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如何成为风投网红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届总统。第二天，一本名叫《乡下人的悲歌》的书，冲上亚马逊销售总榜第一名，《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推荐语是：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这本书的作者万斯书写的地理坐标，叫米德尔敦，美国著名的“铁锈地带”。这里曾因水利便利、矿产丰富而成为重工业中心，拥有引以为傲的市中心，然而随着钢铁产业的没落，工厂被废弃，机器布满铁锈，市中心沦为废墟，商店寥寥无几……

在我的家乡黑龙江，也有这样一座曾经辉煌而后又没落的城市。鹤岗，曾经是国家重要煤炭基地之一，与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并称“黑龙江四大煤城”。煤炭是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运转的血液，可资源逐渐枯竭，让这里因贫血而乏力。“花两万，整套房”，让这座东北小城闻名全国，首个财政重整地级市、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更是让人揪心。

像米德尔敦、鹤岗这样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如何转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处于“铁锈地带”的城市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有的城市和地区擦亮了“铁锈”实现了复兴，也有的城市转型失败依旧“锈迹斑斑”。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实现复兴的包括德国鲁尔工业区、英国伯明翰以及美国匹兹堡等，转型失败的典型则是美国底特律。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济凋敝，鲁尔工业区萧条的景象随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地政府将独立运作的博物馆、休闲、景观公园、购物旅游等统一开发建成“工业遗产之路”参观路线，成为新经济增长点。这和北京市石景山区以冬奥会为契机，加快推进首钢工业遗存保护的思路一样，在北京冬奥组委、滑雪大跳台、首钢三高炉等工业遗存保护项目完成之后，老厂区已经从“工业锈带”变身为活力秀场。与之相反，转型不太成功的“汽车城”底特律被贴上“沉沦”的标签，特别是它未能经受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一度宣告“破产”。

关于“铁锈地带”转型的经验教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东北三省要走出发展的困难，必须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啃国企改革硬骨头”，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不是靠政策的优惠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国企改革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东北和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差距最大的，是政府：东北一些地方官员仍没有跳出“东三省就是要发展重工业”的思维，而且东北一些地区还没有形成适合风险投资的生态系统，“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仍未被完全打破。东北想要真正振兴，首先必须要打造创新型政府。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

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坚守基本原则——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为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仅限于修正市场，而不是直接创造、塑造市场。但这套理论在很多核心议题上，抽象掉了政治、社会、历史等很多重要因素，也不考虑“国别”，然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资源动员和配置方式，应该因地制宜，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在新经济资本时代，即使在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硅谷，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政府也不仅是管理者，还是关键的参与者，而且通常更勇敢、更愿意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这不仅存在于经济学家称为“公共产品”的少数领域，而且设计整个创新链，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商业化到企业的早期融资。这些政府投资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和产业，换言之，政府不仅“修正”市场，还在创造和塑造市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美国，政府不仅是公司规则制定者、产品购买者，也是早期系统开发的资助者。在大学计算机项目中，接受政府资助的占70%；电子工程的最初动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军事需求；超级计算机的主要用户是军队、安全局和核武器实验室；第一批硅晶体管用户是空军及导弹系统，第一批集成电路用户是宇航局；互联网源于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万维网则由欧洲粒子实验室发明……

美国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政府深度介入科技创新活动，这与美国口口声声所宣称的“小政府大市场”恰恰是大相径庭的，美国人其实是在闷声发大财。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举国体制”这一重要法宝，与市场机制并不冲突，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国内新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在私募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风险投资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合肥被称为“最牛风投城市”，深圳国资委被称为“白衣骑士”。

2008年，合肥花费了百亿元引进京东方，最终京东方在多项领域做到了世界第一；2016年，合肥和兆易创新合作成立长鑫存储，让我国终于拥有了内存芯片的自主产能；2020年，合肥在蔚来最为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蔚来汽车起死回生，一系列“神操作”让这个内陆省会，一跃成为“最牛风投城市”。

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投资京东方建设一条175亿元的产业线非常困难，经济和政策决策风险都很大，当时的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产业线。对于网友给合肥封了“赌城”的名号，合肥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道：“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所以我更认可这是‘十年磨一剑’的模式。”

在投资蔚来汽车前，合肥四条战线同步在开展：第一，组织专业团队，也委托了国内一些顶尖专家进行论证，对蔚来的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面的研判；第二，高度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对换电模式研究；第三，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通过法务和财务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调；第四，进行详细、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

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说合肥政府有许多小细节让他很有感触：“在与合肥的合作正式落地之后，许多汽车产业的朋友都跟我说，接到了来自合肥的各种各样的电话，基本上是把我们公司，包括我个人都调研了个底朝天。合肥在这一方面体现出来的投资专业性，是非常让我敬佩的。”

