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抵达敦煌莫高窟
说起“敦煌”时，很多旅游攻略都会用强烈的语气给读者安利：
“敦煌，此生必去一次的地方。”
“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
“没去过敦煌，就别说什么诗和远方。”
理由有很多，敦煌艺术之繁复华美，敦煌文化之博大精深，敦煌历史之源远流长，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1987年，敦煌莫高窟与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泰山6处遗产，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样说或许还是太虚了。让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先生来讲，他1930年在巴黎留学时偶然看到一册《敦煌图录》，震惊地发现这些1500年前的壁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绘画那样，人物刻画生动有力，其笔触的奔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壮”。这个原本学西方油画的留学生，决定回国研究敦煌艺术。
喜欢唐代的人更要去敦煌。研究唐宋文学的大家、中华书局前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曾在1984年到敦煌参观，敦煌艺术的奇彩异姿，让他想象到了盛唐的景象：“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么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
行走在敦煌鸣沙山的骆驼队。/视觉中国
因此，说敦煌是中国人此生必去的地方，尽管很老套，却一点也不夸张。只是，去敦煌的路,实在太遥远了。
向敦煌出发
1943年2月20日，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到敦煌就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一个月后，他们才走到安西，但从安西到敦煌的120公里就完全没有公路了，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唯一可行的交通工具是“戈壁之舟”骆驼，行程要五天四夜。
即使是现在，进入敦煌也不容易。从东部沿海地区出发，没有直飞敦煌的航班，只能在兰州、西安、西宁等西北城市经停或转机抵达。也可以乘火车，坐高铁到兰州，再转乘动车或绿皮火车花8到14个小时到达敦煌，光赶路的时间就要一天。
来到敦煌，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有造诣的研究者引领，很可能依然不得其门而入。面对700多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跨越前秦到蒙元上千年的时间，该从哪里开始了解“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壁画。/视觉中国
研究敦煌文献的施萍婷第一次认真研读敦煌写卷时，只觉得“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研究敦煌艺术的学者多从临摹开始。1944年，青年段文杰看了敦煌壁画展后，受到感召，跑到敦煌临摹壁画，一临就是半个多世纪。
普通参观者多半没有学者的视野和洞察力，对敦煌的第一印象常常是博大精深，更不知从哪里开始了解。在多年前就开始积极推动腾讯和敦煌深度合作、在同事眼中十分“沉迷”敦煌文化的戴斌（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兼腾讯新文创研究院执行院长）坦言，他第一次到莫高窟时，也是感到“茫然”。
“学都不知道从哪儿学起，它不像我们平时学的知识，它不是线性的，敦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海洋，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入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敦煌游览的主要方式是进洞窟参观。很多人去敦煌之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甚至可以说出哪个窟的壁画是什么，但纸上的美毕竟不如亲眼所见，每个人都想去洞窟里看看。
如今，进窟参观已经变得奢侈了。1980年代后，来敦煌莫高窟的游客多了起来。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过多的游客进入洞窟长时间逗留参观，会直接影响窟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的稳定，对壁画和塑像的保存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敦煌研究院做过一个评估，发现莫高窟每日最佳接待人数是3000人，但实际上在2020年以前的旅游高峰期，莫高窟每日游客人数常常破万，甚至接近两万。
游客人数大幅增加，一则严重影响参观体验，二则也加速了壁画的退化。1980年代初，樊锦诗在《敦煌图录》中看到1908的敦煌石窟照片，震惊地发现，与70多年前相比，当时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或模糊，或丢失，颜色清晰度和文物完整度都差了一大截。
