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家村_北京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
印学两个字，乍一看颇为陌生，距离咱老百姓很遥远，似乎是小众学问。
可实际上在字画艺术领域，印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派，而且距离你我很近。
且不说各公司的公章，单单举个艺术圈的例子：北京宋庄镇有个画家村，核心位于小堡村的艺术工厂路。
走进画家村的核心区，第一眼看到的艺术家群体，便是满大街刻印章的摊位。对方会询问你，是需要阴刻还是阳刻？
阴刻的意思就是直接开刀刻字，字是凹进去的；阳刻则比较复杂，字是凸出来的。前者便宜，后者较贵。
而在古董行当，古印章是价值最高昂的文物之一，代表着古人的身份和地位。
篆刻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到各大名家名流，下到诗书字画爱好者，都喜欢刻一方属于自己的印章。
而在篆刻艺术当中，被奉为“圣经”一般的书籍，便是著名的《西泠八家印存》孤本，属于是篆刻艺术的无价之宝，单单是学术价值，就已经是印学巅峰。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此宝物在日本展出的时候，却丢失在了厕所里，至今没能找到。
2010年，印存起初是借给日本篆刻联盟副会长内藤富卿，拿到篆刻书画展展出，可展出结束之后，内藤去厕所的时候，却遗忘在了厕所的架子上。
自此之后，《西泠八家印存》这件传世孤本的无价之宝，丢失在了东京。
中国这边自然不想相信内藤那一套说辞，印存的主人丁如霞女士，坚持认为是内藤巧取豪夺，偷拿占有那印存孤本。
为此，西泠印学的后人，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在东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
一、孤本价值，历史起源由浅入深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当中，衣冠南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衣冠南渡之前，西湖是普普通通的一汪碧水；衣冠南渡之后，西湖很快就成为文人笔下的常客。
在杭州西湖景区当中，有一处景点名叫西泠，原本只有几盏渔火，生活着几户普普通通的村民。
随着文化南迁，西泠逐渐热闹了起来，古有诗云：桃花千树柳千株。
西泠桥附近有苏小小之墓，是一代名妓的断魂之处，古有诗云：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
一起南渡到杭州的，不仅有文人的琥珀黄酒和楚馆烟柳，也有精美绝伦的篆刻文化。
文人墨客这个群体，不仅跟毛笔宣纸相伴，也会跟印章相伴，在古代印章代表着非凡的意义，甚至等同于咱们今天的指纹。
而我们本篇要讲的西泠印社，便位于西湖的西泠桥附近，最早创建于1904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也是海内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
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当中，有一位收藏家名叫丁仁，丁家祖孙三代人收藏各种印章，到丁仁这一代的时候，已经收藏了600多方。
丁家的藏书楼，取名叫八千卷楼，收藏着家族世代收集的古文字画，和数量众多的古董印章。
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如果这些印章能挺过乱世，价值不言而喻……可偏偏一整个近代历史，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一场劫难。
随着九一八事变，随着军阀混战，山河破碎风飘絮，丁家在乱世当中，保护着古人传下来的篆刻文化。
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硝烟燃起，一场浩劫降临在了中华大地。
当时，丁仁本人任职于上海的中华书局，猛然得知日寇即将侵犯杭州，他心中暗呼大事不好，八千卷楼可能会毁于刀兵之灾。
为了保护家传的宝物，丁仁赶紧让儿子政平，以最快速度赶奔杭州老家，抢救祖宗传下来的古董印章。
政平快马加鞭赶回老家，在战火中抢救了五百多方印章，带着离开了杭州，亡命天涯去了。
当日寇杀到八千卷楼，搜光了里面的宝物之后，便放了一把烈火，八千卷楼付之一炬。
丁仁得知藏书楼被焚毁，只感觉心脏犹如针扎，他望着那五百多枚古印章，担心祖宗留下来的古董，会损毁于战乱之中。
丁仁陷入了思考，他想着这些古印章，如何才能流传百世呢？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制作印存。
于是乎，丁仁拿来抢救而出的印章，精心拓印成册，并且一字一句的，详细写下每一方印章的来历和艺术高度，前后写了9294字。
到1938年，丁仁完成了《西泠八家印存》一书，其价值不言而喻，被誉为篆刻艺术的“圣经”之作。
这孤本，代表着丁家三代人，对篆刻文化的理解，是西泠印学的巅峰作品之一。
封面书签来自于名家葛昌楹，书序来自于名家高时显，主要内容来自于丁仁，三位民国名家的手稿，汇聚在《西泠八家印存》一书当中，放到今天已经是价值连城。
历经战火，《西泠八家印存》消失在了兵荒马乱的近代历史当中，连续半个多世纪不知所踪。
《西泠八家印存》在哪里呢？实际上，此孤本一代传一代，一直在丁家传承，只不过并未对外公布罢了。
这价值连城的孤本，一直传到了丁仁的孙女丁如霞手中，而丁如霞是旅日华人，常年工作生活在日本，任职于某家公司的经理之职。