但这还不足以回答最关键的问题：合肥为何突然就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或许我们能从深圳原副市长的话里找到答案。他认为，合肥是被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中科大、有12个科研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另外他还提到一个关键因素：“合肥的位置比深圳好，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典型，它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

同时他还对比了东北和深圳的差别：“东北设备是重型的，深圳的设备一定是轻型的。因为轻型设备可以拆开去分工，但是重型设备就很难拆，这也导致了生产重型设备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巨大企业。一个巨大企业什么事都自己干的时候，效率就一定会低于社会分工。深圳现在更多的产品是科学引领，物质量在减少，科学含量在大幅增加。”

这种社会分工协作，在深圳国资委的投资模式中体现的最明显：入股的各类企业，深圳国资委基本都不直接参与经营投资，而是充分尊重企业自身管理运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深圳国资委学习的是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淡马锡控股公司，将国有资产的经营全权委托给商业公司运营，财政部仅在淡马锡董事会人选上行使一般股东的职责，政府不会干预淡马锡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使得关联企业可以长期稳定发展，持续为股东和新加坡的国家储备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对于有些学者担心的“国进民退”的问题，其实单纯以“国有”和“民营”的方式来区分并不科学，以专业和非专业、机构和非机构来区分更合理。专业的、机构化的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属于同一类，像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风险投资公司IQT，照样可以投出“Keyhole”，培育出谷歌，像合肥、深圳这样的城市，也一样可以成为风投网红；而那些不专业的投资机构，即使是资金全部都来源于市场，依然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综合全球的经验教训，只要做好以下四点，“铁锈地带”也能成功翻身：

第一，需要打造一个创新型的政府，敢于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经济浪潮中。政府的作用不只是寻找、挑选赢家，然后通过招商引资把他们引进来，还要能够预见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方向，才能直接创造、塑造市场，而不是仅限于修正市场。

第二，找到适合自身地区发展的好战略。对落后地区的政府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挑选宏观发展方向，只有在确定大方向之后，风险投资才会参与进来，企业才会对这些方向和领域的未来发展满怀期待。

第三，政府的政策一定要有延续性。合肥“意外”爆红的背后，是它已经沿着这条路默默低调努力了近20年。如果从1970年几乎“倾囊而出”支持中科大搬迁到合肥开始算起，这个内陆省会已经“科里科气”了50多年。在这期间，时代的变化、领导的换届都没有动摇它主动追寻科技创新的步伐。

第四，创新型的政府要敢于承担风险。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其实政府投资适用于各类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因为有时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一些激进的产品和新兴行业，因此最不确定的投资便由政府首先启动。成立于1958年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过去50多年里，推动了互联网、自动驾驶汽车、隐形技术等改变世界面貌的创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很多国家争相复制的模式。2018 年，日本启动了模仿DARPA的Moonshot项目；2019 年，德国启动了德国成立联邦颠覆性创新局；2020 年，英国版DARPA也宣告成立，被命名为“高级研究与发明局”。

我国的地方政府直接介入投资领域，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曲线，不断进行实验才能积累经验，失败在所难免。深圳市委书记在央视节目中，表示会包容天使投资的失败，政府最高会承担天使母基金40%的损失。有这样敢于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公开做这样表态的市委书记，深圳确实无愧于中国改革的最先锋。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内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城市之间，发展方式、路径和风格也不尽相同。在上海你很少看到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这样的模式和文化，可以保证不出现差池，在那些变量少、不确定性弱的领域也完全适用，但就是很难长出最前沿、最打动人的传奇。

近年来，东北的地方政府也开始解放思想，增加和投资界的交流，每次在我们主办的中国母基金峰会上，看到来自东北的创投机构，都倍感亲切。虽然东北新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远远不够。

2019年，一家媒体在盘点“被创业者抛弃的城市”时这样描述哈尔滨：共和国长子们改革开放的机会没轮上，等到互联网革命发现已经赶不上了，还落下一身毛病。近几年哈尔滨也着急忙慌地上马了一堆创新、创业或者高技术产业扶持政策，但能让人记得的大多仍是企业被刁难、办事很麻烦的各种故事。流失的不仅是人才，甚至还有制造人才的高校——连哈工大都跑去深圳搞校区了。

振兴东北，依然任重道远。即便如此，还是希望我的家乡在新经济时代早日“除锈”成功，彻底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

注释：

1.彭兴庭.资本5000年：资本秩序如何塑造人类文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268

2.[英]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M].李磊，束东新，程单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5

3.彭兴庭.资本5000年：资本秩序如何塑造人类文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282

4.[英]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M].李磊，束东新，程单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30]

5.秦朔.大国之城：中国城市经济与治理现代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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