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设计师有多绿？

天青釉的成就需要一份雨后隽永的诗意，针织也是如此，浪漫的感性氛围和精湛的技术同样重要，这种混搭成就了针织品的温暖，比起其它材料，因为贴合身体，针织似乎更具有人性。nume作为一个当代的针织品牌，并没有完全地依附机器，反而更在意双手绕过纱线的印记。

“机器针织其实是理工学科思维，你首先要去编程序，那程序就必须遵守技术原则；手工更像文学，设计更自由。nume更多的是去思考如何结合针织技术和传统手工，用这种有情感温度的链接去赋予针织更多的可能性”，nume的品牌主理人宣典军这般解释道。对于品牌来说，针织由一根线开始，是想象赋予了它花型、肌理与结构，也就是说，针织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思想的幻影，它比其它的材料拥有更多的自由度。

“针织最大的不同在于，你要先考虑如何设计面料，这赋予了你更自由开放的想象和表达空间，因此针织往往更细腻、更包容，当然也更有趣。而服装则是一个表达和展示自我的工具，今天的你可以是任何状态：兴奋的、平静的、性感的，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你的穿着去感受；因此我认为服装是一个非常显性的表达。nume的以人为本就是在这个相对明确的氛围中，创造出更多元情绪表达的衣服”。

2022年春夏系列的灵感来自于韩国导演金基德执导的电影《漂流欲室》，以针织为苇帘筛下深邃的心意流转，“《漂流欲室》女主角在充满了情绪碰撞甚至说撕裂般的嫉妒、愤恨和爱与自我满足中挣扎。为了再现这样的情感，我们决定拆解人、身体和欲望的关系，利用对比感强烈的原料，将金属贝壳，鱼钩和云朵般柔软的羊驼毛结合，制造撕裂形式的露肤，然后再利用技术工艺和手工将他们融合，进而传达这些情绪”。

电影将欲望道尽，诠释了空寂背后的难言之隐，欲望与可持续时尚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对此，宣典军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欲望”是创造的根本，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动力，所以我觉得它不跟任何事物是对立的。平衡消费主义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概念，一是品牌不要盲目迎合，提供好的设计，优质的产品品质；二是消费者不要盲从潮流，要有独立审美的意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物品。这两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

幸运的是，nume作为一个针织品牌，本身就走在可持续时尚的前列了，譬如针织几乎不会有原料损耗，选择天然纤维可以更好地水洗处理等等。宣典军将可持续时尚理解为一个完整的闭环，即“实现可持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以自我出发选择学习可持续这个意识，并在生活和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这个过程恰似天青釉的诞生，繁复工艺后还需要一些浪漫的人性，一些存在的切身感悟，天青色等烟雨，纱线缠绕如游丝横路，nume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对于很多人来说，自2020年起，每个新年似乎过得都不太顺，有太多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疫情、自然灾难，还有那些让人心悸的社会新闻，命运的枪林弹雨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本就不牢固的心灵堡垒，于是人们开始寄托于一些美好的事物，试图借其拨开云雾唤醒迷失的阳光，时装便是其中一份。“我觉得时装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们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内心喜欢上演各种各样的小剧场，我也很喜欢适当的自我怀疑，而这些恰恰是我做设计必不可缺的部分，因此时装也算帮助了我更了解自己。Kinder的思想和心境很单纯，他心里有自己的乌托邦，所以只要让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游荡，他就会勾勒出其中最美最梦幻的一部分”。

motoguo的设计师之一郭温涵毫无保留地谈到时装对他的意义，他为时装添加了一个新的纬度，即自我，正如他所说，“创立motoguo的过程就像在整理自己的成长日记，每一季，我们都会追溯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然后再借用当下的心境去审视曾经的过往，我觉得每位独立设计师需要拥有独属自己的声音，只有先说服自己，才能再推给观众”。这份感悟得益于郭温涵和黄凯威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在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度，他们进化出了独特的超能力，即“将不同的文化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无论什么风格与文化，只保留最打动自己的故事”。

