许、鼓励他们在武汉介绍工作经验，开展各项救亡宣传活动，特别是组织、调动和发挥武汉的儿童团体在抗战宣传、前线募捐等工作中的能量。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种种“拉拢”举措的背后，隐藏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欲将新安旅行团纳入国民党政治宣传系统的真实用意，这突出表现在先后于武汉和桂林实施的两度收编。

新安旅行团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申请抗战宣传工作经费一事，引发了第一次收编。对此，政治部部长陈诚趁机要求逐一核实全体团员身份，并命令将该团改编为政治部领导下的抗日宣传队，这令全团颇为震惊。汪达之作为代表前往拜访，不仅详细介绍了团员三年来“践行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遗教”的概况及其社会反响，而且阐述了该团当前的经济困难及其随后的计划，委婉表示不愿接受收编的态度。对此，陈诚进一步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逼迫汪达之让步：一是以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既已形成，新安旅行团的使命遂告结束为由，认为已无须存在之必要，勒令迅即解散，以免误了孩子们的前途；二是针对汪达之关于“在此国家战乱之际，若团体解散，团员当何归”的反问，陈诚相机拉拢，认为可以介绍年龄较大的团员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工作，年纪较小的团员可以送到战时儿童保育院，试图将团员纳入国民党的教育系统。汪达之未答应上述条件，交涉陷入僵局。为进一步施加压力，陈诚传达了强行解散新安旅行团的命令，这导致旅行团再度背负了合法性危机。10月25日，武汉沦陷的来临使得收编争议暂且搁置。随后，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长沙短暂停留时，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陈诚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即该团以“特约团体”的形式加入政治部的抗战宣传活动，每季度领取经费并提交工作报告，政治部则允许其自由安排具体事务。由于陈诚初到湖南，且正筹备西撤事宜，故勉强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至此，国民党第一次对新安旅行团的收编宣告破产。

武汉沦陷后，新安旅行团辗转至湖南，后取道湘桂铁路向西南撤退，1938年12月抵达桂林。在桂林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重新启动收编，分为四步推进。一是监视新安旅行团的交往动向；二是干预新安旅行团的工作安排；三是强制全体团员的政治信仰和组织属性；四是解散新安旅行团，将团员编入政府系统的教育和政工机构。

就在新安旅行团遭遇国民党第二次收编之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一度作为协调者从中斡旋。在全团入党问题上，李济深在汪达之等人的请求下，以职务之便协助疏通政治部主任梁寒操，以绝大多数团员年龄尚幼为由，暂且搁置全团入党的计划。经过李济深的努力，梁寒操最终勉强同意。后来政治部对新安旅行团实施强行解散时，李济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题词鼓励团员们不负使命，勇往前行：“五年苦奋斗，卓哉众孺子。跋涉十八省，三万五千里。丑虏逞凶焰，故园伤废邱。努力求新知，复此山海仇。复校喜成功，成功勿自满。此行虽云劳，前途更辽远。忧患淬砺易，安乐淬砺难。莫笑老年人，只作老生谈。”

李济深为何愿意给予新安旅行团力所能及的支援呢？这与他秉持积极的抗战态度和“亲共”的政治立场有关。1933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决计与李济深共同“反蒋抗日”，联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联共反蒋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响应国共合作的号召。正是基于李济深在抗战期间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在新安旅行团面临收编之际，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才作出“邀请李济深相助”的指示。只是，囿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内一直难以获得蒋介石信任，终究难以扭转新安旅行团撤出桂林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与李济深相比，新桂系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对新安旅行团却表现出较为暧昧的姿态。他们在武汉和桂林时，都同情、支持新安旅行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在武汉沦陷前夕，新安旅行团代表童常等曾赴李宗仁的住所拜访。李宗仁热情招待了团员，在谈话中不时痛感目前的民众动员程度之不足，且以题字及给予200元赞助的方式，鼓励他们继续扩大抗战宣传。至桂林后，新安旅行团在“七七”抗战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为李宗仁献上了旗、剑，誓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一切。但是，在新安旅行团遭遇政治部的第二次收编危机之际，李宗仁、白崇禧却始终持“隔岸观火”的态度。

他们为什么对新安旅行团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度呢？这要考虑到他们积极抗战与“反共”的双重立场。1938年4月，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指挥部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同年6月至10月及1940年2月，白崇禧先后参与指挥了武汉会战、桂南战役等。然而，在皖南事变前夜，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致电新四军，称其破坏行政系统，限期于一月内将全军开至黄河以北，蒋介石试图令李宗仁所属军队择机肃清黄河以南的新四军。正是基于这种“两面派”的态度，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先后在武汉和桂林接受了新安旅行团的慰问和邀请，象征性地赠送赠词、金钱并出席活动，但当国民党开启“反共”高潮后，则转而对新安旅行团表现出极为冷淡的态度。

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夜，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敏锐地察觉到政局将变的气息，提前接洽了苏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为新安旅行团设计了从国统区撤至根据地的蓝图。1941年1月，新安旅行团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秘密指导下，分批秘密向苏北根据地撤退，结束了在国统区的历史使命，开始在根据地开创抗战动员工作的新局面。

在新安旅行团长途修学旅途中，途经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等都积极为新安旅行团提供关键的支持和帮助，协助解决经费、交通问题，助力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国难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促使他们成为抗战时期群众动员舞台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