《西泠八家印存》不仅是丁女士的传家之宝，更是西泠印学的艺术结晶，承载着西泠印社的文化内核。
二，丢失经过，引人质疑2003年，丁如霞为了纪念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所以对外公布，自己一直保存着《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消息一出，在中日两国的书法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书承载的可不仅仅是经济价值，更多的则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是西泠印学的文化结晶。
那孤本最大的价值，自然是西泠印学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报刊媒体，多次采访丁如霞女士，对此进行过多篇的报道。
2008年，丁如霞在阳春三月，去往日本的大东文化大学，做了专题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则是：西泠印学的丁家传承历史。
在演讲过程当中，丁如霞拿出了《西泠八家印存》向学校里的师生展示，拍下了多张照片。
而国内这边，西泠印社联络日本的丁如霞女士，又联络了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想举办一场画展。
过了一个多月，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联络了旅居日本的丁如霞女士，谈起了举办画展的提议。
由此，拉开了《西泠八家印存》第一次公开展览的序幕。
西泠印社的后人赶到日本，和东京当地的专家结合，于是将画展的地点，定在了东京上野森美术馆。
到了举办画展的时间，来参观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因为丁仁先生号“鹤庐”所以本次画展，被命名为：丁鹤庐书画展。
在此后的时间里，《西泠八家印存》也曾借给日本友人，在展览活动当中，当做特别展出的项目。
展出结束之后，日本友人则归还《西泠八家印存》感谢丁如霞女士的慷慨。
2009年6月，CCTV为西泠印社，拍摄了5集的专题片，名为《西泠印社百年之谜》。
而在中央电视台的五集专题片当中，《西泠八家印存》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史料支撑，丁仁先生的蝇头小楷，详细阐述了精美绝伦的西泠印学。
日本多家媒体，尤其是文艺界的媒体，也多次采访丁如霞女士，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发表在了报纸书刊 上。
日本的多家电视台，在拍摄中日友好的纪录片时，偶尔也会去找丁如霞女士，拍摄《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在日本和平人士看来，《西泠八家印存》孤本承载着更多的历史意义，记录着那个黑暗的时代，也反思那个黑暗的时代。
久而久之，《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中日两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该书成了见证历史的存在。
丁如霞女士，也希望西泠的印学文化，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所以她从未拒绝过电视台的采访，也乐于参加各种展览。
然而到了2010年，万万没想到的是，《西泠八家印存》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失踪。
那年，有个叫内藤富卿的日本人，职务是全日本篆刻联盟副会长，想要举办“鉴古印社篆刻展西泠前四家书画展”所以去找丁如霞女士。
内藤富卿非常客气礼貌，提出借《西泠八家印存》出展，作为本次书画展览的核心项目，展会时间是8月15日至21日。
丁如霞并没有多想，她认为这种展览很好，不仅传播了西泠印学的文化，也助力于中日友好。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文化交流是最佳的交流途径之一，丁如霞自然很乐于拿出《西泠八家印存》，借给内藤富卿副会长。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丁如霞每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给日本的文化部门，都是无偿的，不收任何费用。
这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给内藤富卿，同样也是无偿，希望这孤本能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贡献。
内藤在借书的时候，也并没有签署正规的手续，而是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一张简易的借条。
接下来开展的时间，内藤富卿身为书画展的评委，在展览的过程当中侃侃而谈，为大家讲解西泠印学艺术。
展览结束之后，按照内藤富卿自己的说法，到了归还《西泠八家印存》的那天，他想着把这稀世珍宝还给丁如霞。
然而在上厕所的时候，内藤富卿拿着《西泠八家印存》进了厕所，离开厕所的时候，却忘记带走那本孤本。
离开宾馆几分钟之后，内藤富卿突然想起《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遗忘在了宾馆的厕所架子上。