莫高窟第17窟中的洪辩像及身后的近侍女与比丘尼。
敦煌壁画在加速退化。正如樊锦诗在自传中所说，敦煌文物的老化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那些用泥土、草料、木料、矿物颜料、动物胶制作出来的壁画和彩塑其实非常脆弱。她用“和时间赛跑”来形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敦煌人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敦煌的寿命。
从临摹保护到数字敦煌
很多学者来到敦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临摹。
临摹敦煌壁画是一项严谨的学术研究。具体而言，要临摹好一幅壁画，动笔前要大量阅读原画所涉及时代的史书、古籍和佛经，搞清楚各个朝代的风格特征和壁画制作方法，并且要熟练掌握不同时代的线描技巧、赋色晕染技巧、人物动态和五官表情的传神技巧，才能临摹出原画的形、精、气、神。
藏经洞出土绢画——降魔成道图（五代）
由于壁画历经千年，多数残缺或老化，临摹也成了敦煌壁画的一种抢救性的保护手段。段文杰临摹的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原画今天已模糊不清，临摹版本就成了最接近原画艺术水平的作品。
问题是，敦煌壁画会老化褪色，临摹品也一样会，难道要把临摹品再临摹一次？自从1970年代末发现壁画在加速退化后，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樊锦诗就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保存敦煌艺术。
拍照、录像保存？早在1970年代后期，常书鸿就带领工作人员给莫高窟拍照，光是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就拍了1500张照片，还跟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联合拍摄了时长两小时的彩色纪录片《敦煌》。然而，摄影师告诉樊锦诗，照片和胶卷也是会褪色和损坏的。
另一方面，照片始终无法很好地体现敦煌壁画的样貌。照片不论像素多高，毕竟有尺寸限制，全景照片看不清细节，局部照片看不到全景。与其他古代画作最不同的是，敦煌壁画和彩塑不仅仅是平面的，它还是立体的，在复杂的洞窟内采集洞壁四周和窟顶的壁画，拍摄滑轨、照明、图像拼接等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而在艺术上，平面图像也无法完整表现敦煌的美。美术史家巫鸿就指出，敦煌艺术是“空间的艺术”，而且是多重的空间，壁画中的内容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空间，整个洞窟是一个空间，整个敦煌也是一个丝绸之路上的空间。敦煌艺术品，必须置于这些空间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临摹、拍照都不是永久保存之计，樊锦诗问：“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后来樊锦诗到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了电脑上的图片，得知电脑图片不会褪色，可以永久保存，她产生了一个前卫而宏大的构想——为敦煌的每一个石窟建立数字档案。这便是后来创造中国文保新范式的“数字敦煌”。
早在1970年代末，樊锦诗就在敦煌石窟推动“科学记录档案”工作，要求每一个洞窟都建立一份详尽的档案，包括洞窟的平面图、剖面图、内容介绍、保存现状说明、至少6张档案照片等资料。而当时绝大多数文保单位，文物档案就是几页纸而已。
到了1990年代初，“数字敦煌”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樊锦诗过去10年做的建档工作，无意间已经为敦煌石窟的数字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同一时期，大英图书馆发起“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计划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数字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世界记忆工程”，推动全球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共享。一个全球文博数字化的时代即将来临。
敦煌研究院随后建了两座“游客中心”来呈现敦煌数字化的成果。一个是线下的游客中心（2003年提出，2010年开工建设，2014年5月1日正式开放），目的是让游客在进入洞窟参观前，先到游客中心通过影片、实景漫游、多媒体展示等，充分了解相关背景和知识，以获得更好的参观效果，也缩短逗留洞窟的时间；另一个是线上的“数字敦煌”资源库网站（2016年5月1日上线），全球网友和研究者只要打开网站就可以进入敦煌，随时随地免费浏览敦煌石窟30个洞窟的高清照片和360°全景影像。
莫高窟第17窟北壁西侧的近侍女。
尽管敦煌石窟的数字化速度几乎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步，但是这依然跟不上文物老化的速度。樊锦诗说，敦煌石窟的数字是一项浩大艰巨的工程，“需要综合利用资源和各类技术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弘扬世界文化遗产”。
一只脚踏进了敦煌
