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子宫（体外妊娠）技术发展简史

©ADC Fetal Neonatal Edition/The BMJ

如今的人造子宫——将早产儿当做正常待产而非胎龄不足的婴儿——是否会像其他革命性的生殖技术一样，面临相同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未来可能出现的体外妊娠技术？克莱尔·霍恩（Claire Horn）认为，在畅想未来时，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历史，掌握推演体外发育（ectogenesis）发展路径的关键线索。

几百年来，怀孕和分娩的参与者只有孕妇及其女性亲朋好友与助产士。早在保育箱变成医疗设备前，母亲与助产士就已有了这一常识性概念：只有在类似子宫的温暖环境中被紧紧裹住，新生儿才可能茁壮成长。

尽管怀孕被视为自然现象，但某些女性似乎十分欢迎体外妊娠技术的到来。时至今日，分娩时，孕妇仍危险重重，一旦情况不妙，有效的治疗手段也很少。我们一直在利用科学与医学进步，让其他“自然”现象更加轻松、更容易被接受。为什么要把怀孕和分娩排除在外呢？

或许16世纪时，炼金术士幻想出的荷蒙库鲁斯（homunculus）正是人工孕育物的雏形。在1572年出版的《论物质的性质》（De Natura Rerum）中，巴拉赛尔苏斯（Paracelsus）坚称自己找到了创造微型婴儿（这种婴儿叫作homunculus，荷蒙库鲁斯，意指“小矮人”）的方法。他写道，把精子和马粪放在烧瓶内，“喂”之以血，小小的人形物就会诞生，一开始它是半透明的，40天后会逐渐变成不透光的实体。

认为精子中有小人儿的观点流行于17世纪。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把孕妇视为器皿，因此，任何哺乳动物的子宫乃至烧杯，都可以取而代之。这一最早的、对体外发育的幻想，成了男性掌控生殖权的手段，他们试图通过替换子宫来理解子宫内难以捉摸的黑暗空间。

19世纪末，由于医生想把怀孕和分娩纳入管控范围，产科学因此得到了充分发展。医生（大多是男性）和经过正式培训的男助产士开始定义什么是孕期“正常现象”，且提出了妊娠和分娩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接下来几十年里，评估与风险管理方案应运而生，然而麻醉、常见的会阴切开术等众多医疗手段，只是为了方便主治医生，而非缓解产妇痛苦。医疗干预措施本身并不消极，如今，世界各地的许多孕妇都受益于保健专员的护理。问题不在于技术和干预措施，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主要目的。

19世纪80年代末，在欧洲和美国的世界博览会上，医生们展示了首批装满婴儿的医用保育箱。观众们纷纷付费观看安放在玻璃箱中的孩子，一排排装饰性的棕榈树矗立其间。这些展览令人们认为婴儿可以在母体外发育，就像兰花能生长于暖和潮湿的温室一样。这种早期的保育箱能让胎龄不足40周的婴儿足月发育。

怀孕和分娩已成为主流医疗实践的关注点，这些保育箱也让早产儿成了特殊类别的病人。在顶级医学期刊上，评论员们讨论了这项技术的目的与功效。

有些人称赞它颇有创新，但又强调照顾体弱婴儿的最佳策略是母乳喂养和增强母子/母女亲密度。也有人认为保育箱的孔口显然比子宫好看很多，再加上空气和玻璃都消过毒，保育箱远远胜于母体。

那些相信保育箱或许是升级版“子宫”的人，受到了法国医生斯特凡·塔尼尔（Stéphane Tarnier，这项技术的创造者之一）高傲发言的鼓舞。他声称自己正站在体外妊娠技术的最前沿。

塔尼尔及其同事创造的保育箱不是全自动化的，需要人类（主要是护士）24小时维护。但很多人将其视为自动化设备，对人类看护者视而不见，某杂志记者甚至把保育箱叫做“人造养母”。

