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简单介绍
大家好，相信到目前为止很多朋友对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不太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关的知识点，文章篇幅可能较长，大家耐心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陈独秀为什么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 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为缩短左，右间距离，陈独秀提出所谓7条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左的要向右，右的要向左，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向右转去讨好国民党右派。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间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左转是幻想。
陈独秀怎么变成右倾的
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被判定为右倾。
表现：
1、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3、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
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2000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
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
扩展资料：
苏联的国家战略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
1925年末， 直奉军阀控制北方政权，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抵挡不住，北方局势发生逆转；而在欧洲也出现反苏联盟。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随即转向保守，共产国际发出“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而陈独秀被迫执行这一政策，造成所谓“右机”错误。
1925年12月26日陈因病住院，从这时起到1926年2月19日，中央局与他完全失去联系”。
而“中山舰事件”则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全权负责处理，陈独秀当时并不在广州。
此前，鲍罗廷曾亲口保证蒋是“极左派信徒”，因此布勃诺夫主张对蒋退让，要求陈独秀“必须十分审慎行事”，远在上海的陈独秀误以为蒋的行动是受了右派的挑拨。
1926年5月15日，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整理党务案”突然出台。当蒋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所谓陈独秀的“三大让步”实质上是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妥协。
1927年2月至3月，蒋介石连续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并从赣州一路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捣毁各地的党部和总工会。
对此，陈独秀指示:“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斯大林却致电中共:“暂不进行公开作战”，“像右派这样一些人（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
陈独秀只得放弃武装对抗计划，按照苏联的意思与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宣言”。由此可见，苏联的国家政策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真正的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和共产国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破解陈独秀被右倾的三重门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 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为缩短左，右间距离，陈独秀提出所谓7条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左的要向右，右的要向左，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向右转去讨好国民党右派。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间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左转是幻想。
第二，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左右时局的中心课题。当时无论是从革命的还是从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来看，都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而陈独秀在报告中却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说农民“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去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是错误的。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以民众运动之退让去祈求国民党右派之不要反动。
第三，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早在我党“三大”时就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更加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谬论，并在实践中拱手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第二，放弃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80%以上，他们勤劳勇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陈独秀一贯看不起农民，早就说农民“分散”、“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叫嚷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极力压制和破坏农民革命斗争。陈独秀的这一行为，使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中间派更加动摇，是无产阶级失去了可靠的广大同盟军。
第三，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不懂得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武装，反对共产党员做带兵工作。就这样，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时，我党因无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无法抵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严重失败。
第四，主张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帮助资本主义社会大发展，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待工人队伍壮大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
1．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2．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他甚至重弹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3．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2000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有少量的军队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可是陈独秀等不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到6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周恩来、张太雷都报告了何键将起事的消息。他们认为何键等大造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是和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借口一样的。谭平山报告说，邓演达在离开汉口时，也说过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接着，张太雷提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于是，与会者就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发表意见。鲍罗廷主张还是自动缴械为好。多数委员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解散童子团。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29日上午10时来敝会点收。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出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而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全国总工会会址。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反动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辱工会负责人员。事态并没有按陈独秀、鲍罗廷的主观愿望发展，工人纠察队是自动解散了，然而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不仅未停止，反而加强了。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强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民众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根据上述决议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职务。谭平山在辞职书上，竟称自己“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向汪精卫“引咎辞职”。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持同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不惜把党、政、军乃至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让步”。它充分证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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