没有月亮的蓝天却以月亮命名，和毛月色相似，motoguo的梦想世界里也常常潜藏着自嘲式的荒诞戏剧。为了更好地宣传2022春夏系列，郭温涵和黄凯威专门为此拍摄了一个mv，在“土味”的音乐和场景里，讲述一个因爱太深产生执念而导致家里闹鬼的故事。执着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是驱动，同时也会让人们失去信仰而陷入自我审视的生存困境，等待戈多的悲剧或许并不会发生，但虚无所带来的绝望感却时时都在，郭温涵也曾掉入其中，当他在音乐行业里越发迷茫的时候，是vintage时装打破了他的时间循环。“vintage算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品牌文化，对我们来说，vintage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在当时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设计师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射至细节，什么都要提倡极简，这其实是我不太能认同的。对我来说，一件大事由很多小细节累积而成，vintage教会我们去忠于情绪，而非将其视作设计的累赘”。

得益于对vintage的了解，郭温涵和黄凯威对消费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没有盲目地贬低其带来的副作用，反而将其看作一个契机，“其实我们觉得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断制造各种困难，然后一步步去解决它，所以如果没有消费主义，可持续时尚又怎么会出现呢？二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消费主义的的确确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起讨伐，我更希望人们借此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motoguo天马行空的设计不同，在可持续时尚的讨论上，他们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静，“其实说实话，可持续性对独立设计师是有难度的，一方面环保的面料确实是比普通面料贵几倍，这对独立品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当下的盗版确实是有在拖慢可持续时尚的脚步，比如我们的每一枚vintage扣子都是精挑细选的，但盗版可能就直接去制造一个新的扣子，这点确实让我们力不从心”。正如郭温涵所说，motoguo是在限制中成长的品牌，因此他们看待事情也会更加理性，在可持续时尚的大潮流中，他们并不着急绿化品牌，反而会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利用复古材料讲述自己独有的故事。每至丰收的日子，生命之树上就会长出一颗颗由时间构成的小小果实，沐浴在金黄色气味的日光，它们会在毛月色的天空下，慢慢吐纳这份温煦，折射出深藏在心底的美妙情绪。

“生活和创作并不是两种天赋，而是同样的能力”，抛开了生活的才气是没有基底的，它只能依附在轻薄的想象上，仿佛是一个用烧瓶培育出来的生命，维系着转瞬即逝的珍重。将艺术融入生活，是设计师王隈和时天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致力于探讨县域文化与边缘群体文化，以华丽通俗、幽默讽刺的方式点亮身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本身我们生长于这种环境之中，对西方主流审美的崇拜到现在还是存在的，但希望我们自己表达的时尚是生动、真实有趣的”。

生活带来的安定感和愉悦感不断推着MARRKNULL的成长，同时也将社会的现实摆在了王隈和时天的面前。2017年春夏系列，MARRKNULL以畸形人为灵感来源，试图借助设计展示社会对这个小众群体的偏见，“在创作方面我们更注重的是表达自我感受，不会被媒体的评价左右我们自己的设计与创造。因此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追崇绝对的主动权，将设计当作发声的工具，同时通过不同人群的视角来捕捉生活的趣味性”。王隈和时天总是在尝试制造不确定性，一种偏离理想的重塑与改变，这种偏差是不完美的，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在隐蔽下无限蔓延，渗入深邃的内心。

20世纪70年代末，一群被称作破坏衣服的日本叛逆者们陆续闯到巴黎，将雕塑与建筑感引入到时尚理念中，创造了别开生面的着衣风格。同时，解构主义开始在时尚圈里展露锋芒，对于解构主义来说，表面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又常被看作是虚假或矛盾的，既然你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意味着你需要思考每一处细节。王隈和时天分别毕业于建筑和服装专业，建筑思维与服装设计的碰撞对他们来说是实现解构主义最好的助力，“对我们来说，解构主义的魅力在于将原本的一个事物进行分解重组，从而给事物赋予全新的含义”。

拥护着这样的想法，王隈和时天更愿意对可持续时尚提供多角度解读，他们认为可持续时尚是一种态度，一个完整的持久行为习惯，实现可持续时尚并非只有购买环保理念产品那么简单。“我们觉得不应该用想法的新旧来衡量可持续时尚的发展，它是不确定的，并非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比起结果，我们更愿意将可持续时尚看作一个过程，从品牌自身概念出发而定制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对于MARRKNULL来说，可持续时尚本身就是一场博弈，一场与消费主义的和解，“其实，我们并不赞同一味地讨伐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时尚并非是一种对立关系，某种层面上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我们需要探究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形成非零和博弈关系。让品牌自身与消费者，或是消费与环境尽量趋近于共赢”。

如果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解释可持续时尚，想必艾草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它来自于自然，并最终也回到自然，这个循环组成了中国哲学里的“圆”，生命源起自圆，也终将归于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