©Wellcome Collection

关于怀孕、分娩和避孕的争论在几代女权主义中非常突出。因此，人造子宫在女权主义文学中屡见不鲜也就不足为奇了。“体外发育”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作家兼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1923年，在剑桥大学邪学社（Cambridge Heretics Society）发表演讲时，他曾提及此词。

霍尔丹畅想了这一场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婴儿都将通过人造子宫出生。他的演讲后来被集结成文，其朋友与同事纷纷做了回应，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护士兼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便是其中之一。在《翠鸟：一夫一妻制的未来》（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中，布里顿认为人造子宫不是打开乌托邦之门的钥匙。相反，为了通往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促成两个“进步”，一是使分娩与妊娠安全无痛的科技进步，二是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社会进步。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上世纪70年代著有《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经常被误解成不加批判就接受体外孕育的狂热科技实证主义者。

没错，费尔斯通确实曾宣称怀孕是残酷的，她认为生殖生物学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暴政。在她的设想中，某个世界会利用某种形式的人工妊娠技术使生育劳动公有化，并将孕育重担重新分配给整个社会。但她也警告道：“鉴于当代的科学家很少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是女性” ，我们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体外发育技术。

很多有阴道和子宫的人，一看到手术钳或窥器，难免心生恐惧、创伤发作。詹姆斯·莫里安·西姆斯（J. Marion Sims）是窥器的发明者，常被称为“妇科之父”，他推崇白人至上，在未施麻醉、未获病患许可的情况下，残忍地用黑人少女试验窥器及其他医疗技术。黑人妇女、土著妇女、有色人种妇女、残疾妇女及贫困女性一直被区别对待，她们不仅无法获得安全科学的护理，还会成为优生学家攻击的靶标，其生殖健康因而受到了损害。

当代女权主义评论人士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人造子宫的担忧，她们认为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技术胁迫并伤害孕妇，特别是那些无缘获得生殖护理的孕妇。粗暴的医疗手段和技术一直在伤害产妇，体外发育技术也将是其中一员。

目前，正处于初级开发阶段的技术可以使胎龄早至21至23周的婴儿在母体外健康地存活。这些初级人造子宫模拟了子宫的环境，将极早产儿放入人工羊水中，令其继续生长。

胚胎学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2017年，两组研究人员成功让胚胎在实验室中发育了14天（译者注：据“14天准则”规定，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证明了人类胚胎在没有母体滋养的情况下，可存活的时间比之前公认的时间更久。2021年，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科学家称已成功令母体外的小鼠胚胎进入了器官发育阶段，如果伦理许可，他们希望能用人类胚胎再度进行实验。

（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586-z）

研究人员常常会谨慎划定研究成果的使用界限，他们强调人造子宫旨在帮助极早产儿，而非推动体外妊娠技术发展。尽管发明者们有此警告，这些创新技术还是令人们既期待又忧虑（人们担心它们会突破伦理，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费尔斯通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工妊娠为何产生？由谁创造？为谁创造？她说的没错。由于成本高昂、资源占用密集，人造子宫很可能只能在设备精良的新生儿病房中使用。但如果人体试验真能成功，有能力接受这种护理的极早产儿家庭必将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

称这些技术为全自动妊娠技术的媒体报道，其准确性并不比19世纪80年代末针对保育箱的新闻报道更高。但是，如果妊娠的某些阶段（也许某天会变成全阶段）可以在母体外进行，我们又该如何加以看待呢？问题的答案可能取决于对技术开发、设计及用途有发言权的人。

高级护理专家、父母、护士、孕妇陪护和助产士可能会对如何应用人造子宫才最有益有不同的见解。想想这个场景：人造子宫可以轻易适用于资源不足的环境，或单人在家中就可轻松进行操作。

这些想法可能看起来遥不可及，但体外发育技术的未来是未知的。几百年前，保育箱里的婴儿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观众畅想了人类生命如同奇花异卉一般被孕育的场景。借助发展中的当代技术，我们可以预想体外孕育领域尚未成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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