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百年前即有渊源！丨张謇·启示
横空出世！9月初，北京证券交易所一诞生，就吸睛无数。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北京证券交易所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在举全国之力推进卡脖子技术、核心硬科技等大型科技攻关的当下，在中国专利申请最多、科研投入比例最高、纳税和容纳就业最多的中小科研驱动型创新企业，即专精特新企业，所面临的持续投入大、融资难的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北京证券交易所将成为中国大陆沪深两大交易所之外的，第三大证券交易所。
时势造英雄，万物生长总是基于现实需求产生的。正如103年前（1918年），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一样，都是基于时代的呼唤，只是担负了不同的使命。但是，百年前的探索尝试，无疑为今后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而它的成立和发展与张謇先生颇有渊源。
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夕：
乞灵于法律
自古以来，茶馆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总是充当了重要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舆情中转的角色。
上世纪初期，在中国还未有专门的股票交易所时，为了买卖股票，许多股票经理就到茶馆进行股票交易。每天早上，在此起彼伏的聊天声中，茶会就此展开。大家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交换信息、洽谈交易，成为一时盛况。不过这种交易往往是口头成交，也有人直接将证券拿到茶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依据比价，将证券换手。
茶会的盛行一直到1914年秋天，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成立，才出现转变。随着证券交易开始为官方正视并逐步公开化，茶会便渐渐凋敝。
此时张謇出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约莫一年，主要负责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经济建设。面对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的局面，张謇刚到北京，就强烈地表达了因无健全的经济法、商法而无法开展工作和急于立法的迫切心情，并提出迫在眉睫的四大事项：
一、当乞灵于法律。
二、当求助于金融。
三、当注意于税则。
四、当致力于奖助。
张謇说：“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验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
张謇认为“政府之所能为力者仍在法律。法律曰，必如此而后可以蓄道德、养信用，而后可与外人共同营业，而后可与世界之商立于同等之地位。假使人民而曰，吾宁使道德、信用之不立，而不愿受法律之拘束，则无望矣”。
1914年前后，张謇主持颁布了众多法律。其中，1914年12月，张謇会同财政部制定了《证券交易法》，翌年4月，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细则》，对证券交易所的设立、组织及监督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后来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期间：
波折中前进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因财政问题而倒台，北洋政府的财政长期入不敷出问题暴露无遗。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兴起之时，由于中国近代产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债的大量发行，证券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随着证券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证券交易市场应运而生。证券交易市场承接晚清的发展，迅速突破“茶会”等松散市场形式，步入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时代，证券交易形式也由现期交易的单一形式，发展为现期、定期和便期等多种交易形式。
此时，随着《证券交易法》的颁布，中国证券交易所开始进入筹建时期。
1916年，孙中山联合上海商业名人虞洽卿向北京政府提出创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据资料显示，孙中山期望通过此举获得革命活动的经费。在北洋政府的眼里，孙中山提出这项要求有些“不良”企图，所以对此申请千方百计加以拖延。
反对方的主要人物之一便是张謇。
当时的张謇已经洞察出袁世凯想要称帝的野心，多次劝说无果后，抛弃政治职务，脱离袁氏做领袖的政府，离开了北京。南下的张謇，仍然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早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提出，而晚于它成立，外界认为张謇持反对声音占了大部分因素。
外界对张謇反对的原因揣测有二：
一是张謇的反对并不是反对孙中山，而是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大生纱厂创办以来，张謇已深刻认识到融资对于实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建立证券交易所也是张謇为大生纱厂发展融资的计划之一。
二是按照国际惯例为依据，指出证券交易所只能交易证券不能涉及物品交易，而且依据1914年的证券交易法，交易所不能有外资持股，而在虞洽卿的方案中，恰恰就有外资的身影。
于是，上海交易所的申请被搁置，北京证券交易所却在紧张筹备之中。
由于前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资本市场低迷，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对往期借款不能按期偿还，所以值得求助于内，转向国内发行公债。1912—1926年，政府先后发行公债27种，共计6.12多亿元。此外，还有各类短期库券1.08亿元以及名目繁多的地方公债。
1916年，“京钞”信用危机爆发。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5月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这无异于卡住自己的脖子，自取灭亡，千万不能这么干。被誉为“中国一部金融史的创造人”的张公权访问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渐渐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不必紧张地去兑现，到19日，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
当时的金融环境十分飘摇，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只得仰赖举债度日。北洋政府后来决定发行公债来平抑，由此成立证券交易所就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1918年6月5日，由王景芳、岳荣堃、曲卓新、李景铭、陈福颐、罗鸿年等数十人发起组织，在北洋政府的批准下，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股份金额为100万元，王小宗为理事长，沈芝舫、张蓉生为常务理事，粱涣涛为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北洋政府为了应对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不断发型公债和向银行借款的结果，与当下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以及新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完全不同。当时，在强烈的政治导向驱使下，政府公债和国库券发行空前膨胀，构造了北京证券交易所虚假繁荣的幻象。据资料记载，自1912年—1926年，北洋政府总共发行27种公债，发行总额计612,062,708元，其中绝大部分是1914年后发行的，以1918年、1920年、1921年三年发行最多。
此时的张謇已经离开北京3年多，虽然没有直接推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但是却为当时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稳定殚精竭虑。早年大生纱厂的开办，让他深刻意识到资金对于实业的巨大推动作用。1913年，他就在通州开办甲种和乙种商业学校，设立银行专修科，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张謇为学校题写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毕业生分布南通、上海等沿江城市，尤其为南通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謇为当时的中国创造了一片充满希望的人才土壤。
北京证券交易所结局：
从没落到倒闭
北洋政府执行能力有限，政府财务吃紧，经济立法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导致《证券交易法》的实际效力与张謇原先设想的相去甚远。
在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中，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建设中，北京证券交易所终究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而陷入绝境。
北洋政府垮台后，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于是在1929年，北京证券交易所亦改名为北平证券交易所。彼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运行了9年，拥有更多的市场自主权。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多集中于上海，各大银行总行纷纷迁至上海，此时的北平已不如往日的繁华，多数资金外流，日渐萧条。
后来，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北平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到了1950年初，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挂牌营业。但寿命不长，由于管理不规范、资金周转不灵，于两年后宣布关闭。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证券交易所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时事变迁，40年后，沪深交易所相继设立，再过30余年后的今天，北交所重又走上历史舞台。如今，此北交所已非100多年前的那个北交所，它的历史使命也与百年前大相径庭，但依然要感谢张謇等一众人为中国证券交易做的尝试和铺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所做的挣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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