2017年9月27日，腾讯团队来到了敦煌研究院。当时，敦煌研究院在数字文保上已经有了将近30年的经验和探索，腾讯可以为敦煌做什么？这是敦煌学者们的一个疑问。
腾讯集团市场公关部总经理李航和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刘小岚都提到，他们第一次和敦煌研究院时任院长王旭东沟通时，王院长对他们说，你们腾讯不是第一个来敦煌的互联网公司，能做什么、能坚持多久？
为了赢得敦煌研究院的信任，腾讯团队有几名同事就在敦煌常驻了，“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敲门，介绍腾讯做了什么——介绍腾讯的产品和技术能力”。
2017年12月，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双方对于未来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直到2018年中秋节，那段时间，腾讯有一大帮人在敦煌天天加班到深夜，为了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推出的“数字供养人”计划H5，以及稍晚一点上线的《王者荣耀》首款敦煌主题皮肤——“杨玉环·遇见飞天”。
对游戏玩家来说，当时飞天皮肤上架只是一秒钟的事，但对于《王者荣耀》的22个设计师来说，他们为了这款皮肤整整在敦煌熬了6个月。戴斌经历了飞天皮肤的整个研发过程，他深知这有多难。
“莫高窟的时间跨度超过1000年，大的历史分期可能超过10个，飞天塑像总共有4000多身，不同时代的飞天造型也不一样。要选一个来做设计参考，怎么选？”
最后选了盛唐的飞天来打底，接下来便是和敦煌研究院美术组的专家不断地打磨修改，皮肤用什么颜色，造型、标签、妆容、发髻、服饰等是否符合壁画原型和历史文化，来回一共刷了38个版本才定下来。
《王者荣耀》敦煌主题皮肤“杨玉环·遇见飞天”。
看到腾讯互娱团队踏踏实实地泡在敦煌，王院长才说，“腾讯一只脚踏进了敦煌”。这背后，是腾讯近10年对自身战略和定位的持续探索。
从2014年开始，腾讯就参与了长城保护计划。随后是2016年的故宫、2017年的敦煌莫高窟、2019年的秦陵和2022年的三星堆，腾讯与国内多个世界遗产文保单位都开展了深度的战略合作。2017年11月，腾讯与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腾讯集团联合创新实验室”，孵化推出导览小程序“玩转故宫”和《古画会唱歌》H5，都成为了朋友圈的刷屏之作。
恰好是在2017年，腾讯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科技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腾讯是一家“生态公司”，整个公司的定位应该是“科技+文化”。在具体规划上，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腾讯将以耐心、用心和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做好文博数字化助手，为‘文化+科技’的时代命题探索出更多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所以戴斌解释说，腾讯来到敦煌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在这个脉络下的必然，是对腾讯的企业使命的践行。刘小岚到腾讯工作后，第一次出差便是和戴斌到敦煌，她最震撼的感受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敦煌莫高窟动人心魄的美，第二个则是整个团队对敦煌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大家对敦煌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原来腾讯是这样做文化的，要扎得这么深”。
戴斌说，腾讯做文保做得这么深入，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文保本身的价值的向往，它能够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凝聚族群的共同情感，通过文物本身抵御了漫长时间风化留存下来的艺术之美实现对全人类的审美教育和常识教育。
有了价值观上的共识之后，腾讯和敦煌研究院在第一阶段的3年探索里，搭建了一座呈现敦煌之美的创意之桥，让数千万网友通过创意产品了解了敦煌文化。其中最典型的项目便是“敦煌诗巾”。
2018年12月27日，“敦煌诗巾”小程序上线，腾讯从敦煌壁画中提取了8大主题元素、200多个壁画图样，用户可以在小程序上自由组合和设计，最后提交下单即可收到实物。
“敦煌诗巾”小程序
刘小岚说，这个小程序除了上线后有过一波推广，其后就再也没有做过任何营销，但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自然用户点进来玩，然后下单订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产品是受到喜爱的，跟微信一样，你不用去推广，好的东西大家自然就会去用。”
用户之所以愿意去用，戴斌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还是因为敦煌的美，用戴斌的话来讲，“无论是色彩、构图还是每一个具体元素的美术化处理，这些东西随便你堆在一起都不寒碜”；其次是“敦煌诗巾”小程序提供了一个合理、友好的交互入口，产品体量小，交互做得细腻，让用户能够获得互动的趣味，又有创造的满足感。
青鸟·起舞在云端/“敦煌诗巾”小程序