内藤富卿赶紧回去找，可因为他本人的疏忽大意，所以《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已经不知所踪，于是赶紧报警。
以上说法，来自于内藤富卿本人的回忆，没有得到任何证人的证明。
而丁如霞女士，到了归还传家之宝《西泠八家印存》的时间，自然去找内藤富卿。
在一次展会上，丁女士总算是找到了内藤，询问那孤本印存，到底何时归还？
丁如霞万万没想到，内藤富卿说那孤本《西泠八家印存》丢失在了宾馆的洗手间……听完内藤富卿的一番话，丁如霞听完之后如遭雷劈。
丁如霞认为内藤在说谎，认为是此人故意偷走了自己的传家之宝《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然后拿这种借口搪塞。
三，漫长诉讼，要求赔偿2012年7月，丁如霞一纸诉状，告到了东京的一个地方法院，状告内藤富卿巧取豪夺，偷漏了自己的传家之宝。
被告内藤富卿，陈述了他丢失《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经过，承认错误在自己这边。
丁如霞要求内藤立刻归还印存，而内藤富卿则说，那孤本已经丢失，又该如何归还呢？
法院经过审理，宣判丁如霞胜诉，随后派人去搜查内藤富卿的住所和公司，说并没有搜到《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
丁如霞自然不会就此放弃对《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索要，既然内藤富卿说，把那本书给弄丢了，那就赔偿经济损失。
于是乎，在2013年的时候，丁如霞又是一纸诉状，状告内藤富卿，要求对方赔偿三千万日元，大约相当于一百八十多万人民币。
而且这三千万日元的标准，并不代表《西泠八家印存》的实际价值，丁如霞认为那孤本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三千万。
之所以提出这个标准，是因为这个数额，在内藤富卿的承受范围之内。
内藤富卿再一次成为被告，他又一次在法庭上道歉，承认了自己丢失那孤本印存的错误。
但承认归承认，内藤富卿则认为，那孤本的经济价值，并没有达到三千万日元。
2013年1月16日，内藤富卿摇身一变，变成了这起“丢失印存”事件的受害人，他向警方报案，说自己在什么什么地方，丢失了那印存孤本，希望警方早日抓到小偷。
法官在这起丢失事件当中，则一直调解原告和被告，内藤富卿自始至终，只愿意拿出内200万日元，赔偿给丁女士。
三千万日元和两百万日元差距巨大，内藤富卿则一边道歉，一边说那孤本只值两百万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2万元左右。
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了此事，而且《西泠八家印存》孤本丢失之后，引发了中国书法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例如西泠印社的成员吴超同先生，他认为那孤本的价值，远远超过三千万日元，如果放在中国国内的拍卖会，价值至少也要一亿日元以上。
再有就是，内藤富卿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谁会带着那么珍贵的孤本，去厕所里呢？
丁如霞自始至终，都认为内藤富卿在说谎，她提出了几点质疑。
第一点质疑，这并不像是内藤富卿丢失了印存孤本，倒像是内藤富卿提前做局，想要偷漏孤本，占为己有。
第二点质疑，假定内藤富卿是丢失孤本，可从丢失到回去寻找，间隔时间不足十分钟，而内藤去的那家酒店厕所，平常很少有谁进出，以前也没有发生丢失东西的事情。
第三点质疑，丁如霞说：“按照日本的习惯，一般丢失东西，95%以上都能失而复得，印存和印章，都是很专业的东西，不是行内专家一般不会了解其价值，所以拾到的人一般会交到警察所，拿走的几率不高。”
第四点质疑，内藤富卿既然坚持认为印存孤本丢失，可至今也没有谁能证明是丢失，只有人看到内藤拿着一个白色的纸袋进了那家宾馆的洗手间。
所以，丁如霞提出了以上四点质疑之后，希望日本东京的法官，能够站出来主持公道，弥补丁家的一二损失。
西泠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名叫刘江，他在八十六岁那年，得知印存孤本丢失，他感到非常的气愤，希望东京法院和东京警方，能够早日查出真凶，不要影响到两国的文化交流。
一直到今天，也未能查出印存孤本的去向，成了中日两国的一件悬案，到底是丢失了？还是被私藏？恐怕只有内藤富卿自己知道吧。
此事带来的影响很大，成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障碍，例如2019年春节的时候，一则爆炸性的书法界新闻，引发了台海两岸书法圈的激烈争议。
起义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在2019年1月16日，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无偿借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
当网友得知此事，海啸一般的批评，扑向了台北博物馆，怒火恨不得顺着网线，烧到该博物馆的负责人身上。
两岸多家媒体，怒批台北博物馆，骂负责人难道忘记了《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丢失事件吗？
网友更是分开指责，说了很多过激的话，认为中国的文物，不能再借给日本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