刘小岚说，“敦煌诗巾”充分体现了腾讯人的产品思维，因为它是一个产品，而不是一件商品。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商品的目的在于售卖，而产品追求的是品质和互动效果，“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文化能够更加走近用户”。
为什么要重现藏经洞
到了合作的第二阶段，腾讯和敦煌研究院已经有信心去进行更深度的合作：建造连接敦煌文化的数字之桥——“云游敦煌”。
2019年11月，腾讯计划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不久后疫情来袭，春节旅游假期报销了。双方团队在大年初一开会，决定加速推进“云游敦煌”小程序的搭建，原本计划用3个月完成的小程序，3个星期便上线了。
刘小岚介绍，“云游敦煌”的开发过程也加入了许多用户互动的设计。每位点开小程序的用户，都会第一时间看到一幅“敦煌画语”，从壁画的选择、壁画故事的介绍、每日画语的撰写，都是腾讯互娱设计师和敦煌老师一一讨论形成的，用户可以转发给微信朋友，或一键生成图片分享至朋友圈。
“云游敦煌”小程序
“我们每天都在做着用产品跟用户沟通的事情。另一方面，用户也在不断地启发、激发、鼓励我们，敦煌研究院的需求则让我们不断去发现，技术还能够为敦煌做什么。我们比较相信，当你真的用心去雕琢一件产品的时候，用户是会喜欢的。”
“云游敦煌”上线以后，第一天访问量就突破了200万人次，两年多超过5900万人次，让疫情中的人们稍稍弥补无法到敦煌莫高窟参观的遗憾。
这个小程序相当于把敦煌莫高窟的游客中心搬到了微信小程序上，需要调动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工程30年的成果，足以说明双方此时的信任程度。
戴斌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双方最开始一起开会时，隔行如隔山，沟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顺利。他认为，腾讯和敦煌研究院能够一点点建立互信，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腾讯人都在接触这个项目、参与这个项目、实践这个项目，都对敦煌抱有纯净的信仰、热爱以及脚踏实地、具体地学习敦煌文化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敦煌研究院的老师越来越熟悉，对莫高窟的感情越来越亲近，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所以，当2022年6月15日敦煌研究院和腾讯联手打造的“腾讯互娱x数字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技术实验室”）宣布成立，双方签订5年战略合作协议，即将推出“数字藏经洞”时，所有人都很好奇：
进入合作的第三阶段了，技术实验室的成立意味着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未来他们将会交出什么样的产品？
就在6月11日，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腾讯推出“云游长城”小程序，通过云游戏技术，让用户“穿越”到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看到毫米级高精度还原的数字长城，并且能够在线“爬长城”和“修长城”。“数字藏经洞”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呈现敦煌藏经洞吗？
戴斌和刘小岚说，除了对文物的高精度还原是一样外，“数字藏经洞”相对“云游长城”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数字化项目，将会结合敦煌研究院的文物数字化技术和腾讯互娱的游戏技术，重现历史场景和文物故事，让用户在手机端看到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藏经洞。
而之所以要将藏经洞数字化呈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藏经洞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意外打开一个石窟，发现里面堆满了文书、经卷、绢画等文物。后来经研究发现，这些文物是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留下的珍贵文献，数量多达6万余件，涵盖汉文、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世称“敦煌遗书”。
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相当一部分流失到了世界各地，不但游客无缘一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想要研究敦煌遗书，也是困难重重。如今，这个被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在敦煌遗书被移出整理和研究后，如今只剩下洪辩高僧像、西壁的告身碑以及北壁的晚唐壁画。
洪辩高僧像
还原藏经洞，是所有敦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愿望，但在现实中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1954年10月25日，莫高窟正式通电的一天，常书鸿激动地从这个洞子跑到那个洞子，看到壁画被明亮的灯光点亮，流光溢彩。最后他走到了第17窟，要亲眼看一看历经劫难的藏经洞纤毫毕现的样子，却沉默了。
“这一切，是过去昏暗的油灯下所见不到的。北壁上那幅壁画里的近侍女和比丘尼在强烈的灯光下呼之欲出。我审视良久，她们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卫在这里。她们是这里一切变迁的目睹者，也是石窟惨痛历史的见证人。”
数字还原藏经洞
如果敦煌世界有一个大门，那无疑就是藏经洞。通过藏经洞的敦煌遗书，从前秦到元代的很多历史秘密和悬案，都有可能得到破解。因此，藏经洞也被称为“打开中古历史的钥匙”。
为了让公众能够看到藏经洞当年藏书万卷的盛况，还原部分出土文物的原貌和它们背后的故事，敦煌研究院将携手腾讯互娱打造“数字藏经洞”。
通过激光扫描、照片重建技术，结合游戏引擎的PCG技术（程序化内容生成技术）、PBR技术（基于物理的渲染技术），以毫米级精度1:1还原藏经洞壁画、文物细节，并模拟不同时间里敦煌莫高窟的光照、植被等情况，腾讯和敦煌研究院将会在线上构建一个全真的虚拟藏经洞。
在此基础上，“数字藏经洞”还将重现敦煌遗书背后的历史情境，还原众多“历史人物”，让线上游客能够一键“穿越”历史，了解藏经洞从洞窟开凿、室藏万卷到惊现于世、文物流散的前世今生。其中，第一件即将得到数字化呈现的文物就是国家一级文物“敦研001《归义军衙府酒破历》”。
《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共有213笔酒账支出，可以发现北宋时期敦煌当地军民用酒量之大，充分说明了当时敦煌粮食、水源丰足，与酒有关的宴会、祭祀、节日活动也十分丰富。而这仅仅是一份敦煌文献隐含的历史世界，敦煌遗书总共有6万多件，如果能够持续做好学术研究和数字化复现，那些被风沙掩盖的历史，被时间遗忘的生活，都有可能得到重现。
通过游戏技术还原文物及其背后的历史世界，在一些游戏中已有不少案例。《巫师3》参考中世纪的画作，逼真地重现了欧洲中世纪城邦、村庄和自然景观。而《刺客信条》对18世纪巴黎城市图景和巴黎圣母院建筑外形、结构的极致还原，曾被认为是最真实的虚拟城市。在巴黎圣母院火灾后，大量玩家通过《刺客信条》重返巴黎圣母院，很多人希望这个游戏能够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提供辅助参考。在游戏《Monuments Flipper》中，玩家还可以选择一处受损的世界遗产，添砖加瓦，一点一滴地修复文物。
与这些游戏不同的是，“数字藏经洞”的核心不是游戏，而是数字文保。在游戏产品里，文物和世界遗产大多是作为背景或场景而存在，甚至只是里面的道具；而“数字藏经洞”则是把游戏技术系统性地专门用于文保目的，一切技术和交互设计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服务。
戴斌解读说，“数字藏经洞”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宇宙，也是一个升级版的线上博物馆。在时间上，它能够一窥敦煌上千年的历史；在空间上，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交会点，藏经洞里保存了多种文化的珍贵文献。而“数字藏经洞”与一般博物馆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简单地陈列、扫码看简介，而是“基于游戏技术等前沿科技去提供一种不一样的展陈秩序，不一定是以空间为基础的，有可能是以一种超时空的链接方式”。
在6月15日的技术实验室发布会上，敦煌仙子“伽瑶”的亮相，让在场人士率先感受了数字文保更生动的表达。据介绍，伽瑶的原型来自莫高窟壁画中声音婉转如歌的神鸟“迦陵频伽”，服装纹饰及配色等设计灵感来自《都督夫人礼佛图》中的供养人和莫高窟第217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菩萨。未来，伽瑶将作为首位数字敦煌文化大使和“云游敦煌”的数字讲解员，带领游客游览敦煌世界。
从公元366年开凿莫高窟，到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的出现，倏忽1600多年过去了。敦煌的文化使者，也从第一代筚路蓝缕的敦煌学者，变成了从壁画上跳下来的虚拟人。下一个千年，敦煌莫高窟是否还会存在，如何让后人依然能够站在壁画前流连忘返？
从常书鸿开始，人们就在寻找这个答案。在驻守敦煌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为莫高窟的未来而忧虑，却也从古老的回声中听到了召唤和安宁：
“深夜醒来时，夜间经过鸣沙山对面的山麓的骆驼铃声，便会随风传来，然后，我便竖起耳朵，倾听第96窟的九层风铎的鸣声。”
未来，相信更多人会通过互联网，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听到来自敦煌的风铎鸣声。
[1] 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2] 常书鸿《九十春秋》
[3]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史》
[4] 生活月刊《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5] 巫鸿《空间的敦煌》
[6] 柴剑虹《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7] 施萍婷《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
[8] 井上靖《西域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